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哪有辩证法?
自然辩证法,国外包括苏联都没有这么一门学科,推崇自然辩证法的华人特多?原因是“道法自然”阴阳思维造成的。阴阳辩证法认为:“世界都充斥着阴阳,阴阳是世界的本质”;而自然辩证法认为“世界都充斥着矛盾,矛盾是世界的本质”。可见两者几乎就是一回事了。吴国盛说:“自然辩证法”迄今不存在,也很难独创出来;官办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加上了副标题“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表明不存在自然辩证法学科,只是因着传统和习惯,仍用自然辩证法一词来缩写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诸学科。
Friedrich Engels(1820-1895),他的父亲是纺织厂老板,母亲善良贤惠。E本想进大学深造,但他是长子,其父一心想叫他继承父业,因此1837年他被迫中途辍学去学经商。这时离他高中毕业尚有一年。走上社会后直到1895年去世前再也没有系统的学习自然科学,只是在业余时间从哲学的角度阅读了介绍那个时代自然科学成就的科普材料。他说:“开卜勒首先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而牛顿则从物质的普遍运动规律的观点对这些规律进行了概括”。含糊不清的“概括”两字,透露他根本弄不清为什么人们把毕生之劳发现行星运动规律的开普勒称为天文学家,而跟上来“概括”一下的牛顿倒称为世纪大科学家。根源是他不懂高等数学,又鄙视西方的英语文化,只能读一些科普材料,无法领会其中奥秘。
人们无法知道他在1873年至1882年间读科普材料后写成的读后感是否打算结集出版,不过他的朋友们整理这些手稿后,倒是以他名字,在德国认真的联系出版商,希望能在他的祖国德国出版。而出版商郑重其事,将手稿送给大科学家Albert Einstein(1879-1955)评阅,帮助拿定主意,这是非常负责的。爱因斯坦阅后却给了否定的结论,从此这份手稿在德国再也没一家出版商愿接手,这史实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此后一直拖到1925年才在苏联被作为经典著作《自然辩证法》出版。把世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成看不懂中学尚未毕业的E的读书笔记?谁能相信!不能把爱因斯坦斥为对无产阶级有成见,事实上爱因斯坦一向同情共产主义运动,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把原子弹制造的技术秘密透露给了苏联美女。苏联当局只能把爱因斯坦对E的否定作为最高机密冷藏起来。
“自然辩证法”就是说整个自然界都遵循唯辩的“规律”在发展。《自然辩证法》闹出了各种笑话。E反对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原理;同意电磁波和光线在宇宙空间必然通过某种物质即以太的振动来传播。E认为数学基于物质直观,总喜欢将各种数学运动和物质运动直接对应,并认为计算机不过是不可靠的“数学演算同纯逻辑演算的滑稽的混合”。此类谬论,不可胜数。从E的唯辩角度看,数理逻辑、量子力学、相对论、控制论和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20世纪的新科学都是伪科学,都需要大力反对。
E在《自然辩证法》说,“细胞的发现是施旺和施莱登”,1984年中文版的《自然辩证法》改为“是施旺和施莱登发现了有机细胞。其实,早在1665年英国科学家胡克就已经通过显微镜观察软木片发现了细胞。”《自然辩证法》还说:蛋白质是生命“唯一的独立的承担者”,当代的认识是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自然辩证法》说:“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新陈代谢”。蛋白体在今天看来,就是普通蛋白,而普通蛋白在一切和它相近的物质中,是最没有生命的,起着最被动的作用,它和蛋黄一起仅仅是胚胎发育的养料。核酸、蛋白质、糖类和脂类等原生质只不过是构成生物体的物质,本身并不是活的。现代细胞学认为,细胞才是生物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是生命活动的皮瓤的基本单位,而每个微小的细胞都包含了生命的所有信息。分子生物学在1940年代确定了遗传信息的携带者——基因的分子载体是DNA而不是蛋白质。
1970年在“批判资产阶级科学鼻祖爱因斯坦的运动”中,北京印发了爱因斯坦的“言论”。爱因斯坦致爱德华·伯恩斯坦亲笔信:“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出版商)把E的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托付我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如下: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完全就是胡说八道、疯人之作。可是,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勉强出版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202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黑格尔把逻辑上并不矛盾的现象当成了矛盾现象,例如,P活着和P将来要死的,并不矛盾!可黑格尔却说:P既活着又不活着,让人误以为矛盾。他进而要求人们承认矛盾,他说:“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并且由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事实上,生命不可能有“自否定”机制,生命不是自我毁灭的定时炸弹。施米特说:“自然界不存在辩证法最本质的一切要素。”萨特说:“自然辩证法规律只是先验的,没有得到证明的,即使自然科学的范例是辩证的,也只能证明人的理性是辩证的,并不能证明自然本身是辩证的,辩证法只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中。”
波普尔说:“如果我们准备容忍矛盾,那么批判以及一切人类智力进步都必定同归于尽。”崇拜辩证法的“矛盾”国家,科学都比较落后”,因为自相矛盾导致思维混乱,没有那位科学家能用辩证法搞出科学创新的。
古希腊人非常清楚大地上是球形。他们发现,从远处开来的船,首先被看见的是桅杆的顶,然后才是船身部分。这说明大地不是平的。其次,当月食发生时,在月球上看到“大地”(地球)的影子是圆形的。亚历山大时期的Eratosthenes测量出地球的周长,和今天的数据已经很接近的。他方法是:夏至那天的中午时分,在赛尼即今天叫阿斯旺的地方,太阳正在天顶。同一时刻(另一年),他测量了在亚历山大亚的地方太阳光线和天顶(就是垂直地面的法线)夹角是7.2度。他估算出两个地方之间的距离,用数学办法求得地球的周长。这样的认识水平,华人直到清代从西方传入现代关于地球的知识前是根本没有达到的。
有清晰的逻辑思维理论作根据,和稀里糊涂的辩证思维是根本不同的。古华人认为天圆地方,他们坚信这一模型,自认为有充分的根据:越往南,天越热。也就是距离太阳近的缘故。古人这样推断,把自己眼前的经验外推,不能说完全不对头的。唐朝贞观21年就是674年,“辛未,骨利幹遣使入贡……骨利幹于铁勒诸部为最远,昼长夜短,日没后,天色正曛,煮羊脾适熟,日已复出矣。”元代的胡三省在此注曰:“骨利幹居瀚海北,产良马。其地北距海,至京师最远。又北渡海,则昼长夜短,盖近日出处。”所谓的“瀚海”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骨利幹”就是居住在贝加尔湖以北的西伯利亚,在北纬五十几度的地方。夏天昼长夜短。胡三省说,是因为那里距离太阳出来的地方近的缘故。按照常识,北部近日应当很热才对的。可是,北方偏偏不热!如何解释这谜团,古人干脆不理会。这反映了一点:华人面对自己思维的矛盾,熟视无睹。这样的思维方式,能一步一步推出科学的理论?不可能。
科学理论需要物理量的量化,量化后才能建立数学模型。那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辩证法东西,数学是不好处理的,也就难以发展成为真正的科学。比特是二进制的基本单位,据说中国人早就注意到世界的二元现象,并发展出阴阳哲学体系。但关键问题是,中国人的阴阳二元概念从哲学推到了玄学,未曾抽象到数理逻辑思维之高度,更未发展成精确的布尔代数一类的逻辑体系。这是中国人的遗憾,也是值得我们反思辩证法文化传统缺点的又一例证。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数学中逻辑思维的方法,远比具体的数学计算重要。
E对自然科学的任何一个门类,谈不上任何意义下的研究;连“0不得做除数”都不懂,连小学数学都未掌握,还要以其“读后感”来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绝对是不行的,导致更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