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为什么会死之一：皇帝说这群人永不叙用，地方争相聘请他们
（电视剧里的董卓）
作者兰台，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董卓为什么会死？
不是因为他是西凉粗鄙武人，也不是因为他的残暴，虽然他的残暴是导致他败亡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最主要的。
董卓之所以会死，归根结底是他在汉灵帝死后企图“逆潮流而动”，结果触怒了已经深受汉灵帝操弄权术之苦的东汉全体士族，或者说有识之士。
就像是袁世凯称帝遭到全体国人反对一样，这才是董卓真正的取死之道。
董卓之死本质上是以汉灵帝、宦官与外戚为代表的皇权与东汉士族为代表的绅权斗争的终点。
首先，东汉只有经学士族，而没有魏晋南北朝那种门阀世族。
这两者的区别简单来说在东汉，一个士族想做官要么精通儒家学问，要么身体力行儒家的精神，只有精通儒学或者身体力行儒家精神的士大夫才能做官。
到了魏晋南北朝，门阀世族子弟之所以能做官，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王、谢子弟。
有人会质疑说，不对，袁绍四世三公，难道袁绍做官也这么麻烦？
（电视剧里的袁绍）
如果袁绍只想做一个平平无奇的官僚不用这么麻烦，但是袁绍如果想要接过袁隗的接力棒，做士族领袖，那还真就是这么麻烦。
“绍少为郎，除濮阳长，遭母忧去官。三年礼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后汉书·袁绍传》
为了“纯孝”的名声，袁绍在家守孝了六年。
“服阕，徙居洛阳。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軿柴毂，填接街陌。”——《后汉书·袁绍传》
袁绍守孝期满，在洛阳为了培养自己的声望，他甚至做不到不论来访者身份高低，他都以礼相待。这同样是在身体力行儒家“仁义礼智信”的行为准则。
而袁绍“四世三公”家族是怎么发迹的呢？
西汉末年，袁家先祖袁良学习了孟氏《易经》（西汉孟喜所创立学派）被举为明经，东汉建武初年，任成武县令。从此孟氏《易经》就成了汝南袁氏家学，世代相传，袁绍年轻时也学习过孟氏《易经》，只不过不算精通而已。
从袁绍以及袁绍家族就可以看出，东汉末年虽然士族已经有向门阀世家转变的迹象，但是东汉士族决不能和魏晋世家简单划等号。
之所以花费如此多笔墨介绍袁绍家族以及东汉士族，是想说明东汉士族是东汉政府官僚主要来源，东汉士族作为一个群体和阶层，士族阶层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士族毕竟不是后来的门阀世家，东汉士族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领袖和组织，东汉士族更接近今天的有房一族，只是社会中坚力量的代名词而已。
不过，虽然东汉士族并没有统一的领袖和组织，但是他们确实是有统一价值观，那就是反对宦官专权，众所周知，宦官势力就是皇权的变异，反对宦官专权本质上就是反对皇权独大。
（汉光武帝）
东汉虽然沿袭了西汉的政治制度，但是东汉相比西汉，在权力集中问题上又大大前进了一步，西汉时期真正掌握行政事务处理权的外朝在东汉完全被尚书台所取代，可以说东汉真正权力始终掌握在外戚和以宦官为代表皇权手上的。
东汉士族在朝堂上几乎完全沦为了事务官僚，但是东汉士族毕竟掌握了东汉地方经济大权，所以士族很快就发明了“清议”来制衡外戚和宦官。
事实上独大的皇权确实给东汉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比如要求皇帝制裁贪腐暴虐的宦官，是的，东汉宦官由于皇权独大的缘故确实显得贪婪、暴虐，要求皇帝对农民起义军和西凉起义军实行招抚政策，已经希望皇帝减少财政开支。
到了汉桓帝时期，宫廷宫女已经“至五六千人，及驱役从使复兼备于此。”
但是皇权具有天然扩张性，对任何要求制约皇权的群体都天然的厌恶，这种厌恶是铭刻在每一个有皇帝自觉的帝王的DNA里的，包括汉灵帝。
发生在汉灵帝建宁二年的党锢之祸其实就是宦官故意诬告士族在地方结党营私、图威社稷。
这两点对于汉灵帝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士族结党不管是不是真要“图谋社稷”，但是可以肯定“党成于下，君孤于上”的。
所以其实很精于权力斗争的汉灵帝大发雷霆，一次性就处死了太仆杜密、太尉范滂、长乐少府李膺等一百多人，且对他们的追随者采取“锢及五属”的严酷措施。
当然，汉灵帝之所以如此严酷的处置“党人”，是他直观的感受到了东汉士族群体庞大影响力，事实上这一次党锢之祸原本是汉灵帝为了缓和与士族紧张关系主动赦免了一批在汉桓帝时被“禁锢终身”的党人。
结果令汉灵帝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赦免简直成了全国各地士族对皇权的示威，前面说的范滂回到汝南老家，汝南和南阳数千士族自发迎接范滂，被赦免的党人虽然终身不准为官，但是这批被汉灵帝释放的党人还没有回到家乡，地方州郡就争先恐后的去结交他们，请他们到州郡担任官职。
（连环画里的党锢之祸）
这种地方州郡与中央朝廷立场以及道德评判价值体系的相左，不仅坚定了士族与宦官（皇权）斗争的信心，也极大刺激了汉灵帝。
但是出乎汉灵帝预料的是大屠杀并没有吓阻到士族，相反，不名誉的屠杀反而使得党人成了金光闪闪的头衔。
东汉末年名将皇甫规在得胜回朝后，对汉灵帝的高官厚爵毫不动心，反而主动要求汉灵帝把他也列为党人之列，以为最高荣耀。
“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后汉书·皇甫规传》
从皇甫规自求党人禁锢例子能看出，当时士族对抗宦官（皇权）的并不是军队，而是他们的名誉以及在地方上的影响力。
汉灵帝对士族不公正杀戮不但没有保证皇权独大地位，反而激发起了士族更强烈的对抗情绪，而且从这一次党锢开始，东汉士族群体真的和东汉皇族渐行渐远了，如果说最开始东汉士族只是希望限制皇权无限扩张，那么到了汉灵帝党锢事件后，东汉士族群体开始觉得为了限制皇权，似乎换一个皇帝也没有问题。
而东汉士族有鉴于这次党锢事件惨烈教训，开始认识到只有名誉和影响力是不够的，他们开始谋求更实实在在的权力，包括军权。
很快，东汉末年一起重大事件爆发使得汉灵帝不得不依靠士族的合作，这一下士族群体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
哇，两千多字了，董卓还没出场，这怎么办？只能明天继续了。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后汉书》、《三国志》、《东汉末皇权对三大政治集团的态度》、《试论东汉“党锢之祸”的影响》、《党锢之祸与士大夫心态》、《东汉末党锢之祸新解》、《试论东汉后期士大夫集团势力的膨胀与党锢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