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给书斋取名

  明代仇英的《桐阴图》(局部),描绘了文人在书斋中的场景。

古代文人墨客常常给自己的居室或书斋取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这个名字就叫室名。室名有着悠久历史,历代文人室名背后体现出的也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

据《晋书》(卷85《刘毅传》)记载:“初,桓玄于南州起斋,悉画盘龙于其上,号为盘龙斋。”这或许是古代可考的最早室名。到了唐宋代时期,室名渐多。到明清时期,室名大盛,一般粗通文墨的人都会给自己书斋取名,甚至一些商人(包括书商)也常常给自己的店堂取个雅号。

在历史上,室名花样繁多,有的人只有一个室名,但是有很多人,拥有多个室名。通过这些室名,可以归纳出古代文人的命名方式,它们大致可以分为几大类:

第一大类是以所居之室的本身情况命名。这种命名方式可根据居室环境、形状、建筑时间等多种情况来命名。以自己居室的环境来取名比较常见,明代著名出版家、藏书家安国自己的居室后面种有二里地的丛桂,他便取名为“桂坡馆”;明末书画篆刻家胡正言因自己斋前植竹十余竿,取名“十竹斋”;其他比如一石庵、一草亭、一角山楼、一亩园、芥子园、九梅堂、二十七松堂等都反映了居室的环境特点。以居室形状命名者如唐代宰相李林甫,他有一室似偃月之形,便取名曰“偃月堂”, 据说李林甫常在这里密谋策划陷害忠良之计,后人因此以比喻嫉害忠良之地。同时期的另一位宰相杨国忠,穷奢极欲,他有一室以沉香制阁,以檀香造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而为泥,涂饰阁壁,因名之曰“四香阁”。还有以建筑时间命名,如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在浙江乌程西南杼山造亭,其建筑时间是癸丑年(大历八年)癸卯月(十月)癸亥日(二十一日),因命之曰“三癸亭”。宋代文学家王安石旧居金陵报宁寺时,从金陵城到钟山,到报宁寺这里正好走了一半,王安石因此命名为“半山亭”。

第二大类就是以所寓之志命名,这也反映了书斋主人的志向。宋代“遗民”郑思肖隐居平江,把“大宋”二字析为“本穴” 二字(即把“宋” 中之“十” 置于“大”下),名其室曰“本穴世界”,寄托怀念故国之情。宋代范仲淹《岳阳楼记》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人卫泾因取此句之意,名其室曰“后乐堂”,寄托忧国忧民之心。元代遗民丁鹤年入明不仕,名其室曰“贞素斋”,寄托洁身自好之志。明代大臣戴金以力行、责己、克终为三件难事,因名其室曰“三难轩”,寄托征服“三难”之心。明代学者吴钟峦对子孙提出十大愿望,后取室名为“十愿斋”,寄托遗愿。清代诗人张时泰写有自传《实懒先生传》,末有诗云:“懒送穷愁懒顾身,懒趋权贵懒干人。懒寻枯句每经日,懒作报书恒几旬。幽尝懒殊辜景物,远游懒已绝风尘。懒眠懒起情如醉,十懒先生懒是真。”后名其斋曰“实懒斋”,寄托玩世不恭、旷达闲适之志。

第三大类是以所藏之书命名。其中又可分为藏书目的、藏书方法、藏书内容等。这一类中,以藏书内容命名者最多。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多藏野史,因此取名“野史亭”。清代黄丕烈藏宋本百余种,名其室曰“百宋一廛”,后又藏北宋本《陶渊明诗集》和南宋本汤氏注《陶渊明诗集》,将书斋取名“陶陶室”。后来他又购得宋严州本和景德官本《仪礼》(一名《士礼》),遂取名为“士礼居”。清代学者周春,因为藏有宋本《礼书》和《陶渊明诗集》,名其室曰“礼陶斋”。后来,《礼书》不存,书室易名为“宝陶斋”,最后,连《陶渊明诗集》也被迫卖掉,书室不得不改为“梦陶斋”。

以藏书目的为命名的,如清代藏书家、校勘学家章钰,他将书斋取名为“四当斋”,表示嗜书如命,为读而藏。“四当”这个典故则来自于宋代藏书家尤褒之语。尤袤说:“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以藏书方法命名者,如明代戏曲理论家、藏书家祁彪佳为自己的书斋取名“八求楼”。“八求”即宋代藏书家郑樵所总结的求书八法:“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清代书法家、藏书家潘祖荫的“八求精舍”也是如此。

还有以藏书目的为命名的,比如清代学者徐乾学筑楼藏书,一日“与其子登斯楼而诏之曰:'吾何以传女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吾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世’”(《 藏书纪事诗·徐乾学》)。可见,“传世楼”之名表示徐氏为传后代而藏书。

第四大类就是以所敬之人命名。宋代大儒程颐曾流传有“程门立雪”的故事,清人程大年尊程颐为师,遂名其室“立雪斋”。宋代文学家虞俦钦佩唐代诗人白居易,便名其室曰“尊白堂”;明代文学家袁宗道极为推崇唐代白居易和宋代苏轼,为书斋命名为“白苏斋”;清代书画家许友师法宋代书画家米芾,为自己的书斋取名“米友堂”。(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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