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管闲事

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因为距离这样的标准这样的人我以为自己还是存在不小的差距；而现实似乎也并不具备让我成为这样的人的基本条件。但我要说，喜欢多事确实是我的习惯之一，也因此，我没少挨妻子的抱怨。

2000年的春天，我去上海办事。在上海外滩十六铺附近，准备坐江申轮回家的我因为还有一些时间，所以，在黄浦江边徜徉。在不经意间我发现打从这里走过的外国游客不少人都将旅行包挂在胸前，这样的做法，让我好生奇怪。而接下来偶然看到的一幕为此做出了最好的说明：数名新疆小男孩先是尾随一位外国女游客，接着乘她毫无防备，将她背在背后的旅行包的拉锁打开，从中窃取了一只钱包，而后飞一样地跑下了台阶，与一名20多岁的小伙子一番交头接耳后，一哄而散。

我马上回过神来了：这显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盗窃！于是我立刻向附近岗亭中值班的辅警报警。让人十分惊讶的是，这位辅警居然无动于衷——或许是此类事辅警早已见怪不怪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拨打了110。还好，附近派出所的警车不过5分钟就到了。但我的麻烦也随之而来了。

警察带我与那位外国游客一起去派出所接受调查做笔录。听翻译介绍，这位游客是委内瑞拉籍。警察对这位“外宾”非常客气，将她请到了接待室与之进行了非常友好的交流。但是，负责对我进行笔录的警察的态度却很不亲切，让人反感，似乎我是犯罪嫌疑人。因此，我拒绝笔录也拒绝作证。在这样的情况下，警察的态度有所缓和。或许这就是内外有别？真的有些让人看不懂。须知，我可是他们的同胞兄弟，而且还是见义勇为之人哪！

笔录结束，看看警方竟然对我如何回到十六铺不闻不问，我不禁牢骚满腹：我本是在外滩等候上船的人，因为协助你们调查而随你们来到了这里。这里可有到十六铺的公交车？是哪一路？至少你们也该介绍介绍吧？如此这般，日后谁还敢协助调查之类？一位年龄跟我相仿，看上去很可能是所长或者教导员模样的人说：先生你别担心，我这就送你过去。后来他真用警车送我回到了十六铺。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坐警车。

我是傍晚时分上的上海到南通的江申118客轮。上船的时候很人挤，加之辛苦了一天非常很疲惫，结果我被小偷偷去了裤袋中的200元钱，

回到家中，被妻子数落和笑话是免不了的。她知道我的个性，也时常告诫我出门在外不要多事——多事往往就会有事。要少一事，就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学会装聋作哑。然而，我对这样的说法是不以为然的。我反问她，假如你是那位委内瑞拉的女游客，你出门在外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事，是希望知情者装聋作哑不闻不问，还是希望人们也能像我一样见义勇为？人都该将心比心吧？

后来我根据这一材料，写成了一篇近3000多字的长文投寄给多家媒体，我最初的目的是想让上海的警察对他们处理此类事件的方式进行适当的反思，学会尊重自己的同胞。这篇文章《羊城晚报-新闻周刊》用一个版面全文刊发出来了，标题被编辑改为《一个外地人在上海的一日》；北京的《检察日报》也刊登了，标题是我原来的，原标题大约是《见义勇为的尴尬》。——这两家刊物给的稿费总共大约是350多元，算是把我经济上的损失失补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