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治理理论：内涵与评析
［内容提要］本文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首先分析了治理的源起和内涵，指出治理是一个内容丰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是人类社会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复杂的发展问题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集中体现，标志着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新的和更深刻的认识。如果说治理具有更多的工具理性色彩，那么善治的提出，则赋予了治理更多的价值色彩，因而治理理论具有工具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特点。最后本文对治理理论作出简要评析，指出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治理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普遍追求和必然选择；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治理需要与各国国情相适应，其实现形式必然具有多样化。
［关键词］国家治理 治理理论 统治 善治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仅首次提出“国家治理”概念，而且在《决定》共24次提到“治理”一词并且进行多种表述，如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体制、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等等。这表明作为学术概念讨论已久的治理理论正式进入国家的战略、方针、政策领域。
治理作为政策语言甫一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反响。把治理这一超越意识形态和基本政治制度，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全球化，更加能够决定各国在相互竞争、文明成长当中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次东西的全新理念，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方略，打破了以往对改革板块式的认识，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党的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成熟的重要标志和长期执政的必然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国家治理新时代。
国家治理作为人类政治社会的普遍现象，具有因应于历史情境的结构性维度和特点，不同时期的治理有着不同的内涵，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对于治理的价值判断、制度设计等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在不同国家的运用还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因此，要科学把握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治理的内涵，首先需要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进行历史地、全面地和客观地理解。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力图对产生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提供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和概念图景并对其进行简要评析，从而为准确和完整地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一、治理理论的源起
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概念源于古典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之意。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专用于与“国家公务”相关的宪法或法律的执行问题，或指管理利害关系不同的多种特定机构或行业。[1]治理这个词从13世纪起就在法国阶段性的流行过。该词曾是表达政府开明与尊重市民社会结合的一个要素。在17世纪和18世纪，治理是关于王权和议会权力平衡的讨论所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在那个时代，王权在实现过程中开始依靠一些新的原则，而从这些新原则中，诞生了民众权利和市民社会理念。[2]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自此以后，国际多边与双边机构、学术团体及民间志愿组织等都把治理作为惯用的词汇，治理理念遂被广泛地运用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各个领域。“治理并非是由某一个人提出的理念，也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理念，而是一种集体产物，或多或少带有协商和混杂的特征……治理成了集体'时尚’的一部分”。[3]
通过在治理前加上修饰限定性词语而摇身一变的新术语亦应运而生，如“好的治理”、“全球治理”、“社会治理”、“地方治理”、“社区治理”、“多层次治理”、“多中心治理”，乃至新兴的“网络治理”等。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已波及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伴随着诸多与治理关联词汇的诞生，治理一词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意义，而且其含义也逐渐与其本意相差甚远，成为一种被赋予现代化色彩的词汇。
虽然治理最初是出于国际组织改善受援国或投资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努力，援助机构依靠治理指标去甄别和奖励那些治理质量得到改善的发展中国家，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治理的重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政府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局限性和在若干领域中的失效。政治学家和管理学家之所以提出治理概念，主张用治理替代统治，是他们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又看到了国家的失败。单纯的市场手段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同样，仅仅依靠国家的计划和命令等手段，也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因此，愈来愈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或）国家协调的失败。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长期变化。“出现了重要的经济及社会新情况和与之相伴随的问题，这些问题再也不能简单的借助自上而下的国家计划或凭藉市场中介的无为而治方式寻求解决了。这种长期性变化反映了社会复杂性的极度加剧，而社会复杂性又来自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社会里种种机构序列功能的不断分化－－这又反过来导致不同系统跨越社会、空间和时间的距离而更加相互依存。”[4]“新公共治理理论”的产生正是对传统治理机制反思的产物。该理论以英国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的崛起为标志，改革的焦点是关注民间自治与公共参与的力量，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建立政府与市场及公民社会的信任与合作。其关注的焦点是，根据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建立一个市场自组织、社会自治理、分层级的政府治理以及它们之间彼此有效合作所形成的复杂性、动态性、多样性的公共事务治理体系。
“这一词语的应用范围很广，它涉及政治秩序（包括效率和合法性）的基本问题，同时又与国家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许多人虽然对减少政府的活动范围兴趣不大，却发现，在政府或国家不能发挥主导作用而需要联合行动的领域处理问题时，治理这一概念十分有用。在社会的的各个层次，从最基层到跨国范围都可以发现这类领域。对于强化市民文化，促进志愿行动，改善社会的民主基础等，对治理问题的讨论都具有切实的意义。在考虑国际社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何才能建立必要的制度以推进秩序和公正方面，它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5]治理在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中发挥中心作用的领域包括：“从唯经济思维的死胡同撤退的尝试；将权力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营部门，减少国家的作用，增加市民社会的尝试；满足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共领域进行行政和制度改革的条件而又不致使人认为过分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的必要性；对民主化和人权的新的不懈追求；冲突之后的重建这样的严峻挑战。”同时，由于治理在指称“一个社会被管理的含义”时以一种“无政治含义的”（apolitical）概念出现而容易被人接受。[6]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治理理论迅速流行起来。有学者曾较为全面的概括了治理受关注的原因[7]：
（1）随着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投资者的重要投资地，对于许多直接投资者和组合投资者来说，发展中国家在政策执行可信度上的差别，尤其是治理系统（包括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的质量差异，极大地影响着投资者对政策可信度的预期，因而成为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良好的治理水平成为吸引国际投资的重要因素。
（2）冷战的结束。苏联解体后，一些国际援助机构改变了致力于杜绝意识形态方面的概念在发展中国家蔓延的态度，转而调整投资政策，如世界银行于1996年首次调整了其长期坚持的政策，不再无视借款国恶劣的治理水平和体制，从此，援助机构逐渐采用治理指标去甄别和奖励那些治理质量得到改善的发展中国家。
（3）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政策改革的失败。发展政策改革的失败让多边机构和那些市场化体制的忠实拥护者逐渐认识到：健康的市场需要良好的治理，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失败或许正是由于低劣的治理水平而导致的。
（4）对政治在经济发展和政策改革中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有力地证明了国家治理体系有助于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人类福祉的不断提升和社会的持续进步。
总之，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它是人类社会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复杂的发展问题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集中体现。
二、治理理论的含义
虽然治理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趋势，成为多学科共同使用的一个流行词语，但治理理论不仅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相反却存在概念上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过去15年来，它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至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8]。英国学者罗伯特·罗茨曾概括了治理的六种不同用法，即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9]许多研究者和各类国际与地区组织都曾对治理作出过内涵各异的定义。
1992年世界银行对公共部门治理提出了一个较为狭义的概念：治理是对一个国家用于发展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进行管理过程中的权力实施方式。[10]
欧洲援助（Europe Aid）将治理定义为国家为其公民服务的能力：它指的是一个社会中利益诉求、资源管理以及权力实施所依赖的规则、过程以及行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使用的治理概念是：治理包含一个国家被管理和统治方式的所有方面，包括其经济政策和规则框架。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中将治理定义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和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使用的治理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要宽泛得多：治理就是通过国家、公民社会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互动，一个社会管理其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所依靠的价值、政策和制度体系。它是一个社会自我组织做出决策并执行决策以取得相互理解和共识并采取行动的方式。它包含公民和群体的利益表达、求同存异以及行使合法权利和义务的机制和过程。它是为个人、组织和公司设定界限和提供激励的规则、制度和实践。治理包含社会、政治和经济维度，存在于人类事业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家庭、村庄、都市、国家、地区抑或全球。[12]
概念的模糊性并不意味着治理没有核心理念。在纷繁复杂的概念中还是能够总结出治理的一般含义。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梳理了治理理论的五种主要观点，分别是[13]：
（1）治理指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一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
（2）治理明确指出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存在的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之点；
（3）治理明确肯定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的权力依赖；
（4）治理指行为者网络的自主治理；
（5）治理认定，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在于政府的权利力，不在于政府下命令或运用其权威。政府可以动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来控制和引导；而政府的能力和责任均在于此。
俞可平对治理作出如下定义：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14]
综上所述，治理是一个内容丰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治理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它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治理中的自主的网络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中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威，它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分担政府的行政管理责任。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还存在着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府有责任使用这些新的方法和技术来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治理的思想有个优点，强调国家行为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国家采取行动能力的相对下降，在公众中的合法性危机，私营部门和机构对各级国家行为的干预，以及市场模式的新的重要性。”[15]“治理是一种联邦制度的辅从性和企业文化的亲密结合，促进了机构、企业和协会之间的谈判式合作的多样化。治理是一种与新的软权力配合使用的一种新政治鸡尾酒，这包括：日益采用协商方式的国家、偏爱显露公民属性的企业，以及新型地区经济共同体，例如今日正在艰难建构政治型组织的欧洲联盟。”[16]由此可见，治理是人类追求政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思路，“国家统治这个领域正在发生变化，标志着与过去的决裂”[17]，标志着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新的和更深刻的认识。
三、工具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治理理论
由以上关于治理内涵的分析可以看到，治理具有工具理性的特征，是破解人类社会发展难题和推动政治进步的手段。它实际上是对传统的发展模式的反思，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简单来说，它涉及权力的转换和权威在社会的运作方式。它回答的是人类社会由谁来治理，何以治理的问题。从纵向上看，政府的权力和功能一方面在向上转移，转移到国际组织和超国家机构，另一方面在向下转移，如80年代以来的地方分权。从横向看，政府（狭义政府）权力向司法部门转移，也在向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转移，这些组织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提供公共产品的功能。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治理强调政府放权和向社会授权，实现多主体、多中心治理等主张，并且主张社会自我治理以及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平等共治。总之，治理理论不同于传统的“统治”和“管理”理念，是一种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种主体合作与互动的过程。它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步入现代化、全球化阶段应对各种发展问题的反应，是一种工具理性。它与传统的统治模式相比，具有显著的不同：
其一，权威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威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威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18]
然而，治理作为一种工具理性，也不是万能的。它内在的存在很多局限性。新的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不能代替国家和政府而享有合法的政治暴力，也不可能代替市场而自发地对大多数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即使在政府以灵活方式控制和引导集体行为之处，治理仍然有可能失败”。[19] “用国家或自组织替代市场并不能消除影响经济顺利运行的深层障碍。因为自组织没有用非资本主义的原则取代市场原则，也没有在市场与国家之间（更谈不到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引进一个中性的第三者。它反而增加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种种难题、矛盾和对抗得以充分表现的领域”。[20]在社会资源配置中不仅存在国家的失效和市场的失效，也存在治理失效的可能。
为了解决治理失效问题，很多学者和国际组织纷纷提出了“元治理”、“健全的治理”、“有效的治理”和“善治”等概念，其中善治理论最具影响力并逐渐成为可以与治理互换并经常交叉使用的概念。
治理虽具有价值色彩，但更多地带有工具理性特征。而善治则赋予治理理论更多的价值色彩。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2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善治的定义如下：它……尤其重要的是参与、透明和负责任。善治也应该是有效率的和公平的，而且它促进法治。善治确保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优先发展是建立在一个社会的广泛共识基础上的，而且确保一个社会在作出发展资源的分配决策过程中最穷和最弱势人群的声音被听见。[22]俞可平将善治理论总结为十个基本要素：
（1）合法性，即社会秩序和公共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
（2）法治，即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透明性，即政治信息的公开；
（4）责任性，即管理者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5）回应，即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夺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
（6）有效，即管理者应当有很高的效率；
（7）参与，即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
（8）稳定，即国内的和平、生活的有序、居民的安全、公民的团结、公共政策的连贯等；
（9）廉洁，即政府官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
（10）公正，即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23]
由此可见，善治概念的提出，赋予了治理理论更多的价值色彩，使治理不仅仅是关涉谁治理和如何治理的工具理性，而且也对治理得如何有了一整套价值评价目标，从而使治理理论具有工具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特征。尽管存在概念的模糊性，但仍能对治理的关键因素和核心价值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治理必定是政府、公民社会和私人部门三方的合作互动，善治所涉及的主体价值必定包括民主、人权、法治、平等、透明、负责任等基本内容。[24]“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世界各国的普遍价值追求和发展趋势。
四、评价与反思
虽然治理已成为一种全球趋势，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但治理理论作为发生和发展于西方国家的理论，具有因应于西方国家特殊语境的特点，因而需要对其进行客观评价和反思。
（一）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治理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普遍追求和必然选择
治理是人类社会步入全球化以来为应对日益纷繁复杂的发展问题而产生的新的理念。它是寻求政府独自治理之外的新型治理模式，并且从整体的角度、多元的角度、系统的角度探寻人类社会治理之道。一方面，治理是一种偏重于技术的政治行为，作为一种工具，它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也就是说，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在哪一种社会政治体制下，无论谁上台执政，各国政府都希望有更好的治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与联系日益增加，各国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也具有相似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发达国家不具有的后发优势，广泛借鉴人类社会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不失为一种赶超现代化的英明选择。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部署中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即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简言之就是要实现“大市场”、“好政府”。“大市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等都是国外治理实践与理念的反映。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相比过去权力在政府内部流动的放权，向以社会组织为重点的社会力量的放权，则是社会治理体制的根本改变。这显然是要改变中国传统的政府主导一切的治理模式，建立多方参与、多元主体的治理体制，有利于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从而建立一种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体制。由此可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概念，显然是积极汲取了国外治理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活力。
总之，治理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意味着传统的治理方式需要变革，不断地从统治走向治理，努力实现公共管理从统治型向治理型转变，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反映了人类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基本趋势，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普遍追求和必然选择。
（二）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治理需要与各国国情相适应，其实现形式必然具有多样化
善治的提出标志着治理由原来关注经济维度扩展到政治维度，经历了由原来技术的、非政治的治理扩展到带有价值取向的治理内涵的变化。善治所包含的价值，诸如民主、自由、法治、责任、公开、平等、博爱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但治理的具体落实需要与各国的国情相适应。在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是社会中心主义的西方道路的自然演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自我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与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及完善的市民社会等社会基础相契合。世界各国的制度模式以及现代化道路具有多样性，因此，在引进和吸收西方治理理论的时候，首先需要立足基本国情，不能盲目嫁接和移植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另外，虽然治理具有工具理性的一面，但其价值色彩又决定了它与意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关联，因此要警惕治理意识形态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侵袭。
西方治理理论强调政府放权和向社会授权，实现多主体、多中心治理等主张，并且主张社会自我治理以及社会与政府的平等共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虽然包含了西方治理理论的理念，但它更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因为我国的国家治理必然需要保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必然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这意味着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建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前提。具体来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优化执政体制机制和国家管理体制机制，科学、民主、依法和有效地治国理政，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和谐，把我国的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内含的巨大能量和活力充分释放出来，既可以解决改革中不断面临的新问题，又能够在不断解决问题中优化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目标。由此可见，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与当代世界各国的优秀制度理念与制度安排具有相通行，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又具有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集中体现。
总之，治理理论作为一种价值理性，一方面它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集中表现，蕴含了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它在世界各国的推行中，需要与各国国情相适应，其实现形式必然会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注释：
[1]［英］鲍勃・杰普索：《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国际社会科学》1998年3月号。
[2]［法］让－皮埃尔・戈丹：《何谓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页。
[3]［法］让－皮埃尔・戈丹：《何谓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9页。
[4]［英］鲍勃・杰普索：《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国际社会科学》1998年3月号。
[5]［法］辛西娅・休伊特・德・阿尔坎塔拉：《治理概念的运用与滥用》，《国际社会科学》1998年3月号。
[6]周红云：《国际治理评估体系述评》，载《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7]［美］克里斯蒂纳・阿尔恩特，查尔斯・欧曼：《政府治理指标》，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8]［英］鲍勃・杰普索：《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国际社会科学》1998年3月号。
[9]［英］罗伯特・罗茨：《新的治理》，《英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54期。
[10]转引自周红云：《国际治理评估体系述评》，载《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11]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12]转引自周红云：《国际治理评估体系述评》，载《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13]［英］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国际社会科学》1998年3月号。
[14]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页。
[15]［瑞士］弗朗索瓦－格扎维尔・梅里安：《治理问题与现代福利国家》，《国际社会科学》1998年3月号。
[16]［法］让－皮埃尔・戈丹：《何谓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9页。
[17]［英］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国际社会科学》1998年3月号。
[18] 俞可平：《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凤凰网》2013年11月30日。
[19]［英］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国际社会科学》1998年3月号。
[20]［英］鲍勃・杰普索：《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国际社会科学》1998年3月号。
[21]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22]转引自周红云：《国际治理评估体系述评》，载《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23] 俞可平：《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28页。
[24] 周红云：《国际治理评估体系述评》，载《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