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瓷器上的宗教纹饰绵延不断，反映了历史上一种文化现象，值得鉴赏研究。明朝初年，藏传佛教显密双修，见行并重，仪轨复杂， 像设繁多，传入汉地所展现的文化符号清晰地有别于传统。这种新造型的瓷器来源于西亚阿拉伯铜器，为永宣时期经典造型。其器腹部绘轮花，出自佛教中八吉祥，也称佛门八宝。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其中法轮为首，亦为佛法代称。在古印度，轮为农具，也为兵器， 佛教借“轮”喻法，表示佛法无边，摧邪显正。法轮一般为八个轮幅，代表八正道，圆圈代表佛教教义完满。将法轮美化为花形图案，在永乐首现，宣德时有所变化，轮幅变肥，更像花瓣。另件永乐青花缠枝花卉折沿洗，外绘常规缠枝花卉，内绘如法轮般的图案形花卉，每瓣肥阔，内饰杂宝。杂宝自元出现，用意不甚明确，形式多种多样，灵芝、双角、方 胜、银锭、犀角、珊瑚、火珠、法螺、双钱等等，无固定格式， 与佛教并无紧密关联，用途随意。此洗正中所绘题材带有宗教气息，应为宗教场所使用之器。
该罐佛教意味浓厚，腹部缠枝莲花八朵分别托住八吉祥，上下绘变形莲瓣纹，此时的莲瓣已明显不是八大码，主瓣叠压副瓣，尽可能地将装饰纹象形化。这种莲托八吉祥纹样永宣起开始风靡，虽在明清两朝时多时少，但从未间断。
台北故宫亦藏有多件宣德青花莲托八吉祥作品，其中八吉祥排序为轮、螺、伞、 盖、花、鱼、罐、长，与前例稍有差异。宣德青花莲托八吉祥合碗，器身与盖均绘一花一叶，上托八吉祥；该盘盘心绘莲花带房，莲房又称莲 蓬，储莲子之处，外壁连绘两组莲托八吉祥，依次均为轮、 螺、伞、盖、花、鱼、罐、长，这种装饰实不多见。此件作品多处与众不同，首先是内外均绘，且内容不一致；其次是以古印度梵文“兰札体”工整书写作为装饰；其三是佛八宝莲花与海水点缀陪衬；其四是内部图案以九等分均分，各置一字母；梵语是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语种，如今只属于宗教和学术的专门用语。该罐极为特殊，罐盖内及罐内均写汉字“大德吉祥场”五字，此件瓷器深受乾隆皇帝喜爱，在丁观鹏绘制的《是一是二图》中居视觉中心点。莲花在佛教中有重要含义，故莲花纹碗亦为常见器物，该碗莲瓣双层。这类莲瓣莲子碗对后世影响很大，清朝康雍乾时期多有仿制。明中叶瓷器上的宗教纹多了些内容，不再单单是佛教题材，伊斯兰教相关纹样在正德朝开始集中出现。成化青花莲托八吉祥盘已摆脱明永宣窠臼，法轮居盘心，其余七件均布四周，体现了佛家八宝以法轮为首的原则。台北故宫另藏有成化青花梵文碗、盘，梵文仍采用兰札体，不过书写已明显不如宣德工整浑厚；正德时期官窑大量出现阿拉伯文字瓷器，学术界一直颇为费解，此现象是否完全与伊斯兰教有关，还是与伊斯兰文化有关，需要多方论证。明朝总体上推崇佛教，但对其它宗教如中前期的伊斯兰教，后期的道教都采取包容之势；尤其对伊斯兰教，朱元璋感念开国元勋中的回回常遇春、胡大海、冯国勇、蓝玉、沐英、冯胜、丁德兴、华云、李文忠等文臣武将，登基后敕命在 南京建清真寺，并赐名“净觉寺”。时至明中，明武宗朱厚照曾写过《御制尊真主事诗》： “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 真主却尊谁。”最为新奇的是正德皇帝还有一个伊斯兰教名字，叫妙吉敖兰，这是阿拉伯语的译音，意为安拉的荣耀。这些迹象表明正德官窑出现阿拉伯文字瓷器肯定不是偶然。该盒图案布局零碎，非常伊斯兰化，开光处书写阿拉伯文。正德青花阿拉伯文烛台，以阿拉伯文字为装饰主体，书写《古兰经》 箴言，显然是清真寺供奉之用；正德青花开光阿拉伯文碗，两碗装饰风格相近，只是开光一圆一方；阿拉伯文书写的箴言，多是赞颂或儆戒之语，已经非常图案化，自然融入中国瓷器的装饰之中。该青花插屏署“大明正德年制”款识，插屏画面圆中以菱形开光书写阿拉伯文《古兰经》，此段文字为《古兰经》第72章第18—20节：“一切清真寺，都是真主的，故你们应当祈祷真主，不要祈祷任何物。到了明嘉靖时期，信奉道教的世宗，极好长生之术，此时朝廷道教风气极重，反映到瓷器之上为由里及外的道家气息。该瓶道教内容丰富，道教的云鹤，道教的八仙人物，以及葫芦的造型，都在传递着道教的文化。嘉靖朝因为上有所好，葫芦造型的瓷器风行。另一件大盘盘心设一符箓，凡人不识，符箓是道教中的一种法术，民间常说的“画符”即为此。符箓布置在中心，群鹤翔舞，向心于中，烘云托月般将道教法术恰到好处地体现。该炉腹部设弦纹两道，一分为二，下部斗彩绘八朵莲花，上部青花绘八卦图形；该瓶上人物背剑，应为八仙之一吕洞宾，肩部饰八卦，两件作品都 将八卦装饰在上半部，可见重视。《易经》记载：“易有太极， 始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道教以为凡事生于阴阳之间，故八卦图形常现于道教题材作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