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再来，把本雅明的触须拉进摄影

“我厌恶集体安全！我邀请每条小鱼们和我单独签订双边协议”，1938  约翰·哈特菲尔德（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中提到哈特菲尔德的创作实践）

《思考摄影》的第一篇文章《作为生产者的作者》来自瓦尔特·本雅明。本文是瓦尔特·本雅明1934年4月27日在巴黎法西斯主义研究学院的讲话，他号召左翼艺术家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催促“进步的”艺术家如工人一样，去介入艺术生产的种种手段——改变传统媒介的“技术”，转变资产阶级文化的“装备”。（哈尔·福斯特语，https://www.sohu.com/a/169588561_559362，后文一部分引语亦出自该网站，有校对。）

维克多·伯金为什么选择以一篇只用了很少篇幅来讨论摄影的文章来作为先锋？这是翻阅这本书的第一个问题，它的答案其实也就给这本书定了调子。或者也可以夸张点说，这个调子正是包括伯金在内的许多1980年代之后的摄影写作者、创作者所拥护的。

伯金在文集的引言里介绍，《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引出了后面几篇文章将要谈到的话题（即便有的内容没有直接提到）：

· “艺术”实践与更广阔的社会的关系——社会支持并容纳着艺术；

· 图像在大众传媒之中的用途；

· “关怀摄影”（Concerned Photography）的美学影响【也许是伯金通过本雅明评价阿尔伯特·伦格-帕契的《世界是美丽的》而得出的联系】；

· 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政治作用；

· 摄影图像与文字说明的功能性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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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摄影 ·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The Author as Producer, 1934）

作者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德国籍犹太哲学家、文化评论家、散文家。本雅明作为一个兼收并蓄的思想家，结合了德国唯心主义、浪漫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犹太神秘主义的元素，对美学理论、文学批评和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持久而有影响力的贡献。

本雅明最著名的作品有《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1923）、《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1936）和《历史哲学论文》（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40）等。

瓦尔特·本雅明  图片来源：STR/EPA

p17

（1）孤立呆板的作品、小说、书是无用的，必须将它们置于活生生的社会关系中。

（2）在我问“一部作品与时代的生产关系的关系怎样”之前，我应该问：“作品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什么地位？”这个问题关乎作品在它所处时代的文字层面的生产关系中具备的功能。换句话说，它与作品的写作手法直接相关。【可以把“写作”替换成“摄影”。】

p23-24

日常生活中最细微的真实片段能比绘画说明更多的东西。如同在一页纸上一个凶手带血的指印能比纸上印出来的文字能说明更多一样。这种革命的态度转化成了摄影蒙太奇。只需要想一下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的作品，他的技艺使书的封面变成了政治工具。但是，让我们跟进一下摄影后来的发展。我们发现了什么？摄影变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时髦，结果是在拍摄出租屋和垃圾堆时也要美化它们，更不用说当面对着大坝和电缆厂，如今的摄影只能感叹：“太美了！”

战争和尸体，富人的最后希望, 1932  约翰·哈特菲尔德

拟石莲花，1922  阿尔伯特·伦格-帕契

p24

（1）《世界是美丽的》（Die Welt ist schön）——这是阿尔伯特·伦格-帕契（Albert Renger-Patzsch）一本有名的摄影画册的题目，在这本画册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客观主义摄影的顶峰。它成功地用一种时兴而又完美的方法把握苦难，使它也成为享受的对象。【我们比较习惯的经典摄影史并没有如此对哈特菲尔德和帕契的实践作出区分，更多的是将它们共同书写在“创新”的价值观之下。】

（2）因为如果摄影的一种经济作用是通过流行的加工方法为大众提供那些过去不属于大众消费的内容【指摄影诞生之前？】——春天【指代美景？】、知名人物、异域。那么，摄影的政治作用之一，就是对现存的世界从内部（换句话说：以流行的方式）进行更新。

（3）对于什么叫提供生产工具而不改变它，我们这里有一个极端的案例。改变它意味着扫除其中的某一障碍，克服其中的某一对立，这些对立束缚着知识分子的生产。我们对摄影师提出的要求，是给照片以文字说明的能力，这些说明能将照片从变得“流行”的损耗中抢救出来，并赋予它革命的使用价值。如果我们这些作家去拍照，那就要更加强调这一点。在这里，对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来说，技术的进步也是他政治进步的基础。

p27

（1）杰出的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说过：“重要的不是一个人有什么看法，而是这些看法把他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诚然，看法很重要的，但即便是好的看法，如果不能把持有这些看法的人塑造成有用的人，那么它也是没用的。如果它不事先显示出人们追随它所应有的姿态，那最好的“倾向”也是错误的。作者只有在他有作为的时候（写作时），才能先做出这种姿态。

（2）一个作者如果没有教给别的作者什么东西，就没有教育到任何人。至关重要的是，作者的生产必须有一个模范性的特质：能引导别的生产者进行生产。其次，为他们提供一种改进了的工具，生产的上述模范性才能具备权威性。如果这种工具使让更多的消费者与生产领域建立起关系，或者说把更多的读者和观众变为合作者，那么这个工具就会越来越好。

p29-30

巴黎的杂志《公社》（Commune）推出了一次民意测验：“你为谁写作?”我引用一下哲学家勒内·莫布朗（René Maublanc）的回答。莫布朗说：“毫无疑问，我的写作几乎只为资产阶级读者。首先是因为我不得不这么做。”“其次因为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来自资产阶级环境，这样我当然乐意面向我所属于的这个阶级，我最熟悉、最能理解的阶级。

“但这并不是说，我写作是为了让这个阶级满意或者为了支持它。一方面，我确信无产阶级革命是必然的和值得向往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抵抗越小，无产阶级的革命就越快、越容易，越富有成果，流血越少……现在无产阶级需要资产阶级阵营中的同盟者，正如18世纪资产阶级需要封建阵营中的同盟者—样。我想成为这些同盟者中的一个。”

【除却上述引语中的政治诉求之外，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对“为谁创作”的理解放在摄影文化的层面中？许多创作者创作自己熟悉的领域和题材（但被一部分领域之外的受众所质疑、批判，比如“无病呻吟”——哎我真的太讨厌这个自作聪明的词了），不正是因为他们的诚实和不虚伪吗？】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的文集《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中收录了本文。

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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