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西方哲学将儒道思想进行深度融合
人之初，以人类朦胧的认知水平，既不知科学，也不知哲学，于是人类进入了漫长的远古文明的文化形成与积累过程，于是在不同地域孕育了多文明中心同步差异化发展格局。
当语言文字纷纷产生后，文类文明得以进行知识系统化发展阶段，这是人类的第一次知识大暴炸时代，人类因此得以在几个文明中心区同时进入第一次哲学高峰期。这其中，在判定造物催生形上的语言文字的机制时，只有中华文明的解读最客观，也最高明——一言以蔽之于强名曰道。
文字是人类据以自我救赎重要语言工具，是人类抽象的主观能动性具像化的集中标志，是先天隐性存在的逻辑的显影剂，中华道家思想仅用强名两个字，便道尽其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系统、具像、理论化发展起点的全部特征——一切概念都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强名，所谓的语言学，不过是一套强名机制而已。
靠一套共性的强名机制，人类建立起不同分支文明各自独立发展的知识系统，但彼此间又有互译性，所以尽管有障碍，但从来没耽误人类的跨文明交流。只是知识成了系统之后，人类反而整体背上了成见和崇拜思想权威的包袱——人类的哲学思想成果均未彻底、实质超越第一次哲学高峰。
通过《哲学的常识化转向》会帮我们发现，只有通过哲学的终极常识化，才能彻底化解系统化的语言文字带给人的这个顽固的思想包袱，这样才能在人人都掌握终极思想之后，实现人类的整体和谐，而不是继续苟且于法律保障的整体互害机制之下。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所谓客观见之于主观，既是人类文明的存在特点，又是哲学研究的全部内容，也即（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的关系问题。
因为客观和主观在表面上是完全对立的存在，所以擅长抽象思维的人类就应该意识到，人类文明可能有主、客观两个本体存在——意识存在也是存在，明显区别于客观存在的可实证性——只研究或推崇其中一个，注定自我迷失于南辕北辙的以偏概全。
遗憾的是，西方哲学至今仍在互不相容的对立中纠结于这样的以偏概全，且不可开交。更难为他们的是，他们竟然能把这种对立得不可开交的哲学编纂成成体系的哲学史。
在这样的哲学史当中，明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一直在相互促进着颠覆发展，但互相利用过后的他们依旧沉醉于各自立场下的思想表述，继续不承认对立思想存在的部分合理性，这种置对手于死地的顽固就是学术傲慢，是各自为政的不主动寻求终极自圆其说的傲慢。
幸运的是，正因为他们极端以偏概全，所以现代科学才能因他们而得以激变出来，常识化解读哲学的逻辑学才能因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不可调和而使思想研究得以走向微观的精细化发展方向，我才能有机会在中西方文化互译中常识化解读中国传统道文化。
西方文明激变科学的幸运是带血的、野蛮的，却是真实的，只有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地不仁和圣人不仁理论才能实现自圆其说。这样我才能发现，正因为有高屋建瓴的宏观视角，所以只有中华文明极尽客观、形象地描摹了自然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共同运行规律——道生万物——这样就有效隔断了神在文化内核处对中华文明发展格局的制约可能，进而为人类整体文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哲学的整体性。
这样的中华文明最终还是悲剧了，因为发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国人在获得了人相对于神的完整主体性之后，在现实人生中具体落实每个人的具体主体性问题上束手无策了，于是老子羞愧地跑了，只留下了相对形而下得多的孔子在承认阶级差异中卖弄天理人伦的一致性。
儒家的高明，在于擅长借助其他人家思想成一家之言，所以和其他思想流派一样，表面自成一系，实则仍统归传统道文化统领，反而让集道文化之大成的道家思想相形见绌，因为道家与道教太过形上，反而在道器合流于人的知行合一方面下不来了。
而今的《哲学的常识化转向》之所以能够成型，就是因为通过系统化比对，在中西方文化的优势互补中，给虚无飘渺的道家思想一个常识化于知行合一人生的梯子。
研究哲学，要是看不到人类文明的全球化整合趋势一直没间断过，就是唯物主义鄙薄唯心主义辩证法思维模式的僵化与静止，不可能不导致狭隘的固步自封。当基于利己主义立场而萌生傲慢心时，这种基于不成熟而生的劣根性又必然无聊地展示于人际交流和国家与民族间交流。
人类历史，无一不充满血腥、野蛮和暴力，本质上虽然都显而易见是无知于感性与理性平衡的幼稚，可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平衡却从不曾被掌握话语权的人积极认知，更得不到政治力量据此全力除民之愚，他们只想在共同苟且中维护自己狭隘的既得利益，无论贫穷与富贵。
更可悲的是，专业哲学领域虽然极尽追求透过现象看本质之能事，但只要缺乏整体性概念与构架意识，他们也会选择性忽略对感性与理性平衡关系的学术研究。这样研究出来的哲学，缺少中国传统文化严谨的知行合一追求，所以一直因管中窥豹而奢谈哲学普及。
这明明是西方哲学不能自圆其说的耻辱，但由于有现代科学保驾护航，所以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竟然还要用科学审判哲学的死刑，可谓狂妄以极。
人生皆是知行合一的，但中国传统文化层面的知行合一追求中天然内含感性与理性的平衡追求，只因中国传统辩证虽然相对成熟，但逻辑学相对弱化——正因为这种文化差异的现实存在，所以中国传统辩证法当中的物极必反规律才能在唯物辩证法当中分别表述为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无法精细区分人的感性与理性关系，因而无法普及自家的道文化，结果只能推广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的儒家思想，所以中国文人在朝为官时奉行儒家思想，在野则用道家思想修行养心，所以中国传统政治大多阳儒阴法，实则也是主动对和谐社会的努力寻求，只是不得根本而已。
现有许多中国人在强力反儒，因为他们认为是儒家思想导致了中华文明在近现代的整体没落，这种思想洁癖的错误根源在于，他们觉得中华文明应该持续领先人类其他文明，这无知于文明发展的客观周期性的过于主观化意淫，更不知道人类文明从来不曾整体成熟过，不懂列宁说“世界从来不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的理论渐进发展过程性，也就是过于感性导致的理性分析能力缺失，因而基于个人狭隘的立场和好恶，结果当然只能在盲目否定历史当中得出自以为是的以偏概全的错误认知。
这种错误与不经专业培训就当法官地判案一样荒唐，但更荒唐的是，这些敢于否定儒家思想的人常常也很渊博，所以这说明了一个哲学常识——真懂哲学以思辨严谨于文明前提为标志，渊博于死记硬背者不等于严谨——所以我在自己的哲学学习中一直强调对终极自圆其说的寻求，并以此为标准尝试建立终极常识化的哲学体系，所以我才能充分利用西方哲学严谨的前提批判为手段，在严谨的互译中重新审视中西方哲学所代表的传统思想精华，进而对旧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全面颠覆。
之所以能对西方哲学进行全面颠覆，首先是因为我发现了中国传统道文化具备西方哲学一直语焉不详的哲学整体性，然后又发现天地不仁和圣人不仁是西方文明所不具备的超道德价值观，利用这种价值观可以很好地平衡西方哲学的“政治无道德”——辩证运用好中西方文化的这两种价值观，将充分助力中国政治获得国际政治话语权，并同时让西方哲学再无法愚民，因为他们的文化类型是，在辩证过后又复归于形式逻辑陷阱，所以他们的自由观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反之，经过西方哲学，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的补强，我发现，生万物的具有主客观双重本体特征的非人格化的道与西方上帝同义，一旦用非人格化的道完全取代人格化的上帝，那么西方哲学的逻辑陷阱就可以彻底被突破，人类一旦就此达成共识，就是集体逻辑天花板的终极突破，也就是人皆能按部就班地实现中国传统道文化只能通过偶然顿悟得到的圆融——终极自圆其说。
这种级别的自圆其说是哲学史意义上的终极自圆其说，而中国传统道文化的终极自圆其说只是个体层面的，所以在道家的无为而治的不作为之后，中国近现代的没落具有历史必然性，是主动补位的儒家思想因为相对形下的妥协与苟且所造成的，所以注定历史性地暂时不能帮助中华文明实现终极和谐。
如今经过西方哲学的全面补强，常识化转向的哲学一旦成型并全面铺开，中华文明一贯追求严谨知行合一的人生一旦得到常识化落实，注定用轻易止于至善的超道德价值影响并感化整个人类文明，所以也可以说，常识化转向的哲学只不过是将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进行再一次的终极化深度融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