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成为新的梵蒂冈

摘自拙著草稿《发现文明》第十四章  2.2 美国成为全球新的意识形态中心

接前《意识形态对峙史》

自建国开始，美国就始终是基督教尤其是清教徒的坚强堡垒。随着美国国力增长，以及欧洲的反宗教运动，基督教西移在20世纪已成定局。到20世纪，新“罗马”与“梵蒂冈”在今天实质上都已移都北美。“神圣美帝国”自20世纪中叶，开始对全球进行霸权控制。到21世纪，美国选举了一位混血总统之后，美国认为自己已经擦干净最后的劣迹，没有任何道德牵制，所以开足马力宣传“政治正确”，正式成为基督教与民主教的二合一教廷。实质上所有非基督教国家，以及民主程度没有美国高的国家，都随时会成为美国的攻击对象，20世纪下半叶美国广泛插手其他国家的政治，策划他国的颠覆活动成为常态。在此背景下，所有中东穆斯林国家与信奉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美国不共戴天的仇敌，有利益关联的除外，比如沙特与以色列。

很明显美国保持了当初的殖民帝国初心，一切只看利益，只挑选性地选择朋友与敌人，沙特这样将记者碎尸万段的国家依然可以是美国密友，与中国、苏联也可以是朋友，也可以随时找到借口进行打击或制裁。无论如何，到20世纪末美国已经可以毫无思想负担地宣称他们是民主制的代言人，而一切与美国不一致的国家都嫌疑是反民主的邪恶国家，包括推翻了美国扶植的伊朗王权开始实施一人一票选举制的伊朗。“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全世界无论是否有条件都已经宣称了对“民主”的服膺，这是20世纪的独特风景，美国学者还写出了民主为人类最后的终结的荒谬著作。

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已经解释过，它实质上是落后地区的一种危机应对，它不应该是一种罪行，“社会主义国家”所呈现的不过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时代性”与文明水平，制度不过是表象。不是社会主义，甚至更邪恶，文明水平真正决定着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表现。从独裁专制到民主，是一个文明发展过程，也是物质经济水平的体现，没有人可以人为理想化地设计转变。即便上加上文明水平的维度也不足以说明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社会表现，德国纳粹与日本都是当时的先进国家，他们的行为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

民主制更是一种西方文化传统，其他地方的模仿其实未必见效。假如说当初的极左设计是错误的，其实面对逐渐正在修正的极左，极右们正在犯下同样的错误。此时我们耳边不禁响起哈耶克的一段名言：人类及其社会，是演化的产物，绝非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妄图构建人间天堂的一切努力，都是理性的自负，终将带来匮乏、奴役和巨大的灾难。以前我们从右边听这段话，今天从左边听这段话依然有效。

我相信全人类的现代化道路假如顺畅，都将进入更高层次的民主社会，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集体计划经济或自由市场，都不是问题。文明才是个问题。

全球200多个国家，有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差异巨大的文明程度，就政治制度我们有理由提倡多元选择，提倡百花齐放的适配。假如民主制不过是今天现代化发达国家的适配，那么如何尊重落后文明的顺利发展，将是一个新的严肃议题，因为它牵涉到落后国家的发展权利问题。

不必为落后的社会主义体验辩护，正如不必为斯巴达辩护，但是携带着奴隶制并杀死了苏格拉底的雅典民主似乎也不是完美的，当时的希腊哲人就对民主提出过批判。假如回归到爱琴海的光辉年代，智慧的古希腊人从来没有如20世纪的人们一样愚蠢地陷入意识形态之战，更不会以民主挟持他人。但刚刚终止了奴隶制与种族隔离的西方，在今天如此痴狂于民主制，这种局面不禁让我们常常反思，到底是古希腊时代的先贤更愚昧，还是今天的现代人更迷信？我没有答案。

人类从某个角度就是一种宗教动物。作为宗教动物，必须有假想敌，信仰只有在抗争中获得成长与坚定。现代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新宗教。宗教或意识形态都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异教徒的猎巫行为是个常态，宗教甚至可以成为武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历史之中，而且发生在近现代的左右对峙，甚至发生在左右的内部内斗。何时这种意识形态战斗会结束，就是科学与理性彻底战胜愚昧与迷信的时刻。

作为从20世纪为民主战斗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美国对于中国的邪恶化，中国人应该沉思是不是中了圈套——尽管这未必是敌人的有意，而是一种对于文明认知的愚昧。毕竟一个国家用祷告和服用消毒水治疗新冠病毒的国家，科学意识上可能并非无懈可击，一个死伤最多的国家，可能“头脑”出了问题。所以，这个梵蒂冈可能也不灵了。刚刚看到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历史学家许倬云的两句话：“正如美国决策者怀疑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我们也需要担心美国是否能和平衰落！” 似乎对于美国自视为民主化身是一个反讽，许倬云总结的美国衰落原因中有一条是，美国总统制的最大软肋是一人治国，而不是党派治国。也就是说，美国的政治独裁才是美国衰落的问题所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