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翰牺牲后：妻不改嫁，推三轮做工养大女儿，后人低调却不简单
1930年，一名中年女子从湖南长沙辗转来到上海。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很多人来此寻求发迹的机会。不过这位女子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她来上海的目的只有一个：
给有钱人家做佣工缝制刺绣，赚钱养活在老家的母亲和女儿。
这个女子名叫郑家钧。她不喜欢说话，不过做起事却很细心认真。很快，她就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刺绣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主人家对她的刺绣活很满意。
平日里，郑家钧和普通上海女工并没有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每当夜深人静时，她总会拿出一颗红珠细细地端详。这颗红珠是她丈夫生前送给她的，也是她全身上下唯一值钱的东西。
她死去的丈夫，叫夏明翰。
多年后，“夏明翰”这3个字连同那句“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一起，入选了中学课本。
英雄自有属于他的战场，他是为理想而死。而对其妻郑家钧来说，生活的磨难才刚刚开始。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在生活的战场上，郑家钧也是勇者。
说起来，郑家钧和夏明翰的相识缘于一次“美女救英雄”。
1925年，郑家钧在湖南长沙做湘绣女工。当时的湖南，属于革命运动最热烈的地方，大批有志青年从这里觉醒。郑家钧虽是个女孩子，但经过进步思想的熏陶，也积极投身到革命活动中。
有一次，党组织在长沙组织人力车工人罢工，郑家钧负责掩护工作。郑家钧虽没读过书，但看着组织罢工的“领头先生”慷慨激昂地讲着话，她打心眼里钦佩。
后来，这次活动遭到了敌人的镇压。为了掩护“领头先生”，郑家钧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以致右臂不幸中弹。因为这件事，“领头先生”对郑家钧充满了感激与歉疚，便经常去看望她。也是在这段时间，郑家钧知道了先生的名字，他叫夏明翰。
夏明翰祖籍也是湖南，但相比之下，夏家比郑家钧家条件好太多了。夏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祖父、父亲都曾在清政府当官，就连他那小脚母亲也是一个正牌的诰命夫人。
家教很好的夏明翰和那些纨绔子弟不同，他自幼酷爱读书，成绩极好。1917年，夏明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那时候，他的本意是走“工业救国”的道路。
但是进了学校，接触到进步思想以后，夏明翰的想法发生了改变。他发现“工业救国”这条路在当时根本走不通。于是在1920年，年仅20岁的夏明翰离家前往长沙，开始了自己的革命征程。
在长沙，夏明翰结识了毛泽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就和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一起，积极组织各种革命活动，渐渐成为了我党在湖南的骨干力量，并成为了各种罢工运动的组织者。
自从那次被郑家钧救下后，夏明翰就被这位勇敢的女子吸引了。此后，每次同志们和他开玩笑，故意提起“郑家钧”这3个字，夏明翰总是说：“家钧好，家钧好。”
而郑家钧对夏明翰也慢慢产生了好感，提到夏明翰的时候，她也总是跟人说：“明翰，顶强的。”“顶强”是郑家钧老家夸人的方式，已经属于一个女子对男子最大的肯定了。
眼看两人都到了该结婚的年纪，感情也到了就差捅破一层窗户纸的时候。于是，毛泽东便有心撮合这对有情人。此时，毛泽东和杨开慧已经结婚6年，他深知娶得一个贤妻有多重要。
于是，在1926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找到夏明翰，当时夏明翰正在房间里洗衣服，毛泽东便提醒道：“明翰，该找个伴侣啦！郑家钧对你不是很好吗？”
夏明翰听毛泽东这么说，也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没有掩饰对郑家钧的好感，连连道：“家钧好，家钧好。”毛泽东听到夏明翰这么说，便以老大哥的身份催促道：“早点成家吧。”
就这样，在毛泽东的撮合下，夏明翰和郑家钧在1926年秋天举办了婚礼。婚礼虽然简朴，但却异常热闹，组织上很多同志都来道贺。有些同志，还带来了一些小礼品。
其中，让郑家钧最记忆犹新的，是一位同志写的对联：“世间唯有家钧好，天下谁比明翰强”。多年后，郑家钧回忆往事总不忘跟女儿说起这副对联。
婚后的那段日子，是郑家钧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为了更方便革命活动，夫妻俩人住进了望麓园一号。这个院子里住着的都是当时的革命青年，其中就包括有毛泽东和杨开慧一家。
比起革命队伍里那些上过大学的进步女青年，郑家钧属于不显眼的那种类型。她书读得不多，也说不来那些革命的大道理。但对永远激情澎湃的夏明翰来说，她是一个极佳的倾听者。
白天，夏明翰和其他同志都外出从事革命工作，郑家钧就留在家里收拾家务。晚上，夏明翰和其他同志们畅谈时事和革命，郑家钧就在门口给他们站岗放哨。所谓夫唱妇随，大抵正是如此。
有一次夏明翰回家，听到郑家钧在哼唱一首歌谣“金花籽，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婉转嘹亮的歌声让夏明翰一时间着了迷，他急忙询问妻子是从哪里学的。郑家钧告诉丈夫：跟开慧姐学的。
夏明翰这才意识到，妻子的学习能力其实很强。从那以后，夏明翰开始教她读书、写字。当时，夫妻俩还定了一个约定：工作之余，不走亲，不访友，一心一意学文化。
在家里，他们是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在外面，他们又是配合默契的革命搭档。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将屠刀对准了我党成员和爱国志士，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这种情况下，郑家钧始终陪伴在夏明翰左右。
有时候，郑家钧是夏明翰的地下交通员，负责传递机密信息。有时候，她又摇身一变，成了丈夫身边的“阔太太”，为他的革命活动打掩护。那样的生活虽然随时充满了危险，但有丈夫在身边，郑家钧什么都不怕。
1927年秋天，这个组建一年的小家庭迎来了新成员。初为人父，夏明翰喜不自胜，亲自给女儿取名赤云。有了孩子，郑家钧就不能像以前那样陪伴在夏明翰左右了，她还要照顾刚出生的女儿。
每天早上夏明翰出门为了革命事业东奔西走，郑家钧就抱着女儿，默默地等他回家。有一天，夏明翰化妆成商人又要外出。郑家钧一看就知道，丈夫这次出去又是执行任务，她实在不放心，于是便提议自己陪着一起去。
不过夏明翰并没有同意妻子的提议，因为这一次他要去的地方是苏联领事馆，妻子不方便前去。不过从妻子的神情中，夏明翰也看出了担忧和害怕。他拿出手帕，温柔地擦掉妻子脸上的泪痕。互相挂念，是这对夫妻相处的方式。
好在这次外出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情况，当天晚上夏明翰就安全地回到家中了。为了安慰神经紧张的妻子，这次回来他给她带了一件礼物。
只见丈夫从包里拿出一个纸包，对她说：“家钧，我给你买了一样好东西？”当丈夫小心翼翼从裤兜纸包里拿出一颗红彤彤的珠子时，郑家钧高兴坏了。
在此之前，夏明翰曾说过将来条件好了，会给她买一个戒指戴在手上。所以对于这个红珠，郑家钧在高兴之余也难免奇怪，她问：“好好地，为啥要送我一颗红珠？”
夏明翰说：“经常看看这颗红珠子，给你作个纪念。我还在纸上写了两句诗呢。”只见，包红珠的纸上端端正正地写着两句诗：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看着这两行字，郑家钧无比幸福。
如果他们能够一直这样相互扶持，那该多好。只是“天有不测风云”，意外总是猝不及防。
1928年初，夏明翰在组织的安排下，被调到湖北省委工作。同年3月18日，由于叛徒出卖，夏明翰被反动军警逮捕。在狱中，敌人各种威逼利诱，但夏明翰早就抱着一颗必死的决心，不管敌人如何花言巧语都没有动摇他的革命立场。
敌人眼看软的不行，就开始来硬的，他们用上了各种严酷的刑罚来折磨他，希望能从他口中撬出关于我党的情报。
在幽暗的监狱中，夏明翰戴着沉重的脚镣手铐，他知道自己可能等不到革命胜利了。他强忍着入骨之痛，用颤抖的手，拿着敌人留给他写自首书的半截铅笔，写下了3封家书。
这3封家书，也是夏明翰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其一，写给母亲大人，叫母亲不要难过；，其二，写给受他连累的大姐，向大姐道歉。其三，则是写给妻子郑家钧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夫人钧：同志们曾说世上唯有家钧好，今日里才觉得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无泪无私念，你切莫悲悲凄凄泪涟涟……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孤儿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
在这份信纸上，除了上面这段话，还有斑驳的泪痕。这封与妻书写完后，他咬破了手指，用嘴唇和着鲜血，在纸上印了一个深深的吻。都说革命的爱情格外浪漫，或许这种浪漫就在生死离别间。一封带血吻的家书，见证了一份血色浪漫。
1928年3月20日，敌人向他举起了屠刀。在刑场上，敌人问夏明翰有无遗言，夏明翰大喝道：“有！给我纸笔来！”接下来，这个湘江才子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首诗：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之后，他被敌人残忍杀害。
很快，留在湖南照顾女儿的郑家钧就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她怎么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早前，夏明翰前往武汉时，曾考虑过带着妻女一起。不过，当时郑家钧考虑到女儿刚出生不久，怕拖累丈夫就没有一同前往。夏明翰觉得妻子的担心不无道理，便再三向她保证：等形势好转我就来接你们。
谁曾想，那次一别竟成永诀。还没从丧夫之痛走出，郑家钧就不得不为接下来的生活考虑。当时敌人决意要“斩草除根”，对夏家人一个都不肯放过。
夏家满门忠烈，在夏明翰牺牲两天前，他那不到20岁的弟弟夏明霹被逮捕并杀害。3个月后，其姐夏明衡英勇牺牲。除此之外，其外甥邬依庄也在战斗中牺牲，年仅19岁。
在敌人对夏家人如此狠辣地围捕下，郑家钧根本躲无可躲。当时，女儿夏赤云只有几个月大，为了保护丈夫的这根独苗，郑家钧只能逃回娘家，跟母亲生活在一起。为了避人耳目，郑家钧把女儿的名字改成郑忆芸（后又改为夏芸）。
在那样的战乱年代，孤儿寡母生活得有多艰难，我们想想也能知晓。为了逃避逃人的追捕，郑家钧只能带着母亲和女儿四处辗转。每次在一个地方住上十天半月，她们就得搬到另一处。
那时候，一家人也没有什么行李物品，郑家钧就用一个三轮装着家当，一家人一路走走停停。每到一处安顿下来，郑家钧就去接一些刺绣活儿，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有时候，也能遇到一些好心人，这样她们就能在一个地方多待上一阵子。旁人知道她男人不在了，都劝她改嫁，也能有个落脚的地儿。但郑家钧总是摇摇头，她把丈夫送的那颗红珠带在身边，实在累了就拿出来瞅上一眼。
在女儿夏赤云的记忆中，母亲似乎很少有休息的时候，她每天都在缝花绣衣。但即便生活如此艰难，郑家钧始终没有忘记丈夫遗信上写的：“赤云孤儿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所以到了适学年龄，郑家钧只能安顿下来，把女儿送进了学校。
小学生之间聊天，总是免不了互相问起对方父亲是谁，是做什么工作的。每次看到同学们兴高采烈地交谈，夏赤云都很沮丧，因为她不记得父亲的样子。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她，关于父亲的任何事情。瞒着女儿，是郑家钧保护她的方式。孩子还小，万一说出去，性命难保。
安顿了没多久，日本人打了过来，郑家钧只能再次推着三轮车，带女儿和母亲南下逃难。在这段时间，她们的日子过得更苦了。在日本人铁蹄下，老百姓家家户户都不好过，很少有人腾得出手帮别人一把。
这段时间，她们饿极了就去地里挖野菜，长期吃的都是别人家倒掉的虫烂米。就这样，她们隐姓埋名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以后，郑家钧带着女儿返回了长沙，联系上了组织。直到这时候，母女俩才活得有个人样了。因为学习刻苦，夏赤云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当时，夏明翰的一位老战友联系到了她们，负担了夏赤云每学期的学费。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母女俩盼望已久的好日子终于来了。那一年，夏赤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武汉大学。不过，读了半年后她就转入了北京农业大学。当时，农业大校对老区学生和军烈属子女实行的是供给制。这样一来，夏赤云的负担小了许久。
当时，组织上决定把郑家钧接到北京去照顾。因为她不仅是夏明翰烈士的遗孀，更是为我党做了很多地下工作的同志。不过对于这些照顾，郑家钧都拒绝了，她说自己能养活自己，不用国家多费心。
在她的再三坚持下，组织上只能交代湖南当地对她多加照顾。后来，大伙儿才知道她嘴里的能养活自己，其实就是靠帮人糊纸盒子赚钱。
直到1975年去世，郑家钧都不曾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向组织上提过任何要求。她始终认为能堂堂正正靠自己的双手赚钱，比那时候推着三轮车四处做工要强太多了！
从1925年，郑家钧初遇夏明翰时，她就是一名独立自主的工厂女工。丈夫离世后，她誓不改嫁，寡居了47年。在那样的烽火岁月里，将独女抚养长大了，她对得起丈夫的爱。
而从小经历磨难的女儿夏赤云，也很不简单。大学毕业后，她没留在北京享受父辈的荣光，而是下了最基层。因为学的是有色金属，当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极少，她便主动走进条件最艰苦的深山。
有时候，她一年四季吃住都在深山里。少年时经历的磨难，父母的坚毅，让她成长得很快，终成我国第一代有色金属人。
后来，夏赤云在江西的九江市安了家。在这里，夏赤云一共养育了3个儿子1个女儿。如今，后人们虽然都很低调，但却个个不简单。
她的大儿子张朴，先后在湖南民政厅、国家民政工作；二儿子张小谦，先是在大学任教，后进入江西省委宣传部工作；三儿子则成了一名工程师。最小的女儿在企业工作，也能独挡一面。
他们很低调，邻居和同事们往往都不知道他们是夏明翰的后人。每年到了夏明翰忌日时，他们都会聚在一起缅怀外公。
如今，在衡阳市的夏明翰故居里，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追思他。但笔者希望，大家也能记住夏明翰的爱妻郑家钧。三湘儿女多奇志，在这对夫妻身上得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