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法国为之分裂的男人

整个法国因他而分裂，他到底有什么本事？

文/全历史 一口

1894年12月22日，法国军官德雷福斯以叛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今天，很多人听到德雷福斯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在一百年前的欧洲，他的知名度甚至比当红明星还要高，对法国造成的影响没有任何人可以比得上。

《八月炮火》的作者、美国知名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曾说，因为他，整个法国被撕裂了。

法国首位犹太总理、政治家、作家莱昂·布鲁姆曾说，德雷福斯事件是一场人类危机，和法国大革命一样猛烈。

当时法国的大小报纸头版头条都是关于德雷福斯案件的进展，整个法国都把目光聚焦于此

因为德雷福斯，才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开启了知识分子以良心介入公共生活的传统。

那么，德雷福斯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案件审判的经过：

1894年12月，法国军事法庭秘密开庭，被告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是陆军的一名普通军官，除此之外，他还是个犹太人。2个月前，军方将他逮捕，理由是怀疑他出卖军事机密给德国。

12月22日在证据不予公开、甚至连被告本人都没有过目的情况下，军事法庭认定德雷福斯犯下叛国罪，判处无期徒刑，紧接着，他被带到母校法国高等军事学校游行示众。经过反犹媒体的大力宣传，当天有超过2万民众围观，“犹太人去死”的咒骂声不绝于耳。

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值得特别关注：那就是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个身份，才让德雷福斯蒙受不白之冤，并在此之后引起巨大的反响。

这张海报讽刺德雷福斯，将他画成一条毒蛇，右上角还写着大大的“叛徒”二字

为什么法国人如此憎恨犹太人呢？

第一、欧洲流行了上千年的反犹主义传统。

犹太人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来人。他们曾从埃及迁居巴勒斯坦，创立犹太教。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子民，除了上帝，谁也不能统治他们，因此他们反对一切对压迫和统治。

到了中世纪，犹太人在欧洲形成了自己的居住区，不信奉基督教。这遭到欧洲王权和神权的憎恶，于是开始下令驱逐或者杀害犹太人。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一些狂热分子久以”干掉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为口号，肆意掠夺和杀害欧洲犹太人，将犹太居住区夷为平地。到了1492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甚至下令驱逐国内的全部犹太人，随后德国、法国也纷纷驱赶犹太人。

因此，在当时的全欧洲，犹太人都是不受待见的民族。

第二、犹太人抢占了欧洲人的工作岗位和财富。

由于欧洲对犹太人的歧视，几千年来犹太人都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犹太人散居在各个国家，为了生活，练就了善于经商的本领。到19世纪后期，犹太人在银行业、商业、工业中都占据很重要的地位，甚至成为银行和股市的控制者，很多原本属于欧洲人的工作岗位和财富都归属到了犹太人的名下。和后来美国盛行“黄祸论”一样，大众自然将犹太人看成是自己找不到工作的罪魁祸首，从而憎恶他们。

1892年，德雷福斯案的前两年，有人在报刊上发表了《为了法国人的法国》的文章，宣称法国巴拿马运河公司为了掩盖真实的财政状况，对政府官员进行贿赂。这篇文章借用舆论，将贿赂者诬陷成两位犹太职员。

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右翼分子摆出维护劳动者利益的姿态，一方面攻击政府已经成为“犹太人的法国”，一方面把犹太人描绘成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的群体。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德雷福斯案件出来之后，大部分法国人相信这是事实的原因。

不过，大势所趋之下，也总有勇士逆潮流而行，比如文学界的普鲁斯特、阿纳托尔·法郎士、罗曼·罗兰等，都为德雷福斯发声。这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个人：

第一位是作家左拉。

左拉和他的《我控诉》引起轩然大波

当时的左拉，由于写了《娜娜》、《萌芽》等小说，已经家喻户晓、名利双收，但是德雷福斯事件对他来说构成了某种刺激：站在理性和正义的一方去挑战权威和愚昧，这是一条通往崇高的道路。

左拉下定决心要替德雷福斯说话，他把自己关进书房，埋头整理与德雷福斯案件相关的线索，在连续24小时足不出户后，写成了《我控诉》。这是一封写给共和国总理的控诉信，言辞犀利地指责军方和议会的草率、诬陷和包庇纵容。

由于矛头太明确，左拉遭到了议会的起诉，说他犯了诽谤罪。但这正合他的意，在《我控诉》的结尾，左拉把自己的意图说的很明确：诽谤罪将加快真相和正义的爆发，让他们把我送上法庭吧，让调查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吧，我等着。

左拉确实被送上了法庭，而且还遭到反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的骚扰，有人砸了他家的玻璃，在他出庭和回家的路上咒骂他、袭击他，他的朋友自愿做他的贴身保镖，每天都随身带着左轮手枪。

第二个是克列孟梭，一战时期的法国总理。

当时的克列孟梭供职于《震旦报》，正是这份报纸刊登了《我控诉》，引起这场轩然大波。

当左拉被判处诽谤罪，需要缴纳3000法郎的赎金，而且要服刑一年之后，立即发表了一篇《知识分子宣言》，他称大胆为德雷福斯发声的左拉等人是“知识分子”，称赞他们为正义而战的勇气，“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所有利益关系的思想运动”。

左拉行动和克列孟梭的声援，其实没能给德雷福斯案件的重申提供什么直接的推力，但是这件事让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也意识到自己的影响力。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我们会看到法国的知识分子，很多开始走上街头，为大众的利益奔走呼号。这样的思想，后来传遍全球，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

左拉和知识分子阵营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古老的道理：坚持真理的声音在短时间内或许不会起到直接的作用，但其引发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除了德雷福斯事件以外，在美国历史上也有一位作家改变了历史进程，这就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