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发有：“清晨来到树下读书”
一
藏书票之所以可爱，除了在方寸之间拥有深厚的人文积淀之外，它形象地记录和表现了读书人的习惯与爱好。这些薄薄的旧纸片，对于不感兴趣的人而言，就是一堆垃圾。可对于那些臭味相投的人而言，那真是掘之不尽的宝藏。在把玩藏书票时，经常会看到树下读书的图案。我个人在学生时代，晴天的清晨特别喜欢跑到树荫下读书，当和煦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被阵阵微风搅动成一地碎金时，心情总是特别愉悦，记忆力也往往有超常发挥。记得当年有一首歌曲风靡一时，那就是谷建芬作曲、高枫作词的《校园的早晨》，歌曲唱道：“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也照着身旁这棵小树/亲爱的伙伴亲爱的小树/和我共享阳光雨露/让我们记住这美好时光/直到长成参天大树……”
在我收藏的藏书票中，有十几张都以树下读书为主体图案，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其中两张：一张贴在一本1931年由纽约的Modern Library出版的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上，票主为Geogina G.Kerr和Reg.N.，为共用藏书票，设计者在底部缎带右侧的隐蔽处留下了花押PR.。主体图案为一个靠着大树的男子正在专注地读书，背景图案为附近的建筑和远处的山峦。另一张贴在一本1961年由美国伊利诺伊州的RICHARD D.IRWIN，INC.出版的Cases in Industrial Management（《工业管理实例》）上，票主为H.Russs Zimmerman。在图案中，一个男子放松地坐在地上，靠着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他光着脚丫，正在心无旁骛地读书。
在树下读书，是从古至今许多读书人的共同爱好，既可以领受自然的无私馈赠，又可以体会阅读的快意，何乐而不为呢？“阅世长松下，读书秋树根。”清代诗人郑鉽《题陈南麓都谏匡山读书图》有这样的诗句：“松下轩窗坐，岩间卷帙开。”坐在窗外的松树下，在石头上打开书卷认真阅读，这真有天人合一的意味。明朝的画家吴伟有一幅绢本、设色的《树下读书图》，画面表现的是传统的隐逸与耕读题材，一位中年士人耕牧之余在树下休息，展卷读书，自得其乐。两度出入宫廷的吴伟，通过表现远离官场的闲适生活，曲折地表达了对当时腐败的政治和艰险的仕途的不满。
我颇为喜欢的作家孙犁有一篇《野味读书》，其中有言：“解放战争时期，我在河间工作，每逢集日，在大街的尽头，有一片小树林，卖旧纸的小贩，把推着的独轮车停靠在一棵大柳树上，坐在地上吸烟。纸堆里有些破旧书。有一次，我买到两本《孽海花》，是原版书，只花很少钱。也坐在树下读起来，直到现在，还感到其味无穷。”这段文字让我联想到在山东大学执教的岁月，校园里有一片著名的小树林，里面摆着一些石凳和石桌，当时教授都没有独立的办公室，我经常坐在石凳上，和学生一起讨论问题，不止一次和学生争到面红耳赤。尽管雨天时挨过淋，冷天时受过冻，也曾中过“天屎”的“头彩”，但今日回想起来，却依然觉得美好。
在树下读书，并非只有日常的诗意，同样可以体验荡气回肠的激情。海明威在散文《非洲的青山》第二部《记忆中的追猎》中写道：“闷热的天气中，我躺在凉风阵阵的树荫下读着书，不用为写作而费神，想到我们四点钟时就要进行新一轮的猎杀，心里就十分高兴。”遗憾的是，像海明威这样在战场边缘和非洲的深山老林里读书的境界，于我而言难以企及，只能是内心里一种遥远的向往。
二
在藏书票的方寸世界里，除了与书有关的方方面面，也关注凡间乃至神话里的爱恨歌哭。在我收藏的藏书票中，有一张的主题为皮拉姆斯和提斯柏（Pyramus and Thisbe）。书票的作者为保加利亚年轻的藏书票大师Hristo Kerin，他生于1966年，获得过2004年阿根廷国际藏书票竞赛特奖、意大利Bodio Lomnago国际藏书票竞赛特奖等众多奖项。这张书票为铜版蚀刻作品，还使用了版画中的飞尘技法，作品印制在压制有作者特殊印记的纸上，有作者亲笔签名，为编号限量版（71/75），画芯尺寸为12x9cm。
希腊神话中收入了皮拉姆斯和提斯柏的故事，但其最初源头是一则古巴比伦的神话传说。皮拉姆斯是古巴比伦最英俊的美男子，提斯柏是最美艳的少女，他们是邻居。不幸的是，由于两家家长不断发生冲突，因而禁止这两位心心相印的恋人相见。在万般无奈之中，他们只能紧靠着隔墙，通过倾听恋人的声音来排遣相思之苦。爱神阿佛洛狄忒被他们的深情所打动，于是暗中相助，使得两家之间的隔墙裂开了一条小缝。这对恋人借助小小的缝隙，可以低声细语，相互倾诉。到了夜晚降临，他们就只好把深情一吻，留在冰冷的墙壁上。后来，两人约定到城外林子里一株白色的桑树下见面，这儿临近亚述王尼诺的陵墓。先到约会地点的提斯柏没有看到皮拉姆斯，在寻找皮拉姆斯的过程中，惊动了草丛中的一头巨狮。当被惊扰的狮子张着血盆大口扑过来时，提斯柏只好丢掉面纱，在惊慌失措中逃走。当皮拉姆斯赶到时，没有看到恋人的身影，只见地上到处都是狮子的脚印，还有一条被撕碎的纱巾，纱巾上沾满了狮子捕食的猎物残留下来的血迹。皮拉姆斯误以为提斯柏已经葬身狮腹，悲痛欲绝，便拔出防身的匕首，在桑树下自杀而亡。当提斯柏再次回到约会地点时，看到爱人已死，不愿独活，也自杀殉情。他们的鲜血流到了白桑树下，白色的桑葚也随之变成了紫红色。后来在西方的多种语言中，将Pyramus和Thisbe都用作“为爱而死的人、殉情者”的同义词。
在Hristo Kerin制作的藏书票中，作者选取了提斯柏决定追随皮拉姆斯的瞬间，她紧靠着已经气绝的恋人，表情坚定而绝望，目光空洞，将手中的匕首指向自己的身体；背景中有月光里的桑树叶子，还有狮子的图案。经过飞尘技法的处理，整幅画面层次鲜明，黑、白、灰的过渡自然，充满了视觉冲击力。
在世界文学传统中，皮拉姆斯和提斯柏的传说激活了众多文学大师的想象力。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其代表作《变形记》中完整地记述了这个故事。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中有一场戏中戏，上演的正是皮拉姆斯和提斯柏的殉情故事。1562年，阿瑟·布鲁克发表《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悲剧故事》；1594年，莎士比亚创作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原型，也可追溯到皮拉姆斯和提斯柏的传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塔索也据此创作了著名诗篇《阿敏塔》（Aminta），但丁的《神曲》也多处提到这个传说，皮拉姆斯和提斯柏的传说在欧洲叙事文学中影响深远。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传说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一扇扇门扉，吸引了一批批作家和艺术家，编织形形色色的“殉情的罗曼史”。
三
我自小是一个书痴，读小学时父亲给我的为数不多的零花钱，我都自作主张用来买书。读初中时开始寄宿，家里面给我的伙食费，有不少也被我从牙缝里抠出来，还是用来买书。上大学以后，更是变本加厉，买书的数量在同班同学中遥遥领先。我本科主修经济学，却不务正业，对文学情有独钟。那时买的全是新书，因为对旧书毫无兴趣，一是觉得旧书太丑太脏，蓬头垢面，龇牙咧嘴，气味难闻；二是喜欢追逐时兴的信息，对过时的学问不感兴趣。在杭州街头一些古旧书店和学校图书馆的书架上，偶尔也会翻阅一些旧书，渐渐留意到藏书票这种东西。记得在学校图书馆的一些旧书上，透过标注借还日期的白纸条，能够影影绰绰地看到底下的藏书票。当时觉得好奇，有几回忍不住撕开那白纸条，但看到的藏书票已经面目全非，只是隐隐看到“之江文理学院”的字样。去过几回杭州古旧书店，记得在书的封二上看到过很多民国时期的藏书票，每本书的标价一般是几毛钱，最贵的也不会超过五元。遗憾的是，我当时对藏书票的态度仅仅是看看而已。当然，荷包空虚还是个大问题，那时学校食堂的一份大排加青菜只要四毛五分钱。
博士毕业以后，到山东大学执教，闲暇喜欢逛书店。在中山公园的旧书市场和英雄山文化市场，陆陆续续淘到一些有趣的旧书，其中有一些老文化人的藏书和一些带着民国藏书票的馆藏书。随后几年，趁着去北京开会的间隙，在琉璃厂旧书市场买过一些旧书，有一小部分民国图书和外文旧书也黏贴着藏书票。总体而言，北京旧书店的老板大都比较懂行，带藏书票的旧书都卖得很贵，难得有捡漏的机会。
2009年秋天，我到哈佛大学从事一年的访问研究。在哈佛各式各样的图书馆里，我看到的每本书几乎都有藏书票。这一段时间，我真正开始对藏书票产生浓厚兴趣。大致而言，哈佛大学的藏书票有三种功能：一是标明藏书的场馆。始建于1638年的哈佛大学图书馆有九十多个分馆，每个分馆都有专用的系列藏书票。二是标明图书或购书基金的捐赠者的姓名。哈佛大学的办学基金大都来自捐赠，校友的捐赠更是其中的基石，大量的图书也依靠实物形式或基金形式的捐助。通过藏书票的形式，哈佛大学图书馆在延续一种感恩的传统。凡是来自校友的捐赠，藏书票上都会注明校友的年级。三是纪念为哈佛做出过卓越贡献的教授，最为常见的是纪念在1869年至1909年之间担任校长的查尔斯·威廉·艾略特的藏书票。虽然是一张张薄纸，但这些藏书票让哈佛读者明白了每本书的来源，而且在方寸之间涵育一种独特的校园文化。
哈佛图书馆员工做事的细致，真是让人感动。譬如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词学大师龙榆生（名沐勋）捐赠的《朱疆村先生手书词稿》，书内除了贴有燕京图书馆的通用藏书票外，还贴了两张纸条。一张白纸上标着：“FROM PROF.M.S.LUNG”；另一张裁剪成梯形的牛皮纸上写得更详细，除了用英文手写捐赠者的姓名、身份（中国上海暨南大学教授）、捐赠时间（1935年3月2日）外，还专门用中文手写“龍沐勋教授”。更让我吃惊的是一本《客家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书，这是一本作者赠书。由于我是客家人，而且一直关注客家研究，才会从书库里调出这本书。从借阅记录来看，我是第一个借阅者。作者舒龙是一个客家文史研究者，我在赣州参加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时见过他。令人意外的是，燕京图书馆居然专门为这本书制作了一张藏书票，略微有点倾斜地贴在封二，上面打印着“Gift of Shu Long”（舒龙的礼物）。在中国的旧书市场看多了被弃若敝屣的作者赠书后，哈佛图书馆对作者赠书的珍惜，真是让我肃然起敬。
在哈佛访学的那段时间，除了扫描或拍摄哈佛一些有特色的藏书票外，我开始留意美国旧书店里的图书，居然淘到了几十种带着藏书票的旧书。版画藏书票起源于德国，目前可考的最早的“刺猬衔花”藏书票，其制作年代约为1450年。早期的藏书票主要在皇家、贵族、教会圈子里流通。从十九世纪开始，律师、医生、建筑师等高收入阶层加入藏书票收藏者的行列。到了十九世纪后期，随着普通人群涉足藏书票收藏领域，藏书票才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极高文化内涵的流行艺术。而藏书票传入中国，已经是二十世纪初期，鲁迅倡导的版画运动助推了藏书票的发展。
说实话，我个人对于纯粹为了收藏的藏书票并不是太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贴在旧书上的藏书票，尤其是民国大学的藏书票和读书人专用的藏书票。当然，作为一种微型版画的藏书票，自身就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尤其是藏书票中的一些经典之作，其美感和文化价值都有超越时空的魅力。就我个人趣味而言，如果说藏书票有画龙点睛的妙处，那么，离开了整条飞舞的苍龙，孤零零的眼珠也就失去了灵透的光芒。那些贴在旧书上的藏书票，犹如黑夜里的一束束灯光，陪伴着我们回到岁月深处；犹如一座座路标，引领我们去追寻一所大学、一个知识分子、一本书所走过的独特旅程；犹如尘垢里的珍珠，散发出一种无法为时光所掩埋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