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洞符号帝国

日本

格雷厄姆·艾伦/文

杨晓文/译

通过分析巴特1970年代研究日本的作品——《符号帝国》，我们可以看到，解构主义方法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写作方式。巴特在这个作品中的目的，不是去完成对日本文化的符号的符号学研究，像他在《流行体系》中那样，严密分析对一级系统和二级系统（外延的和内涵的）的意义。巴特的目的是去论证一个处于西方世界的系统之外的文化怎样打乱、推翻了我们对于符号的运行和意义的先入之见。

巴特发现了日本文化摆脱了西方对于意义的迷恋：这种迷恋可以被降格为探求物体中的意义、能指中的所指。巴特不懂日语，所以他所听到的日语是一种单纯的声响，不具有意义。日本食物以一种不分等级（不分头菜、主菜、甜点等）的方式上桌，所以用餐者完全可以自由组合所点食物。巴特对于日本人对包装的热爱极为着迷，因为它似乎确认了一种喜爱并不通向最终所指的空洞符号或能指的文化。日本礼品（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礼品）被包装得如此精细“似乎……礼品盒子成了礼品本身，而不是里面所装的内容”（ESi:46）。巴特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讨论日本的俳句的诗歌传统。J. A. 卡顿是这样定义俳句的：“以三句十七音节为一首，首句五音、次句七音、末句五音的日本诗歌。这种诗歌表达一个简单的想法、意象或感觉；事实上，是一种微型的文字速写”（Cuddon 1991:399）。俳句，作为一种时间和感想的快照，似乎完美地象征着巴特在《符号帝国》中的方法。

俳句

巴特在作品中对日本文化多方面看上去毫无关联的描述和感想，并不是用来形成最终的定论和概括性的意义，这样的目的与巴特在这里的意图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他说，他不想去抓住日本文化的现实（无论现实是什么样的），而是作为一个想要脱离西方对意义的渴望的参观者作出反应。日本为逃离意义，从而在空洞的语言、符号中愉快漂浮，提供了无限的机遇。俳句诗歌只是表面，没有隐含的或最终的所指（按照德里达的思想，没有中心），因此是一种纯粹的写作。这正是巴特在《符号帝国》的写作中想要达到的状态和效果。

可以说，德里达对于西方对超验所指和中心性结构的概念依赖的解构，除了对所有人文学科分支产生了彻底的革新性意义之外，至少证实了巴特在他早期作品中的一个倾向性。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在《写作的零度》、《神话学》以及《流行体系》中，巴特抨击了资产阶级社会把一切事物都裹上意义的外衣的倾向。从他学术生涯的早期，巴特就已经开始批判人造物品、成批被生产的图像、权力及社会操纵的过程被凝固成明显的自然的符号。《符号帝国》解构性地虚构了一个从西方式的清晰的、稳定的、单一的意义的焦虑和迷恋中解脱出来的空间（此处称为日本）。这个文本是西方式符号（永远是饱满的、与一个确切的所指连接起来）的解毒剂。因此，巴特将东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描述为一个与在其城市的一头有其中心的西方城市不同的一个场所。巴特把天皇的居所解读为一个无中心的、空洞的中心的场所：

整个城市把一个既是禁城又是无人关心的场所围在中间，这个住所被树叶掩藏着，由护城河保护着，人们无法见到的一位天皇住在这里面，也就是说，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人住在这里面。每天，出租汽车都避开这个圆形领地，在高速的、充满活力的、子弹一般的车道上奔驰，这个圆形领地的低处是不可见之物的可见的外形，它隐藏着那个神圣的“空无”。

（ESi: 30-2）

东京皇居

同样地，东京街道没有名称，居民和参观者靠视觉或手写的指南和视觉记忆来辨别方向。巴特评论道：“第一次参观一个地方就意味着开始书写它；地址没有被书写出来，它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书写”（ESi: 36）。

书写日本、被意义的缺席所激发为书写行为的思想至关重要，这种思想构成了这部作品在巴特后结构主义阶段著作的重要性的核心原因。巴特并不想制造出一种对日本的文化学分析。巴特在这部作品的一开始就确定，文化学分析只会重复任何西方人都无法幸免的关于东方的神话。巴特将日本解读为一个文本，而不是一种对东方的西方式诊断。更重要的是，他将日本解读为一个最终不可读的，超越于传统解读试图达到的恢复稳定、有限意义之外的文本。巴特在1970年的访谈中说：“当我在日本解读事物的时候，没有至高无上的所指固定住符号的链条，没有根本性的基础”，这样，他补充说：“使得符号极其微妙、自由地绽放”（GV:99）。日本，作为一个其中的符号没有固定在至高无上的所指（一个中心或超验所指）的文本，促使巴特进入某种形式的书写，读者面对没有附着在最终的所指上的能指时，必须变成一个作者，重新创造文本，在文本上运用他或她自己的临时的结构、模式及意义。正是这种解读变成书写的过程，鲜明地显示出了巴特对于文本、作者和读者的后结构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