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绛侯世家》的《太史公曰》中曾批评周亚夫“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意思是满足于自己的能力与军功，不知道该念点书，懂得点历史教训；对人不谦虚，还爱坚持个死理。我觉得这段话是批评的成分少，而同情、惋惜的成分居多。如果周亚夫能从张良那里学上一星半点，是不是情况会好一些了呢？可惜周亚夫不是张良，周亚夫的悲剧结局，是由他的性格决定了的。
文：罗志英
播读：梁轩诚
以前读《史记》读到周亚夫治军时，不由得对这一对君臣在灞桥边上的“演出”佩服得五体投地。
汉文帝欲前往细柳营视察，竟然被站岗的士兵挡驾，“兵士只闻周将军将令”。凭皇帝诏书获得周亚夫批准入营后，“不识时务”的士兵再次发飙：“兵营之中不得驱车”，文帝只得步行。 周亚夫见到汉文帝，并不执君臣之礼，而以“甲胄在身”为由只行军礼——周亚夫的举动并不是那么惊天动地，他只不过坚持了原则，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而已。但在中国的政治历史背景下，法治什么时候大得过人治？难的不是周亚夫的循规蹈矩，难的是汉文帝的容人之量。更重要的是，文帝不光宽容仁厚而且还能知人善任，他从周亚夫对自己九五之尊的“冒犯”洞察出此人的忠勇。 周亚夫如此驳汉文帝的面子，文帝却丝毫不恼，反而大赞细柳营营纪巍然、周亚夫治军有方——由此，周亚夫以治军严谨闻名天下，后世也就把“细柳营”作为精锐部队的代名词。 唐代诗人王维的《观猎》一诗，就提到了这个历史典故： 周亚夫是平定吕氏之乱名将周勃的次子，袭封条候；而后因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功勋，于汉景帝七年（前150年）被升任为丞相。由于周亚夫为人耿直，坚持正道，故而得罪了汉景帝、王皇后等人，主要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周亚夫反对汉景帝废太子刘荣；其二，周亚夫反对汉景帝封王皇后的兄长王信为侯；其三，周亚夫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帮着汉景帝贯彻“一石击二鸟”的方针，得罪了窦太后和梁孝王；其四，当时有五个匈奴贵族叛变匈奴，投降汉朝，汉景帝很高兴，想封他们为侯爵，以鼓励其他人也来投降，但周亚夫坚持不同意。 从以上种种情况分析，周亚夫当时在朝中所处的地位已经相当孤立、相当危险了，但性情直爽、一心为公的周亚夫竟然还没有任何觉察。也正是在周亚夫已经招致汉景帝如此憎恨，而周亚夫的功勋、威望又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当年他那种“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的话，就被汉景帝又恨又怕，成为周亚夫必死无疑的原因了。
汉景帝要杀周亚夫，但周亚夫没有任何罪过，于是汉景帝就故意找碴儿：有一天，汉景帝邀请周亚夫到宫中参加宴会，席面上摆着大块的肉，但没有刀子，也没有筷子。于是周亚夫就对服务人员说，让他们把筷子拿来。汉景帝一听大怒，他说：“我们对你如此尊敬，你还觉得不满意吗？”周亚夫见此情景，他就不再说话，恭敬地退出了宴会厅。其实汉景帝的意思是如果没有皇帝的帮助，你再怎么强什么也做不了。汉景帝的目光紧紧跟随着周亚夫离去的身影，恨恨地说：“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没法留着他侍候日后的小皇帝！”
这就表露了汉景帝对周亚夫深藏已久的仇恨和必欲杀之而后快的祸心。对于周亚夫来说，大祸已经不可避免，剩下的只是时机问题了。汉景帝最后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借口呢？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恰就在此时，看着老去的父亲，周亚夫之子孝心如炽——作为一代名将，父亲周亚夫的墓葬当然少不了兵器之类的东西。而根据汉律，买卖和私藏兵器都是犯禁的。假如周亚夫之子明智一点，绝不该动这个脑筋，可他偏偏孝心爆发，非把东西搞到手不可，遂不顾后果，暗中向朝廷的营造署（工官）购买了五百副盔甲和盾牌预备殉葬。 买殉葬品无所谓，但“工官尚方”是专门给帝王制造器物的部门，买这种部门制作的器物用于臣民就有了一个“越份”的问题。于是周亚夫就以这个罪名被下狱了。当时的廷尉、也就是“九卿”之一的最高司法官审问周亚夫说：“你买这些铠甲盾牌之类的东西，不是存心准备造反吗？”周亚夫说：“我买这些东西是用于死后当殉葬品的，这些木制、陶制的东西可以用来造反吗？”廷尉说：“你即使不想在阳间造反，也是想到阴间去造反！”
当时的这个廷尉名叫王恬开，他秉承着汉景帝的意旨行事，居然就用“你不是想造反地上，就是要造反地下”这种开玩笑一般的语言，给一位高居丞相之职的元勋定成了“谋反”的死罪。于是周亚夫愤怒地绝食五天，吐血而死。
宋代黄震评论周亚夫的悲剧结局说：“亚夫尤重厚守正，平吴楚有大功，其争废太子、争侯王信、争侯降匈奴徐卢等五人，又皆宰相职也，反以怏怏疑之，卒置死地。景帝尤少恩哉！”（《黄氏日钞》） 明代查慎行说：“至于亚夫用兵处，极力摹写，节制之师，历历有如目击。亚夫之坐'谋反’，因子买葬器，狱吏执'欲反地下’四字，游戏定爰书(判决书)，此何异岳武穆(飞)'莫须有’三字耶?景帝之刻薄寡恩，隐然言外。史笔至此，出神入化矣。”(《史记评林》引) 司马迁在《绛侯世家》的《太史公曰》中曾批评周亚夫“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意思是满足于自己的能力与军功，不知道该念点书，懂得点历史教训；对人不谦虚，还爱坚持个死理。我觉得这段话是批评的成分少，而同情、惋惜的成分居多。如果周亚夫能从张良那里学上一星半点，是不是情况会好一些了呢？可惜周亚夫不是张良，周亚夫的悲剧结局，是由他的性格决定了的。 在刘邦的开国功臣中，有一批是被刘邦、吕后杀了；有一批则是在刘邦、吕后面前尽量表现出一种圆滑避事、明哲保身的态度，惟有周勃、周亚夫父子是那种既有大功，又比较正直的人，结果都死得相当委屈。所以，司马迁在写周勃、周亚夫这篇“世家”时，显然比写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人的“世家”寄寓了更多的同情。 近代李景星说：“绛侯两世有大功于汉，俱以下吏收场，此太史公最伤心处，故用全力写之。” 《史记》写周亚夫还有一点神秘色彩的尾巴，司马迁说周亚夫早年还是个普通人的时候，有人给他相面，说他：“你三年以后被封侯，封侯以后的第八年你要出将入相，掌握国家的最高权柄，在满朝文武中至高无上，但再过九年你将被饿死。”结果周亚夫真的就因其长兄犯罪而自己被朝廷指定做了周勃的嫡系继承人；接着又因平定吴楚之乱有功，位任丞相，权倾朝野；最后又被下狱，愤怒地绝食而死，与相面者所预言完全相符——司马迁写这种带有宿命色彩的故事，或许就是借此抒发一种人世的感慨与悲哀，是对现实政治、对最高统治者表示愤怒的一种特殊写法：太史公笔法，也称春秋笔法。 “太史公笔法”是司马迁对史学典籍的传述方式，是对历史人物给予褒贬的评价，都不同程度地遵循“言有序”、“言有物”的写作原则，其最核心的内容是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实录精神，而实录则主要是从人性普遍性出发，设身处地写出特定人物在特定语境中的必然反应、竭力还原历史的固有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