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明白儒道法三大哲学的区别吗?入世为儒、出世为道、治世用法

“外儒内法,兼之以道”,儒、道、法三大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它们的区别,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入世为儒,出世为道,治世用法。表面上看来可以理解:儒、道的人生态度是相反的,前者主动积极、后者被动消极。因此,“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双方看似是对立的;至于儒、法,则存在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都是积极入世,为了建设更美好的社会秩序出谋划策。但双方的分歧在于方式的区别:儒主张由内到外的主动性,法信奉由外至内的强力约束。但在实际上,三者之间并没有这么泾渭分明,而且互相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儒家的代表人物有三位:孔子、孟子、荀子。三人既一脉相承,同时在具体观点上又有所演进。孔子被视为儒家学派的创立者,但他的观点并不是完全原创。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他对当时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社会情况痛心疾首,因此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思考、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他的结论是这样:之所以社会动荡,是因为周天子的制度被破坏了,也就是“礼乐废,诗书缺”;而解决的办法,就是要重拾周礼,尤其要明确宗法制、确定名分,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贵贱有等、上下有序,各人干好自己该干的事、守规矩,不越位、不僭礼;如果人人都这样,那社会就变得和谐有序、人民从此安居乐业了。

简而言之,孔子就是主张人们自觉自愿地分等级、守规矩。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的暴力统治手段是不行的,必须通过注重德、礼来实现。德就是道德,这一理念源自于《尚书》。这本著作中,记载了上古尧、舜、禹几位圣君的事迹,以及夏、商、周三代重大政治事件,重点刻画了这些明主的高尚道德:尧、舜、禹都凭借一心为民的品格受到万民敬仰,由此也为后代帝王创立了榜样;夏、商之所以灭亡,正是因为末代帝王荒淫无道、道德败坏。因此,西周的杰出政治家周公旦,经常教导周成王要敬天保民、以德配天,以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因此,《尚书》被封为儒家经典,而周公旦则被视为儒学奠基人,被儒家推崇备至。孔子认为,要实现大治,君王必须以德治国;而以德治国核心在于施行仁政。

什么叫仁?“仁者爱人”,将对亲人的爱扩展为对人类的爱,最终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状态。此外,孔子还强调“克己复礼”,也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让自己的言行符合礼制;即使自己有欲望时,也得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基于以上观点,儒家要求君主、官员注意提升自我修养和行为规范,最终实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者的和谐统一,构建起—套完整的儒家政治伦理。而孔子以德治国的目标,是达成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

而孟子、荀子,则是其后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身处战国,那是一个人性暴露无遗的空前大争大乱时代。孟子的最大理论,就是总结出性善论,即我们常说的“人之初,性本善”。依照这种前提,他主张依靠人天生的善,经过教育后培养出仁、义、礼、智四德。同时,基于人性本善,孟子反对战争、主张仁政,统治者要关心百姓的疾苦、减轻人民负担;他还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把对待人民的方式视为国家存亡兴衰的关键。但他的仁政目的还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让百姓具备生活的条件,然后再进行人伦道德教化,从而实现社会秩有序统治。孟子还有一句经典名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人,治于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说白了,就是对阶级进行明确划分,统治者、被统治者泾渭分明。因此,这一理论自然会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后人称呼“孔孟”,俩人成了儒家的宗师。

荀子也是战国人,但他跟孟子完全相反,主张性恶论,“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追求欲望的,但现实社会的物资有限,两者的矛盾必然会诱发纷争,这就形成了人性本恶。因此,荀子秉持“人定胜天”的理念,主张通过教育对人性进行改造。他所指的教育,除了礼义道德外,还要加强外在强制力量,也就是刑法。“治之经,礼与刑”,他把礼与刑视为治国的根本,由此可见,他具备法家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他培养出了两位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韩非子。

下面先聊聊道家。道家有个典型特征:反对社会进步。创始人老子认为,理想中的社会是“小国寡民”的状态,即人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庄子则主张“绝圣弃知,大盗乃止”,也就是说,人们要彻底回归自然,回到最初的状态,社会才会安稳。道家的理论基础源于“道”,这个字眼指的不是道理,而是他们所认知的世界本体。“道”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是自然运行的,无虚妄、无偏执、无妄为、无思念,这就是道的“无为”性质。以此为依据,道家主张“无为而治”,通过“自然”的无为达到治的境界。这里的“自然”不是如今概念中的自然界,而是相当于事务的“本性”,即没有人力干预的初始状态。道家看来,天然远胜于人为,无所作为、无心而为、任性而为等都是“无为”。而要做到“无为”,必须“无智无欲”。欲望是造成社会混乱和罪恶的根源,所以统治者应该“少私寡欲”。但在同时,道家认为人天生带有欲望,因此也肯定合理的“欲”,但绝不能不能贪欲、纵欲。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就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逻辑。而这种理念的最好实践,莫过于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政策。“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事实证明,在常年的战乱与纷争后,统治阶层顺应民心、不乱指挥,反而是最好的治国方式。由上可见,虽然都是为了实现稳定有序的社会状态,儒、道主张的方式完全不同,前者推崇教化、灌输理念,后者主张顺应本性、无所作为。那么,两者之间是势同水火的吗?并不是。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并赞对方如人中之龙;他甚至也肯定“无为而治”的概念,只不过他的无为,指的是“德化”的无为;儒、道都认为世间万事万物自有运行规律,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张认识规律、利用规律;后者则认为要顺应规律,这才能让规律充分发挥作用。

而法家则比较特殊。首先,那些法家代表人物要么研修过儒家学说,比如李悝、吴起都曾拜在“孔门十哲”之一的卜子夏门下学习,李斯、韩非子都曾是荀子的弟子;而同时又有一些人曾追随道家学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申不害、韩非子都曾学习道家理论。(韩非子确实博学)可以这么理解:法家汲取了儒、道的合理之处,却又针对它们的短板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和儒家一样,法家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也都主张明确等级、强化君主地位。但区别在于,儒家主张品德教化,靠自觉;法家信奉外力,主张利用赏罚威逼利诱。其实法家的这一观点跟荀子有些相似,主要的差异在于,荀子主张礼制为主、刑罚为辅;而法家只强调严刑峻法,对礼制那套毫无兴趣。

原因在哪呢?商鞅有句经典的话:“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即:仁者能够对别人仁慈,对方却不会因此也变得仁慈;道义之人可以关爱他人,却不能让对方跟着学会关爱别人。因此,在他看来,儒家那套就是自欺欺人了。而韩非子同样直接。儒家主张用贤者治国,这没问题,但世界上有几个贤人?相反,只要经过训练,懂法令、执行法令的官员一抓一大把。对比之下,哪种方式更靠谱?韩非子还质疑仁政的有效性。“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君主爱民,极致也不过于父母爱儿子;但“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对于那些无可救药的熊孩子,父母也只能束手无策。但是,面对再熊的孩子,一个官吏拿着绳子就能让其服服帖帖。因此,虽然目的类似,但法家摈弃内在教化,转而主张外力胁迫,也就是用惩罚约束、用奖赏驱使,这一方式简单粗暴,也被证明了显著效果。但由于过于强调人们对利益、欲望的渴求,忽视了人们区别于动物的精神追求,法家体现出了自身局限性。在乱世时是万金油,在治世就显得“刻薄寡恩”,秦朝之亡就是教训。此外,法家与道家也有一定的关联。韩非子将“道”引入政治领域,不过他的道,指的是君臣之道、人主之道。

三大学派都在历史上得到实践的机会。战国的大争之世,方式直接、见效快的法家备受青睐,被各国争相采用,变法最为彻底的秦国笑到了最后;秦朝因“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灭亡后,道家顺应汉初的客观需要获得了实践的机会,也造就了辉煌的文景之治;但随着汉武帝的即位,有鉴于无为而治难以吻合帝国发展、扩张需求,一直备受排挤的儒家思想终于得到了出头之日,经过董仲舒的改良,西汉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也成了其后两千年封建王朝的祖传秘方。但在实际上,历朝历代统治者实际采取的都是外儒内法、兼之以道而已;法家确实好用,但要注意吃相,所以对其进行了仁义、教化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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