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的一份伪托奏稿

乾隆年间是今天仍为某些史家所认为的盛世，而乾隆十七年（1752年），则是这个所谓盛世的巅峰时期。清朝人自己也讲，这个时期是乾隆帝最为励精图治的时候，他明察秋毫之末，事事留意事事关心，朝野上下动辄获咎。官员们的日子比此前的康熙和雍正时代，都不好过。

就在这个时候，冒出了一个“伪稿案”。有人假冒孙嘉淦的名义，写了一份洋洋万言的奏稿，对乾隆帝大有非议，被认为是“指斥乘舆”。同时，奏稿把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以及尚书讷亲等骂了个遍。传播甚广，影响极坏。

孙嘉淦是雍乾时代的重臣，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深得乾隆帝的信任。伪托的奏稿出来之后，乾隆帝一个字都没有怪罪孙嘉淦，只是下令各省追查。但是查了一通，效果不佳。

对乾隆帝来说，这简直是把一桩逆案当做普通案件来办了，虽经皇帝切责，仍然不得要领。特别是在江西，实际上案犯之一的千总卢鲁生，已经两次到案过审，却都被滑过。相关的书办已经解到江南省，但也没有审出名堂。

后来经过乾隆帝亲自督办，中央三法司加上进京的两江总督尹继善专门办理，最终才算把首犯千总卢鲁生、守备刘时达加上若干书办，一并拿获，经过迭次审讯，总算审出了名堂。

当然，乾隆帝倒是想揪出案件背后的黑手的。但是两个武官无论怎样加刑，只承认是自己泄愤之举，没有扯出任何一个朝臣。后来乾隆帝仔细查看伪托的奏稿，发现里面没有任何一点朝廷的隐秘，而且词句粗鄙，确实不像一个正经读书人的作品，便就此结案了。

结案之后，案犯被严惩自不必说，相关官员也被处罚了一大批。直接承办案件的江西巡抚、按察使和南昌知府均被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漕运总督以及若干中央派到江西督办案件的官员，都被交部议处，少不了会被降职罚俸。

依乾隆帝的意思，所有看过奏稿的人，都该查处。因为等于看了骂你家父亲和祖父的帖子，你们不愤怒也是大逆不道。但一来人数太多，牵连太广，二来也不好查实到底哪个看了哪个没看，所以开恩免议。

其实，这个伪托的奏稿无非模仿批评朝政的所谓诤言，把话说得激烈一点，事实上不可能真的骂娘。攻击了那么多重臣，当然也得捎带着批评一下皇帝。有没有后台，现在已经不好说了。但即使有后台，其效果也无非是泄愤。这个奏稿一经问世立马广为传播，说明这样的泄愤还是有市场的。即使是所谓千古一帝的乾隆帝，整人整多了整狠了，也还是会有反弹的。

千总和守备，是排在倒数第二第三的武官，为武职正六品和五品的官阶，在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微不足道。要说是他们自己干的有点不可信，但这样的人，只要给一笔银子，倒不难指使。没有查出幕后之人，皇帝就草草收摊，大概也是看出了这案子背后的官员积愤。如果按他的“逆案”定性，这样的处理，实在是有些草草。

需要说明的是，在案子闹得沸沸扬扬之际，有个御史上书要求停止查案，可见事情闹得实在是太大，一点小事就折腾得地动山摇。反过来，也说明乾隆帝最初的反应有些过度。

查处一批办案的人，算是杀一儆百吧。乾隆帝大概也担心，真的要查出一批朝臣来，牵连可就太广了。由此引起的震动，恐怕是他也难以承受的。

视觉 I 谭黎明

编辑 I 杨智淋

审核 I 刘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