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人间鲁迅：人生最后岁月的衣食住行（上）
1927年，鲁迅刚抵上海，先住进了位于英租界爱多亚路的共和旅馆。这家旅馆设备较好，但长住不是办法，于是鲁迅让三弟周建人代租住房。当时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就住在单位附近的景云里。他去打听了一下，知道弄内23号还空着，就去跟鲁迅商谈。周建人告诉大哥，景云里住了不少文化人，有茅盾、叶绍钧（叶圣陶）等，而且茅盾家的后门就对着23号的前门，另外还有一些商务印书馆长年合作的同事，可以互相照顾。鲁迅听了很高兴，于10月8日从旅馆迁入景云里。
就在这里，鲁迅跟许广平开始了同居生活。
1928年9月9日，因23号周边喧闹嘈杂，吵架的、唱戏的、搓麻将的，甚至有绑匪出没，鲁迅移居至同里18号，并邀周建人一家同住。鲁迅夫妇住二楼，周建人一家住楼下，生活上相互照应。1929年2月21日，鲁迅一家又移入同里17号。这里朝南又朝东，阳光充足，鲁迅非常喜欢。
在景云里三处居住的两年七个月当中，鲁迅编辑了《语丝》《奔流》等刊物，组织了“朝花社”，筹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喜得贵子。但是邻里关系出现了麻烦。鲁迅夫人许广平在《景云深处是吾家》一文中回忆说：“我们的后门，紧对着一位大名鼎鼎的奚亚夫，挂有大律师的招牌。他家中有十四五岁的顽童，我们通常走前门，哪里招惹着他们呢？但因早晚在厨房煮饭，并带领建人先生的小孩，因此被顽童无事生非地乘煮食时丢进石头、沙泥，影响到小孩的安全和食物的清洁。鲁迅几经忍耐，才不得已地向之婉言。不料律师家的气焰更甚，顽童在二十三号后门上做那时上海流氓最可鄙的行为：画白粉笔的大乌龟，并向我们的后门撒尿。理论既不生效，控告岂是律师之敌，这时，刚好弄内十八号有空屋，于是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移居到十八号内，并约建人先生全家从一弄原来的住处搬在一起。计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在二十三号共住十一个月。古人云择邻相处，但当时的上海，无论如何择法，也很难达到自己的愿望。这是一段惨痛的回忆。”
1930年5月12日，经内山完造先生介绍，鲁迅迁至“北四川路194 A3号”，日文译名为拉姆斯公寓(或称来姆公寓、北川公寓、闸北公寓)。这是一座四层平顶大楼，鲁迅住在三楼，有大小八间房，包括书房、卧室、餐厅、浴室，三人居住相当宽敞。邻居有英国人、日本人，但素不往来。
这里虽然可以避喧，然而鲁迅却两次离寓避难。
一次是1931年左联五烈士殉难前后。因盛传鲁迅也是搜捕对象，故鲁迅一家于1月20日至2月28日到日本人在黄陆路开设的花园庄旅馆避难39天。鲁迅一家连同保姆住在旅店副楼楼梯底下一间工友住的小屋，保姆和海婴睡大床，鲁迅夫妇就挤在靠门口的小床上。在1月23日致李小峰信中，鲁迅写道：“众口铄金，危邦宜慎，所以我现在也不住在旧公寓里了。” 其间一度盛传鲁迅被捕，“老母饮泣，挚友惊心”（1931年2月4日致李秉中信）。友人劝鲁迅出国休养，他的回复是：“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恋旧乡，仍不能绝裾径去，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亦可哀也。”（1931年2月18日致李秉中）
另一次避难是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一·二八”事变发生当天，寓所突然停电，不久传来枪声，由疏而密。鲁迅和许广平跑到阳台上，看见子弹穿梭，像一条条红色的弧线在头顶划过，赶忙退到楼下，一颗子弹洞穿而入，打在鲁迅书房的墙上——他的书桌正对着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鲁迅在同年2月22日致许寿裳信中描述：“此次事变，殊意料之外，以至实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 第二天终日在枪炮声中度过。第三天大队日军前来搜查。原来这座公寓有人向日军放冷枪，看到鲁迅一家都是妇孺老弱，日军才悻悻而去。于是，鲁迅只得在1月30日下午携带一点换洗衣物，搬到内山书店楼上，过着一家人挤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2月5日是旧历正月初一，鲁迅一家和周建人一家又迁避至三马路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直至3月13日才结束了这段避难生活，重回旧寓。一路上，但见不少房屋或为火焚，或遭炮毁，行人亦复寥寥，觅食需奔波数里，感到在上海“居大不易”（1932年3月15日致许寿裳信）。想回北京，又怯于旅费之巨，故未成行。
困扰鲁迅的邻里纠葛
1933年4月11日，鲁迅又从拉摩斯公寓迁至山阴路（原名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一直住到逝世，共有三年半时间。
鲁迅大陆新村的寓所共分三层。底层前为客厅，后为餐厅，中间用玻璃屏门隔开。客厅摆着一张黑色的长桌，桌上有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里面插着大叶子的万年青。二层的两间，前为工作室兼卧室，后为储藏室。三层南面有小阳台，阳光充足，空气流通，鲁迅特意安排保姆带海婴居住。楼下铁门后有一丈见方的小天井，种植了花木，如石榴树、紫荆花、牵牛花、夹竹桃，还种植了鲁迅喜爱的蔬菜，如南瓜、丝瓜……
然而，鲁迅临终前曾急迫地想离开此地，委托周建人尽快替他另觅一所住处。这让一些好奇者心怀疑窦，甚至怀疑鲁迅跟日本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政治纠葛。但实情很简单。先看周海婴的一段回忆：“ 我家住的是九号。靠弄堂底还住有一家日本人……我家大门原先是铁栅式，后来封上洋铁皮，因为有日本小孩常来欺负我，丢石块，喊叫‘八格耶罗’，还用洋泾浜的中国话骂我‘猪猡’。”（《鲁迅与我七十年》，第33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出版）另一段文字是鲁迅家庭医生须藤五百三的回忆：“先生平生很注意于养生，尤其厌恶寒气和煤烟。自本年（按：1936年）5月间起，前面的人家常不客气地放出黑烟来，真气煞他了。他常说道：‘顶讨厌的是说谎的人和煤烟，顶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纪念集》，第二辑第20页，上海书店1979年12月 复印）
综上所述，鲁迅此次急于搬迁只是由于常见的邻里纠葛，并没有掺杂其他的政治因素。
（本文系《新华月报》2016年2月上“人物｜记忆｜阅读”栏目文章，摘自《纵横》2015年第4期。作者陈漱渝是中国鲁迅研究会原副会长，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