曾令无数名人奔赴的西班牙内战战场究竟混杂着怎样的叛乱、血腥与遗憾？
我们熟悉一些名字，无论是拿着笔的海明威、加缪、乔治·奥威尔、毕加索，还是举起摄影机的尤里斯·伊文思，又或是被称作“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 的白求恩，他们都曾为同一份理想饱含正义感地奋斗过。
国际纵队，它背负无数共同的信念与愿望，最终成为在当时失落过，却永不褪色的火焰；成为纵然失败，也是振聋发聩的一句“ 死者勿需站起来，他们已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永不可被征服的，它比任何暴政制度还要长命，大地将永垂不朽。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这些光荣入土的人士，已经完成人类的不朽。”
△左上：著名的诗人聂鲁达，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加入国际纵队，曾著《国际纵队来到马德里》
△右下：白求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建立移动输血站，确保了战时血液分配
#国际纵队在马德里
巴勃罗·聂鲁达
早晨，一个寒冷的月份，
挣扎的月份，被泥泞和硝烟污染的月份，
没有膝盖的月份，被不幸和围困折磨的悲伤的月份。
人们透过我家湿漉漉的玻璃窗
听见非洲的豺狼用步枪和血淋淋的牙齿嗥叫，
我们除了火药的梦境，没有别的希望，
以为世上只有贪婪、暴戾的魔王，
这时候，冲破马德里寒冷月份的霜冻，
在黎明的朦胧中
我用这双眼睛，用这颗善于洞察的心灵
看到赤诚、刚救的战士们来了
他们岩石般的纵队
机智、坚强、成熟、热情。
那是悲伤的时刻，
妇女们正忍受着
像可怕的歹徒一样的别离，
西班牙的死神比其他地方的死神更加粗暴、凶残
布满种植麦苗的农田。
在街上人们受伤的血
和从住宅被毁坏的心脏里流出来的水汇合在一起：
孩子们被折断的骨头，母亲们
披着丧服、令人心碎的沉默不语，
手无寸铁的人们再也睁不开的限晴，
这就是损失和悲伤，
就是被站污的花园，
就是永远被杀害的鲜花和信仰。
同志们，
这时
我看到你们，
我的眼睛至今仍充满自豪
因为我看见你们冒着清晨的冰霜
来到卡斯蒂利亚纯粹的战场，
像黎明前的钟声一样
肃静、坚强，
你们庄严隆重，蔚蓝的眸子来自远方，
来自你们的角落，来自你们失去的祖国，
来自你们的梦乡．
满怀着燃烧的柔情，肩扛着步枪，
来保卫西班牙的城市
这里遭围困的自由正被野兽吞噬
会倒下和死亡。
弟兄们，从现在起
让男女老幼，尽人皆知
你们庄严的历史、你们的纯真、你们的坚毅
下至硫磺气体腐蚀的矿井，
上至奴隶非人的阶梯，
让它传到所有绝望人们的心底，
让所有的星星，卡斯蒂利亚
和世界上所有的谷穗
都铭记你们的名字、你们严酷的斗争
和像红橡树一样坚实的伟大胜利。
因为你们以自己的性命
使丧失的信仰、空虚的魂灵
和对大地的信任重获新生，
一条无穷无尽的河流，带着钢铁和希望的鸽群，
沿着你们的富饶、你们的高尚、
你们战友的遗体
犹如沿着鲜血染红的山谷流淌。
但真正的西班牙内战究竟面临着怎样的惨状？其原因又是什么？
近年来，许多西班牙人在努力寻找死于内战的亲人的埋骨之地。他们的行动受到了很多阻拦，但渐渐，有大量埋葬地被发掘出来，相应的研究也在披露越来越多的真相。
在西班牙内战的战线后方，约有20 万男男女女在没有接受司法审判的情况下被谋杀，或者在走过场式的司法程序之后被处决。
导致他们被害的原因，就是1936 年7 月17 日至18 日反对第二共和国的军事政变。可能有多达20 万人由于同样的原因死于战场。还有数量不明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死于空袭，或者在逃离佛朗哥军队占领区的途中丧生。
在叛乱方于1939 年3 月底取得最终胜利后，西班牙全境约有2 万名拥护共和国的人士被处决。在过度拥挤和缺乏基本卫生保障的监狱和集中营里，还有更多的人因为身患疾病和营养不良而死去。
其他人则死于奴工劳动营极为恶劣的工作条件。有超过50 万难民被迫流亡，其中很多人病死在法国境内的拘留营地。数千人在纳粹集中营里被奴役至死。
△新近抵达阿热莱斯的女性难民正等待甄别
精心构造的“佛朗哥神话与谎言”
直到今天，佛朗哥将军和他的旧政权仍然享有比较不错的声誉。这来自一系列经久不衰的神话，其主旨都是强调他的统治所带来的好处。
在精心构筑的宣传话语中，是他一手促成了西班牙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奇迹”，是他勇敢地将自己的国家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旋涡之外；而关于其政权的起源，有诸多不实之词。
它们源于最初的一个谎言，即西班牙内战是为了拯救国家免遭赤色分子控制而进行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这种对事实的捏造成功影响了很多讲述西班牙内战的专著，在这些作品中，西班牙内战被描绘成一场双方道德水平相当的武装冲突。
关于无辜市民伤亡的问题也被归结到这一理念中，并因而被“正常化”。再者，反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不愿相信军官和“绅士们”会卷入针对平民的大规模蓄意屠杀的心理，以及对反教权主义暴力的厌恶，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战争编年史中为何会有这样的一大段空白。
△塞维利亚，在“死亡纵队”开赴马德里之前，佛朗哥与其残忍的领袖胡安·亚圭在一起
叛乱方的战果是在多大程度上建立于系统性和有计划的大规模杀戮之上，以及他们接下来的政权在多大程度上建立于国家恐怖主义的基础之上，这些问题在涉及西班牙内战及其后果的文学作品中只占相对较小的比重。
同样被很少提及的还有以下事实：叛军方面于1936年7月17日夜起开始实施的根除异己的计划引发了即时的连锁反应，在共和国控制区激发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暗杀行动。
由残忍的暴徒在后方发动的针对并未犯下什么滔天大罪的受害者的集体暴力，证实了在该背景下使用“ 大屠杀”一词的合理性—不仅仅是因为其程度和范围，也是因为应该唤起在西班牙内战之案例中对系统性杀戮的感知，正如在德国和苏联的类似案例中的情况一样。
无论是在共和国控制区还是叛乱方控制区，针对各自后方的镇压均持续存在。尽管两者在数量和性质上大有不同，但是每一方的镇压行动都夺走了数以万计的生命，而大多数遇难者根本就没做什么坏事，甚至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行动。
作为叛乱方领导人的莫拉将军、佛朗哥将军和凯波·德·利亚诺将军都将西班牙无产阶级视为如摩尔人一般的劣等种族，因此必须通过出其不意与毫不妥协的暴力来加以征服。
△埃米利奥·莫拉将军，冷酷无情的军事政变主导者
因此，他们将自己在北非率领西班牙外籍军团（Tercio de Extranjeros）、摩洛哥雇佣军、西属摩洛哥正规军等殖民军作战时所学到的各种杀鸡儆猴式的恐怖手段应用于西班牙本土。
纵容部下的暴行这一点，在佛朗哥1922年的战地日记中就有所反映，日记中详细描述了摩洛哥村庄被毁以及村庄守卫者身首异处的场景。
他甚至以赞许的语气讲述他手下的那个只有十几岁的小号兵是怎样活生生割下了一名俘虏的耳朵。在一次突袭行动中，佛朗哥亲率12名军团士兵出击，并带回了12颗血淋淋的部落民（harqueños）的首级作为战利品。
斩首俘虏和砍掉他们的手脚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当米格尔·普里莫·德·里韦拉于1926年访问西属摩洛哥时，等待他检阅的是一整营的军团士兵，而每名士兵的刺刀尖上都挑着一颗首级。
△塔拉韦拉– 德拉雷纳的卡列– 卡尼塞里亚斯（即“屠宰街”），这张照片记录的大屠杀事件由佛朗哥纵队一手制造，佛朗哥方面的宣传机构却将照片公开发表，并谎称这是共和派在塔拉韦拉– 拉雷亚尔犯下的暴行
在内战中，西班牙非洲军团将他们在殖民地营造的恐怖转移到了西班牙本土，并企图以此手段实现一个旨在巩固其未来专制政权的冷酷计划。
由叛军方面实施的镇压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行动，按照政变首脑埃米利奥·莫拉的说法，这一行动的目标，就是“坚决且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和我们想法不一样的家伙”。
相反，共和国控制区的镇压更像是一种情绪化的被动之举。起初，它是针对军事政变而出现的一种自发的防御性反应，而接下来的因叛军暴行而逃离家园的难民所带来的消息以及叛军方面的空袭，则加剧了这种反应。
△从凯波在马拉加的恐怖镇压中逃离的难民正前往阿尔梅里亚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爆发这场让文明社会的种种约束不复存在的军事政变，共和国控制区域还会出现如此众多的暴行。
作为政变之后果的法律与秩序体系的崩溃，导致了最后审判日般的“千年复仇”（数百年压迫所积累的根深蒂固的仇恨）的总爆发，并导致那些被释放出狱的囚犯，甚至是那些以往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谨小慎微的人，犯下种种不计后果的罪行。
而且，像任何战争一样，基于军事上的现实必要性， 还要消灭内部的敌人。
那些在1936年7月17日起事的西班牙军人，当他们放任自己的狂妄自大与残忍时，给西班牙同胞造成了怎样的苦难。他们挑起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直至今日，它所带来的苦痛仍回荡在西班牙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