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波澜壮阔的20世纪，世界上可能再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像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那样，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而他的个人生活却一生坎坷而郁郁不得志。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第三代传人和领军人物，米塞斯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均有着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贡献，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里仍然有巨大的思想影响。
今天，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诞生127周年。104年前，他的第一部伟大作品《货币与信贷理论》问世出版。米塞斯写下这篇论文之时，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凶兆降临的黑暗前夜。这一写作计划因此更加紧迫，论文的谋篇布局也深受干扰。他在备忘和回忆录中写道：
“如果让我能够清静工作，能有时间从容支配，我会以直接交换理论开篇，接下来才是间接交换理论。但我实际是从间接交换入手，因为我认为，留给我的时间不多。我深知，我们正处在大战的前夕。我想在战争爆发以前，尽快完成我的书。因此，我决定，只在几个关键点上，才会超出严格货币理论的狭隘领域，而对于一部较完整作品的准备，则留待来日。”
这位经济学家，尽管年纪轻轻，在学术上已有深厚造诣。他也许在20世纪的次一个十年，就可以写下像他后来的巨著《人的行动》那样的经典，对经济学进行系统严密的阐述，为古典自由主义提供绝佳的理由。然而造化弄人，米塞斯，以及他那些居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巅峰的代表性思想，要等到西方世界完全放弃这项传统、接受全权政府、走向自我毁灭的那一刻，才迟迟登场。和平与市场，因为战争与计划，遭受遗弃。米塞斯身为自由主义的终极骑士，源自以下两层意义：他既是最伟大的骑士，也是最后的骑士。自由主义时代的丧钟，在一战的炮声隆隆中敲响。米塞斯几乎没有充足时间来完成、出版和捍卫他关于货币的论文，就被派往东线担任炮兵长官。条件相当的其他学者，获得了战争筹划室的安全职位。然而，米塞斯，因其秉持的自由主义理念，不见容于奥地利的权势阶层，而被直接置于险境当中。一名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距其人生在起步阶段的湮灭，只差一个气浪滚滚的爆炸。这会是怎样的悲剧！米塞斯尚未写下他1920年的论文《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其中包含空前有力的反中央计划论证。试想一下，作为中央计划完美化身的战争，扼杀了中央计划最严厉批评者的思想。如果你设身处地，成为火线上的米塞斯。你，比历史上任何人，明白和平市场社会的运作方式。你理解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致命缺陷，而战争不过是徒劳一场。你掌握着答案！你知道释放人类潜能的社会法则。但是，没人会关注你，毁灭和疯狂包围着你。况且，这场在你身边肆虐的战争，随时可能把你整个吞噬。你心中洋溢的未形成文字的全部思想，对于人类而言，都将永远消逝。这一切，几乎足以击垮任何人。不过，幸运的是，米塞斯不仅仅是天才，还是道义勇气的典范。在身处绝境的危机当中，以及在他所有后来经历的考验中，米塞斯用一句他在学生时代铭记的拉丁诗歌，来鼓足自己的勇气。在不可逃避的灾难面前，一个人要如何活下去，取决于他的气质。上高中时，按传统，我选择了维吉尔的诗句作为我的座右铭：Tu ne cede malis sed contra audentior ito（不要向邪恶低头，而是要更勇敢地继续与之对抗）。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我回想起这句话。一次又一次，我遇到以清醒理智来看无法逃生的境况；但出乎意料的命运之手，又让我绝境逢生。即便如今，我也不会丧失勇气。我想做经济学家能做的一切。我会不懈地说出我所知道的真理。他永远忠实于这一决心。从不在原则上妥协，是米塞斯终其一生的形象。一个莱奥尼达斯式（注：战死在温泉关的斯巴达王）的知识分子，在成群结队社会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货币狂想者的围攻下，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即便受到老友——那些被凯恩斯革命席卷而去者——的背弃，他仍然坚守自己的立场。他依旧在战斗。他不仅为子孙后代而战，还为自己而战。对米塞斯而言，仅凭《货币与信贷理论》，一本传世之作，从理论上揭露通货膨胀政策的愚蠢，还远远不够。他还亲身与两次大战间歇期奥地利的通货膨胀政策对抗。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从恶性通胀中拯救他的祖国——这样的通胀，即将降临魏玛政体的德国，促成纳粹的崛起。对米塞斯而言，仅凭《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另一本传世之作，从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的疯狂，还远远不够。他还亲自劝说维也纳最有权势者，让这座城市免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涂炭——这样的主义，即将席卷俄罗斯，导致极度的匮乏。他还试图从战争的蹂躏中，拯救他的文明。在他1919年的著作《民族、国家和经济》中，米塞斯向欧洲介绍了一个可行的路径。自决的想法，不应只是作为一种战时口号，而应作为一种政治现实来加以应用。即允许每一群人，无论规模多小，从统治性政治实体当中，自由地宣告独立。退出原则，与普遍的自由贸易相结合，将会带来和平。米塞斯甚至表示，如果可能的话，退出原则应该一直向下延伸到个人的层面。米塞斯做出一个不祥的预言。无论德国对和平的条件感觉多么屈辱，都不应寻求任何报复。把德国的怒火引向复仇，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和欧洲旧世界的文明一道被摧毁。简言之，他警告的东西，后来演变成二战的大屠杀。不幸的是，他的反战努力，并没有像他在经济上的积极行动那样，产生巨大的反响。然而，米塞斯的努力，可能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乃至千百万人的人生。米塞斯的影响，也不限于奥地利。他甚至在德国得享盛名，这里的智识领域，过去由“讲坛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把持。他成功把社会科学领域最聪明的年轻德国学者，转变到支持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的立场上来。在《米塞斯大传》中，许尔斯曼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悲剧性转折：
“正当米塞斯终于开始在年轻一代德国经济学家当中，激起自由的精神，老一代'讲坛社会主义者’取得了毁灭性的最终胜利。1933年1月30日，他们在智力上的衣钵传人，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政府总理。”
随着纳粹威胁的不断逼近，米塞斯作为一名犹太自由主义者，被迫离开他的祖国奥地利。后来，德国警察闯进米塞斯的维也纳公寓，没收了他的论文。纳粹分子知道，一间装满米塞斯文字思想的办公室，比起盟军的任何一所军械库，对他们这帮人来说，是更大的潜在威胁。在瑞士，米塞斯终于找到必要的栖身之所，写下他的系统性论文：《国民经济学》 （Nationaloekonomie），《人的行动》的德语版前身。米塞斯在他30多岁时设想的“较完整作品”，最终在这里实现：社会科学的权威阐述，以及自由社会颠扑不破的理由。这本书，套用大卫·休谟对他自己伟大著作的说法，“在开始印刷时就胎死腹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欧洲的心灵再次染上疯病，迷醉于自我摧毁。即便这本书如此炉火纯青、令人信服，也没有片刻时间或丝毫关注可以留给自由主义。再一次，不仅是米塞斯的思想，甚至他的人身，都岌岌可危。德国特工要绑架米塞斯，当真间不容发。瑞士高耸的阿尔卑斯山，也无法继续庇护米塞斯不落入希特勒的魔爪。为逃出欧洲大陆，米塞斯和他的新婚妻子，首先必须乘坐客车，从瑞士远赴葡萄牙，全程充满虎口逃生的惊险。米塞斯一家终于在纽约找到了安全港湾。然而，人身有了保障，并未伴随着财务保障。米塞斯和他的妻子，发现全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境。米塞斯的大部分积蓄，已遭纳粹没收。然后，像米塞斯这样的学识渊博者，居然遍地寻不到教职，因为美国各大学，与欧洲学术界一样，几乎成了反资本主义的大营。如果背叛自己的理念，就像他的很多同事一样，他可以轻易地在一所名校安身。但米塞斯就是毫不退缩。与往常一样，他想方设法克服困难而不屈服。誓不低头 （Tu ne cede）！幸亏美国仍有个人主义者存在。一些爱好自由的人，发现米塞斯的见解，让人有如露入心、醍醐灌顶之感。在这些人当中，有好几位，主动向米塞斯提供资金和职业支持，以协助他往后取得丰硕的成果。大多数这些支持者，与美国经济教育基金会 （FEE）关系密切。由于这样的支持，米塞斯得以在他的巨著《人的行动》当中，再次用英语（他迅速学会用这门语言娴熟地写作）阐述他系统性的社会理论。为使这部永恒杰作降临世间，经济教育基金会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一位名叫穆瑞·罗斯巴德的年轻经济学者来说，阅读《人的行动》，可是改变一生的大事。他立即转变为一名铁杆米塞斯主义者。紧接着，罗斯巴德在米塞斯著作的基础上取得建树，从而为多年以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的复兴铺平了道路。《人的行动》的影响，触动了从安兰德到戈登·图洛克等许许多多伟大思想家的生命之弦，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依然如此。米塞斯为自由战斗到最后一刻，他在80岁上写书，在90岁上发表演讲。他最后的一场演讲，是在他去世前一年。当时，有一位叫罗恩·保罗（注：美国著名政治家）的年轻医生在场。保罗医生驾车50英里来倾听米塞斯，据他后来的回忆，这场演讲有“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在他生命的最后，米塞斯只有一个遗憾：他的生命力处在衰减之中，而他尚有“许多东西要给予人们、给予全世界”。米塞斯虽死犹生：对他的人类同胞充满友善，不懈改善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际遇。米塞斯人生和事业的影响，迄今有如洪钟大吕般回荡了一个多世纪。他的著作和榜样，在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中，仍然历久而弥新。他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终有一天能够治愈我们最大的病痛。而他的楷模，能在我们心中激起勇气，那些我们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考验所需要的无上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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