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问题，我有话说

关于教育问题，我有话说

六安教师讨薪事件刚过，又来小学班主任因晒成绩引起不满而写辞职信，昨天，赣州四中刘爱平校长又毅然决然跳楼自杀。

这几起事件，看起来在时间，地点，事件上没有特别密切的联系，但都是教师，都是基层教育系统中的问题。

孤证难立。但几起事件接连发生，一件比一件更让人添堵。身为教师的我，有一些情绪要表达，有一些思考要呈现。

为什么基础教育会出问题？

直接归因于教师工资低，社会地位不高。这不能解释赣四中校长事件。

间接归因于社会浮躁，不尊重教师，不能好好沟通。这个社会各部分甚至包括政府部门，好像范围又太大，不能很好地分清主体责任，如决六安事件中警察与市政府责任划分问题。

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价值导向、制度建设、法治意识不够正确与完善。有分析称，目前权力的行使，没有明确界限。这就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以及不能有效追责的问题。有权无责跟有责无权一样都不是现代政治的正确表述：权利与义务不可分。

作为历史学习者、研究者与参与者。我想说，这些事件，是我们国家策略的没有及时调整所致。

我们先来回顾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之后“教育产业化”开始，1999年，高校扩招。那一年，我参加高考，很多成绩跟我差不多甚至比我差一点的同学，通过扩招方式，读了层次更高的大学。

于是，教育产业一路狂奔，如脱缰野马：全国高校扩招，建新校区。带动地方财政，房产，土地等一系列发展。一场资本盛宴，各路资本，包括政府以集体土地占有人的身份赚得盆满钵满。即使通过升学率提高，更多大学生也是受益者。

2008年以前，教育都不是问题，因为我们是“世界工厂”，我们培养出的专门人才（产业工人）都能够进入“世界工厂”，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比较稳定。教育问题不容易暴露出来。这十年的凯歌猛进时期是值得肯定的。

2008年以后，从美国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使整个世界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外向型经济，“世界工厂”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在空间维度上展开：一是“工厂”向内陆迁移，一是向东南亚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曾经的“孔雀东南飞”的盛况不再。“用人荒”成为普遍现象。

中国制造还是中国制造，但是，互联网经济加速发展，人工智能大量取代一般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尤其是2012年以后，全国开发，出现沿海“用工荒”的情况下。教育的投入产出比逐年下降。

在多数人投资失败的行业，传导出一种对教育的失望。教育产业化到今年整整20年。本该在教育产业化的方向上来一个大的调整。但是，我们的反应还是有点慢。这是历史的惯性与惰性使然。只有等到问题出来后，才会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引发全社会的关注。

于是，失望的情绪由基层教育的这些一线教师承压。一线教师非但有生活重压，有学生、学校、家庭，也有社会舆论的重压。

反思：当年，教育产业化的初衷，是看中了国人高储蓄的钱袋子。国家用了很多方法鼓励民众投资与消费，高储蓄率却一直居高不下。国人重视教育的传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消费心理，一旦被激发，并且不可收拾之后。这扇打开的门就再也关不上了。

教育改革到了现在，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逐年提高。一些在整个教育生产过程中，由于自身及家庭因素，在竞争中失败的受教育者，往往容易把自己的以及自己小孩的失败归罪于教育本身，而一线教师是整个中国教育政策的直接实施者，也是一些对于育不满情绪的直接承受者。

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的策略。我们就会看到越来越多不应该由现在教师承受的压力与不公正的遭遇。

就在本文写完之后的两天，6月8日，重庆商报的一则《高考结束，育人三年，却换来一顿毒打》，几天之后，又出现了《蚌埠殴师，学校何以成为家长泄“粪”的场所》的新闻，一件比一件闹心。

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初“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近几任政府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做得很好。

那么，教育产业化20年后的今天，优先培养产业工人的教育主导思想是不是也应该向“培养完整人格的现代公民”方向发展呢，让一线教师真正回归“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