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抄边读｜《漫长的星期六》：「每一种语言都是打开新世界的窗子」

阿德勒：沉默的语言这个问题您在《思想之诗》里直接探讨过。“沉默”究竟是什么意思？

斯坦纳：在我最初的几本书，尤其是《语言与沉默》里，我试图理解话语无法进入的地方发生了什么。我们谈论过“沉默的声音”中有两个重要类别——数学和音乐。我年轻时在普林斯顿有过一段对我影响至深的经历：我透过门缝，看到一群数学家在黑板上快速演算，用一种令人眩晕的速度写下拓扑代数的公式。其中有日本人、俄国人和美国人。一种绝对的安静。他们说不同的语言，很难在语言上彼此理解，却能在寂静中完美地倾听到对方的思想。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启示。

很多交流都发生在言说之外，或超越于言说。马拉美就试图让我们理解诗行与诗行间巨大的空白。音乐中有些沉默也很关键。我也曾试图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些事物不需要被说出。纳粹大屠杀时那段无可比拟的经历，以及情欲和语言的某些瞬间，都是我一直努力探寻的主题。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情欲和带着性意味的隐语，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情色俏皮话。但有些人说，在真爱中占支配地位的应该是沉默。有些文化传统看中情色表达，而另一些文化中，类似的表达则成了禁忌。我一直都着迷于言说的可能性和爱的、快感的可能性之间的交流。我们很难给一场大型精神运动界定出一个准确的时间上的起点，但我想说的这场运动大约起源于1910-1912年，那是一个下午，在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姐姐瓦妮莎（她们当时是伦敦的两位美人）的父亲家里。幽默、聪颖、爱讽刺的作家利钝·斯特雷奇来她们家喝茶。瓦妮莎穿着一件非常迷人的白色夏裙走进房间。裙子上有一小块污渍。于是作家用了“精液”这个词。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这是“精液”第一次在有教养的布尔乔亚圈子被公开大声地说出。这不可想象。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变得可能了。

语言危机有一部分是与现代的性解放和禁忌密切相连的。有些问题在今天的语境下很值得探讨：什么是禁忌？什么是不合法？什么应该被抵制？

阿德勒：2011年出版的《思想之诗》这本书里，您提出了一个事实上支配了整本书的问题：“哲学是未被说出的东西吗？”在语言和沉默的辩证法里，您如何给哲学定位？

斯坦纳：我一辈子都嫉妒数学家和音乐家。为什么？因为他们运用的是真正普世的语言，我们反复提到了这一点。

语言的问题在于，我们每时每刻都借助翻译。当我跟您说话时，我们一直在同一种语言内部对事物进行翻译：我们希望能理解对方。每个人对同一些词语的使用不可能完全相同。有多少人类个体，就有多少种话语。我曾问自己：一个哲学家追寻的终究是普世的真理，他如何去应对语言对他的抵抗？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会与伟大的作家们相遇。反过来，与语言搏斗以及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搏斗的人——每首诗都是一次与语言的搏斗——将会遭遇哲学家的问题。《思想之诗》这本书是我终生思考的结果，因为我同时生活在哲学家和某些伟大的诗人中间。

法国有非常辉煌的思想家传统，一些思想家同时也是最伟大的作家，有的作家是所有哲学家都必须认真对待的。比如说——您可能要笑话我，我提的都是老掉牙的东西——我很倚重阿兰的思想，他依旧对我影响至深，并未过时。他也经常说：“读司汤达或巴尔扎克，就是在做哲学。”我们还会联想到对我们青年时代影响很大的那个男人——让-保罗·萨特。萨特先生的理想时什么呢？“我想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野心未免太大，但他的确在靠近他们。

阿德勒：如果我没理解错，数学、音乐、某些形式的思想之诗的力量在于他们具有无需语言的媒介，也不必借助翻译便能到达每个人的那种普遍性。必须被翻译，这是不是意味着一种虚弱？不过，所有东西都可以被翻译吗？

斯坦纳：一件真正的作品应该拒绝被翻译，虽然有一些例外情况。如果《哈姆雷特》在一座疯人院用斯瓦西里语上演，可能会产生强烈的、令人信服的奇妙效果。莎士比亚可以被翻译成所有语言。在我看来，日本拍摄的关于莎士比亚的电影比我们自己拍的更有意义，也更深刻。不过，有些文豪没法被翻译。所有俄罗斯人都会含泪告诉你：“就算读着最漂亮的译文，你也永远没法理解普希金的哪怕一个词。”确实，有些很伟大的诗人很难翻译，包括一些散文家。

但凡伟大的作品，你读到最后，它都会神秘地对你说：“必须重读一遍。这是第一次尝试。重新尝试一次。”贝克特，成功阐明了一切的贝克特——我们爱他到了疯狂的境地——便写过这样的话：“必须更好地失败”。每每遇到新尝试，下一次我都会更好地失败。我常对学生们说：要试着在下一次阅读中更好地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