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的哲学属性（连载五十四）

日常交流中，很多人讨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滥用终极这个词，我认为，这是不能通过终极辩证触摸语境的内在一致性的人的下意识抵触心理，因为与教育相关的文明局限决定，他们的认知在语境层面缺乏——任何无穷命题，无论是语文，还是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都是与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内涵的洞察力相关的终极化命题。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正因为有这种终极化命题的支撑，人才能通过洞察力进行形而上学的创新活动，哲学的开放性才有被哲学常识化转向所封闭的必然性，所以洞见终极是人的文明的起点，以洞见终极能力所内涵的归纳收敛能力封闭哲学的开放性，是人的文明集体走向终极主观成熟的终极方法论建构起点。

正因为在哲学常识化转向之前，一切似懂非懂的若有所思现象都是与主观能动性相关的逻辑天花板不能终极突破的形而上学行为，所以通过阶段性理论创新循序渐进地突破不同层次的逻辑天花板，就是人的文明只能渐进成熟的逻辑内因。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这其中蕴含着现代科技文明必然主导哲学理论进入语言转向和实践转向的全部逻辑内因，因为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不可能任由人的思想自由永远落后于人的物理自由，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因此发现哲学与人生之间具有知行合一的一致性，所以才极端自信于通过中西方思想精华的常识化互译直接诱变终极哲学。

明白了有逻辑天花板未曾终极突破的人类文明一直若有所思于似懂非懂状态若干万年了，就不难通过常识化视角理解，相对于人的文明存在的整体一致性，个体层面的自圆其说人生无论怎样参差不齐，基于其知行合一的人生都必须有概念体系的理性参与，便不难进一步理解，在局限文明背景下，只因缺乏终极方法论的终极指导，所以不同生命个体的自圆其说水平受制于具有潜在一致性的形而上学感知能力制约，于是基于因果一致性而形成的形而下学认知水平的差异化，本体论层面的知行合一人生与认识论层面的知行不一人生之间就有了方法论意义上异名同出的一致性，这其中常识化展示的，就是《道德经》带给中华文明的有准终极哲学意义的文化内涵。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相对于西方的拼音文字，中国的象形文字因为兼具形声一体化优势，所以全息性特征明显——从语言学角度，中文的文字体系虽然十数万，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仅靠几千个常用字的重复组词，就能应对不同层面的理论革新需求——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因此发现，中文的语法本身就是一种相对极其高明的逻辑学，因为与修辞相关的语境建构能力中的辩证属性极强，比如极具代表性的互文修辞，所以中国的主流文化很难接受西方的逻辑学，本质上就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只断章取义地解释了逻辑的局部，从不是整体，即便是分别建构了唯物与唯心两套辩证法之后，依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逻辑的终极辩证能力。

关于逻辑的终极辩证属性，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将其常识化表述为，任何二元对立统一命题之间都有对立统一于同生共死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文化成因恰在于语言文字的强名产生机理，也就是任何语言文字都是在用有差异性的符号进行借假名真的意会式表义，它的终极哲学意义就是没有脱离一致性的差异性。

正因为中西方文明之间在语言的文化功能上有如此巨大的形而上学认知差异，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西方文明相对于中华文明在思辨人生中先天缺乏语言层面的工具便利，并以此判定曾经由日本学者开启的用形而上学翻译柏拉图的metaphysics(英文)、μεταφυσικά(古希腊文)是不真懂哲学的以讹传讹，必须予以彻底纠正，这样才能通过终极一致性认知封闭哲学的开放性，进而通过终极方法论的常识化建构直接诱变人的终极文明。

这样明白了中国传统形而上学认知不但具有终极辩证属性，而且具备诱变终极方法论的哲学内涵，就不难进一步常识化理解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具有终极本体论意义的道命题的终极辩证产生机理，因此只要以《道德经》为主与西方哲学常识化互译成功，不但可以直接诱变终极本体论和终极认识论，而且必然直接诱变终极方法论，至少是终极方法论的局部。

正因为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一致性只有用具备终极辩证能力的终极本体论思维才能论证清楚，所以人类的集体逻辑天花板只有通过中西方思想精华的常识化互译才能最终打破，而且只有在明确终极本体论和终极认识论都附属于终极方法论之后才行，因为旧文明局限下的人之所以无法终极自圆其说于主观成熟，就是因为用逻辑却不知逻辑在本质上具有多维嵌套结构。

结合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循序渐进建构过程，不难常识化理解，人的文明要想自主实现终极主观成熟，只有在常识化互译具有绝对辩证属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具有相对辩证属性的西方哲学之后，才能为终极方法论的常识化建构提供与终极逻辑认知相关的基础工具环境，因为只有提供了准确的逻辑基点，人的文明存在才能通过语境人生的终极自圆其说贯通情境人生与心境人生之间的主客观一致性。

由此可见，通过语文学习进行的词汇量积累，就是一个趋向终极自圆其说的人化过程，就是把相对客观于外在情境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基于一致性的语境向心境内化，这种个体性内化能否终极成熟具有显而易见的主客观一致性，但如何对其进行大道至简的常识化表述是个与哲学理论创新相关的形而下学命题，与人类的整体文明水平直接相关，只有人的文明素养经过文化层面整体积淀到以哲学为名的常识化转向，人的文明存在因为哲学具备可直接复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然后才有机会通过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实现整体和谐。

这样再看所谓的文明局限的根本指向，显然只在于哲学理论的有终极方法论意义的本体论创新难，因此在不能建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本体论之前，人类的一切旧思想都必然顾此失彼于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一致性语境建构不能，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将这种现象总结为——脱离本体论而卖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明——因为只要缺乏终极方法论意义上可终极自圆其说的本体论，在知行合一的人生中就一定没有可让人无困于心的终极认识论，所以只有建构了可常识化普及于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本体论，人类至今仍日用逻辑而不知逻辑本质这一根本的逻辑天花板才能被彻底打破。

这其中体现的，就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终极洞察力，可是此前任凭我百般解释，依然信者无几，为什么？因为只要不能终极自圆其说，任何人都必然向权威下意识地异化自己的人格，所以只要缺乏主动追求终极理性的冲动，那些终极自圆其说敏锐性不足的人都必然基于下意识理性而选择性排斥我和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

只是他们都不知道，任何下意识理性都源自显意识理性与潜意识理性之间的冲突的结果，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却能常识化论述，人的任何潜意识理性都隐藏在感性感知能力当中，这是逻辑具有多维认知结构的生物进化成因，因此只要不能通过终极本体论明确人的存在具有主客观一致性，那么人类的整体认知就不可能因为非终极性理论创新而实现有终极主观成熟内涵的任何可能性，因此一切旧可知论的权威性都是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虚张声势，当然就无法从根本上彻底瓦解不可知论。

正因为可知论说服不了不可知论是不争的事实，而旧思想界又从未从这一视角切入谋求建立终极可知论，所以当我的理论体系以循序渐进的终极性创新形式抛出来的时候，尽管已然实际显现有无限指向于终极自圆其说的理论可行性，无奈隐含于其中的与心境成熟相关的语境成熟时间成本太高，所以只要相关思想主体缺乏内在的与终极自圆其说相关的敏锐性，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这些人的思绪就会像地震后的堰塞湖一样，突然断流的恐慌心理会让他们下意识地逃避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同时把卖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我进行野蛮践踏，就有了全部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