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放390名囚犯回家过年,与其约定次年问斩,最后来了多少人?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动乱不已的分裂时期,在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的同时,也催生出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九合诸侯的管仲,就将他的学说编录为《管子》,其中智慧的光芒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管子》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法治”的观念理论视为治国理政的要义,深受后世的传颂和认同,被誉为“天可汗”的李世民就对法治和人情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的思考。

根据相关史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还一众死囚临死前回家过年的愿望,居然同意释放这批死囚,并约定次年再来问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共计390名囚犯被释放回家后,最后又有多少人愿意返回呢?

一、视察牢狱,大发慈悲

与如今死刑犯在被处决前需要复核类似,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同样有着类似的制度。只不过,在封建王朝中,对天下子民掌握着最终生杀予夺大权的人,只会是身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由刑部判决的死囚经皇帝御览确认无误后,就会被押赴刑场,秋后处决。

《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六年,恰逢新春佳节临近,唐太宗李世民按惯例复核由刑部报上来的死囚名单,一经确认无误,这些死囚的命运就注定了。而这天日理万机的唐太宗在浏览死囚名单后,突然心血来潮,决定亲自前往天牢视察,“慰问”即将赴死的死囚们。

来到大牢后,唐太宗听到了铺天盖地的哀嚎声。虽说这些死囚都是死有余辜的作奸犯科之徒,但在死亡面前,他们大都惊恐万分,不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当看到皇帝驾临后,他们更是抓住时机,向唐太宗哭诉自己的悔意,希望唐太宗高抬贵手,饶他们一命。

唐太宗虽有不忍,但还是向死囚们表示,他们罪有应得,判处死刑实属“以法诛罪”,不可能罔顾法纪。一些死囚则辩解称法理之外还有人情,如今临近新年,希望唐太宗能给他们一个机会回家,让他们与家人团聚片刻,这样就“死而不怨”

唐太宗似乎是被这番说辞打动了,下令释放这批死囚回家过年,并约定次年再来问斩。然而,这道命令却引起了随行大臣们异口同声的反对,认为释放死囚无异于放虎归山,而且这批死囚多达390人,一旦脱逃,很难将他们再抓回来。

然而,唐太宗却显得“一意孤行”,没有理会大臣们的反对,坚持下令释放了这批死囚。向来公正严明的唐太宗为何会对一批死囚大发慈悲,这让大臣们很是不解。那么,这批死里逃生的死囚会心甘情愿地回来吗?

二、全数归来,发生奇迹

这批死囚离开牢狱后,大臣们都忧心忡忡,认为他们一定会借此机会逃之夭夭,甚至会给民众带来更大的伤害。然而,一切都似乎显得那么的风平浪静。很快,眼看唐太宗与死囚约定好的时间就要到了,这批死囚却竟然真的陆续回来了。

经过再次清点,人们惊奇地发现被唐太宗李世民放走回家过年的那390名囚犯,最后竟然一个都不少地回来了,心甘情愿地接受来年的死刑问斩,人们都对此惊奇不已,而唐太宗李世民却似乎早已料到,并不意外。

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唐太宗并没有像之前与死囚们约好的那样,把他们进行处决,而是下令免除掉他们的死罪,释放他们回家。大臣们对事情的发展困惑不解,询问唐太宗其中的缘由。

唐太宗李世民解释说,这批犯下死罪的囚犯的确是死有余辜,但是他们也都是大唐的子民,应当给予最起码的人情关怀,放他们回家与家人团聚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而他们能够遵守约定回来赴死,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罪行”,既然已经知罪,就可以酌情宽免了。

而如果这批被法外开恩的死囚没有遵守约定,对自己的统治已经充满信心的唐太宗也有自信,可以把没有遵守约定的死囚捉拿归案,而不会动摇社会秩序。

对于李世民而言,这批死囚到底去向何方、能不能如期返回这都并不重要,自己愿意大发慈悲释放他们,就已经彰显出了大唐皇帝的仁慈了。而当这些死囚如期返回时,自己也不妨再做一次好人,客观上也塑造了一段“法治”取得如此成功的佳话。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沉浸在自己功德中的李世民,关于这件事情的另外一种解读似乎更能说明事情的原委。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就十分反对李世民“纵囚”的做法。

三、纵囚非议,鞭辟入里

欧阳修在自己的一篇文章《纵囚论》中,系统性地对李世民的做法进行了谴责与批判,认为“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唐太宗的做法是为了求取一个宽仁的名声,而去而复返的死囚们正是抓住了李世民的心理,才敢于遵守约定,最终被无罪释放。

欧阳修认为“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犯下死罪的囚犯更是一些罪大恶极的小人,能够视死如归地遵守约定返回,就连一般的君子都未必做得到,何况是这些死有余辜的罪犯,因此根本是一件违反常理的事情。

而针对世人称赞正是因为李世民的宽宏大量,才让这些死囚幡然悔悟,改过自新,变成好人的的说法,欧阳修也认为这是夸大其词。因为我们根本无法论证这些死囚们的心理活动,怎么能确定他们是因为悔改,而不是因为看准了李世民的心理而投机取巧呢?

也就是说,由于无法确认死囚们的想法,单方面认为这是李世民教化的作用有失偏颇,甚至是错误的。欧阳修还一针见血地提出,只有当李世民按照法规处死了这批死囚,来年再释放一批死囚,如果他们也还能如期返回,才能说明这的确是李世民的恩德所致。

当然,欧阳修也鞭辟入里地总结说,这种事情绝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否则用来约束民众的法律就失去了权威和生命力了。关于人情和法律,欧阳修认为“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的法律才是治国理政的良策。

小结

法律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手段,理应以此为主进行贯彻,许多异想天开的做法或许更为兼顾到了人情,却终究不是长远之计。李世民释放囚犯回家检验法治这一招不可谓不高明,但是其中的漏洞也的确如欧阳修所说,容易被坏人利用。

不过话说回来,李世民的做法未必尽善尽美,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作为唐朝乃至于我国古代数一数二的好皇帝,李世民的功绩还是不容抹杀的。他这种兼顾人情的做法或许不值得效仿,但是这种充满人情味的想法还是存在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法外不外乎人情,如何兼顾法律与人情,让看似冷冰冰的法律被人们广泛接受和认可,这其中恐怕免不得对人情的考量。让法律在人们眼中既是公平正义的守护神,又不乏温情脉脉的关爱与体谅,或许才是法治社会的终极目标吧。

参考资料:《管子》、《资治通鉴》、《纵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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