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遨游在微生物的海洋，去发现微生物世界的精彩瞬间，它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我的微生物情，缘于汉川一中微生物校办工厂（也称菌肥厂）。当时我们近二十位同学（见下图），在校办微生物厂里被分了好几个小组，欧阳建平、张岚和我被分配到根瘤菌（又名固氮菌）实验小组，负责根瘤菌的平板分离实验。我们精选优质的孢子，培育出高质量的根瘤菌，深埋于豆类植物的根部，为它制作''氮’’餐。通过同学们的不断努力，大家将5406洒在棉田里，将920滴在棉花的花蕊上，看着它们结出来一朵朵洁白的大棉花，心里那个美呀，真不知怎么样用语言来形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随着时间的斗转星移，我们很快就结束了二年半的高中生活，各自奔赴农村那个广阔天地去了……
一中微生物厂工作的同学们高中毕业合影
（上排：张亚飞、卢义焕、彭国华、刘胜祥、胡运虎、严少东、卢新民；
中排： 张长生、段良宏、周汉林、张维雄、
罗维国、阳建平；
下排：刘桂香、李利华、李灿辉、涂佩曼、张娴、张岚）
参加工作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上了汉川制药厂，原因竟然是厂里有一个微生物发酵车间。我如愿地被分配到这个车间，在酒精回收工序负责酒精的浓缩和回收工作。凭借工作的空隙我去成品制作车间，看见收获的制霉菌素是一种油沥沥的深棕色物质，与制霉菌素的性状不相符（制霉菌素的性状应为：黄色或黄棕色粉末）。经打听该产品当前的含量只有750u／mg，是用上海一家抗生素厂淘汰出来的菌种生产出来的。经查阅相关的资料后，我向厂长提议，对制霉菌素菌种进行平板分离，精选质量优良的孢子，经摇瓶培育测试，待含量提高后再用于生产。厂长很重视我的意见，马上联系当时的武汉大学抗生素系（现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并送我去学习菌种优选的方法。在武汉大学抗生素系黄教授和项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我将带去的菌种认真的挑选培育，并经黄教授认可后再带回工厂做摇瓶试验，最终经检测含量提高到了1000u／mg。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我住在武汉大学研究生招待所，不巧碰到了也在武汉大学进修的高中同学张娴。我俩在休息的空闲，漫步于武汉大学的樱花树下，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回忆起汉川一中微生物厂的生活。偶尔星期天晚上还和在武汉大学读书的高中同学张菁一道看一场露天电影，那段日子过的十分紧张而快乐着。
学习结束后，我回到工厂马不停蹄的将精选的菌种进行摇瓶小试，种子罐中试，最后用于发酵罐做大试。也不知道熬了多少个通宵，最后终于将制霉菌素的含量基本上稳定到了1300u／mg，成品也恢复了它固有的性状。那一年给工厂带来了一笔可观的经济收益。但由于当时生产条件较差，发酵罐没有降温系统，产品只能在20℃以下的条件下生产。加上制霉菌素的市场过饱和，价格下滑厉害，发酵生产车间也被迫停产了。随后我被分配到工厂质检中心开始我的专业药物分析工作了。就这样，我从检验员、质检中心主任、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直到晋升为总工程师。一干就是二十年，再也与微生物无缘了。直到2000年，汉川制药厂宣告破产。而福星集团正好要筹建湖北福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我和原汉川制药厂的生产厂长王少东先生被福星集团聘任为工程师，去福星公司组建五人筹备小组，负责微生物发酵产品花生四烯酸（AR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HA）两个产品的立项及相关工作。我与微生物又结上了情缘。上任后，我和王少东先生着手编制《产品可行性研究报告》，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后，在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相关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对公司菌种室、检验室、发酵生产车间、油脂提炼车间、粉末生产车间按照GMP的要求实行平面布局。在厂区建设的同时我们对ARA和DHA分别进行了小试和中试。在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老师们的细心指导下，试验大获成功。并在一年后产品ARA和DHA就正式投入了市场，并逐步走向国际市场。本人也正式被福星集团聘为福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质量总监，从事公司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工作，直至2011年退休。
回首往事，情系微生物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财富！情缘便是如此，你会用一秒钟撞上她，用一分钟注意她，用一小时思索她，用一天喜欢上她，最后的结局是：用一生一世去追寻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