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边老宅里的青春回忆
老屋早就不见踪影，八十年代中期在“还湖于民”口号声中拆除，惟有院子里的那棵大树，依然郁郁葱葱，构起了我好多往事。听父亲说，湖边的那座房屋早年是杭州中国银行别业。刚解放时，市军管会接管了此建筑作为临时办公处，成为中共杭州市委第一个办公地。未久，军管会迁出，一些干部及家属搬了进来，父亲牟建华作为南下干部，担任中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也住了进去。
那是一所二层钢筋水泥旁湖的西式住宅，外面有铁门与高大的围墙，不过，大门常年开着，没有门卫，对面是外文书店。
院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栽着柚子树与梧桐树，旁湖有水泥栏杆与垂柳，以及靠湖处还有踏步供亲水之用。记得小时楼上原客厅里有个大壁炉，壁炉上面有一张彩色的西洋仕女图。只是那个壁炉没用，人们将它用水泥封起来，成为一堵墙。
房间外面有走廊，站在走廊上可以眺望西湖的春光秋色。
大人们每天急着去上班，很少有时间管我们这些小孩子。
放学后，小孩就在院子里找迷藏，或者，在湖边钓虾。
夏天到了，大男孩还会到湖里游泳，楼下有一个公共浴室，他们在那里更换衣服。
女孩子常在湖边屋旁跳绳或唱歌。那座房子住进了好几户人家，政协副主席郭仲选、统战部长吴少典等，全是我们的邻居。
（在湖畔/右牟小玲/70年代）
﹁
学生时代
﹂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就近在少年宫旁边的断桥小学读书。
毕业后，进了松木场的向阳中学，我是在浙大附中上的高中。
课余，我喜欢跳跳唱唱，老师将我选拔到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们就在院子的空地上排练节目。每到了重大节庆或者有什么政治活动时，宣传队员就派上了任务，我们不仅上舞台演出，也到工厂或农村表演，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演样板戏片断，成为宣传队的拿手好戏。直至今天，每当我听到这些熟悉的歌声、音乐或样板戏的旋律时，禁不住回忆起我的豆寇年华，文宣队成员也成了大家眼中的宠儿。
（湖边的女生/左1牟小玲/70年代）
﹁
上山下乡
﹂
对当时学生来说，在学校里读不读书无所谓，因为毕业后反正不能考大学，要由所在居民区根据家庭背景，以及各家兄弟姐妹的情况分配工作。大家面临的命运只有二条，一是可以“留城”务工（最好的待遇）；二是必须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雷打不动的铁条，谁也无力抗拒命运的安排。
一般的情况是，一个家庭如果有几个孩子，老大、老二已经下农村了（老三届），那么，老三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城”。如果哥哥姐姐没有人下农村，那么，自己就该下乡务农，否则，这个前景就会留给弟妹。当然，还有一条更好的出路，男生去当兵，进入部队，还有机会考入军队院校，复员后，既有军龄（算工龄）又有了学历，可说最好的出路，也是大家最羡慕、最憧憬的前途！
不过，我没有他们那么好福气，可供选择的道路只有一条，下农村。
1974年，我们高中毕业，师生们在岳庙（时叫“杭州市阶级教育馆”）的台级上拍了一张毕业照，同学们就各奔东西了。
那时，正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高潮的档口，我与同龄人一样，只有一条出路，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
厂社挂钩
﹂
党的知青政策，学生们的下乡工作当时已由居民区转到父母单位，由父母所在单位将下属企业员工子女中的应届毕业生，在“条件”上该下农村的人全部集中起来，送到同一个公社，叫做“厂社挂钩”。父亲担任二轻局领导，必须要带头送孩子下乡，员工都看着领导的所作所为。高中毕业第三天，父亲就将我的户口迁到乡下去了。
二轻系统的挂钩单位是临安县太阳公社，我去的村庄叫做“方元铺大队”。
其实，我们只是一些混混沌沌的中学生，什么也不懂，好在二轻局派了一位带队干部陪同我们一起下乡。在下乡的同时，二轻系统将所属一家工厂生产塑料袋车间的一部分业务转移到了太阳公社。
实话说了，我们这些二轻系统下去的知青是处于“半工半农”状态。
不过，知青生产塑料袋的收入全部归生产队所有，我们与社员们一样由生产小队分配粮食，拿的是与社员相同的工分，我们算是“半劳力”，只有五个工分，每分值四分。
现在想起来，我们每天的劳动值到了杭州只够当时吃一碗馄饨的价。
（在方圆铺大队/70年代）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塑料袋是一件时髦货，店家对于商品包装仍采用传统做法，用报纸或粗纸包扎，塑料袋包装并没有被商家与顾客所接受，由此，我们生产的塑料袋大多堆进了仓库。不过，就在我们离开太阳公社时（1978），塑料袋忽然行俏起来，堆在仓库里的塑料袋，一搬而空，此乃后话不提。
不过， 送原料的汽车常常赶不上我们生产的速度。我们年纪青，手脚勤，三下五除二，什么工作，一学就会，效率高、速度快，运输跟不上生产节拍，因此，青黄不接的现象时有发生，知青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不能闲着，因此，我们仍要与社员一起下地劳动。
在方圆铺大队，队里的多数农活我都干过，成年累月的劳动，很辛苦，落下了病根，一直到今天，年岁大了，腰老是疼。
﹁
工艺美术品销售
﹂
到了一九七八年，二轻系统到太阳公社招工，知青大多数调回杭州。
我与一起下来的知青被分配在二轻局所属各家企业，我刚巧到工艺美术服务部当营业员。伙伴能调回来，开心极了，仿佛又一次焕发了青春，又到湖边玩了。
八十年代初，正逢改革开放初始，以前的高档宾馆、饭店、商店开始出现了洋人的身影。上级下了文件，为外宾或侨胞到杭州旅游作一些配套工程，例如，杭州开设了几家“涉外商店”，一家是专为洋人服务的友谊商店，另一家是面向侨胞、侨眷及港澳人士的华侨商店，其次，便是二轻局所属的工艺美术服务部。
我进工艺美术服务部时，这家商店刚刚转变经营功能。
二轻（市第二轻工业局）下属单位多是一些手工业企业，不少单位从事传统工艺品生产，诸如，王星记扇子、丝绸绣织品、风景锦织画、手工绣睡衣、竹制工艺品等，我们的工作只是替这些厂家做零售，做推销工作。外宾到了杭州，除了游山玩水、住宿吃喝以外，还要购买一些当地的旅游纪念品，由此，工艺美术服务部也就应运而生了。
当年对于那些价格昂贵的工艺美术品，别的商店也有供应，但品种少、质量不可靠，国内客人多是饱饱眼福而已，可外宾一点儿都不吝啬，出手相当慷慨，由此，服务部销售额相当好，成为杭州旅游品销售业的龙头老大，赚取的利润全部上缴。
﹁
涉外商店
﹂
外宾到杭州旅游或公务，手里拿的是外币，工艺美术服务部已经由内销商场转变成为一家“涉外”商店，由此，我参加了中国银行举办的外币培训班，学会了如何点算外币，如何兑换本、外币，如何识别真伪钞票这些事。几年下来，我对外币兑换、真假钞票的识别、点算钞票这些事，可说炉火纯青，不少人见到我点钞票速度之快，目瞪口呆，夸口不绝！
不久，我成为商场的业务员，常有机会去南方参加广交会，也有机会跑到北京、上海、西安这些地方开工艺品、轻工业产品展销会或者旅交会，观摩各地的灯会，参加菊花展览会等民俗活动（这些活动是文革后刚刚恢复的）。我们向国内外宾客介绍江南的传统优秀工艺美术品，经过文革的急风暴雨，工艺美术品生产又逐步恢复了。
回忆起来，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我钟爱工艺美术品，每想到在农村的艰苦劳动，现在居然做起与外宾打交道的工作了，可说有了天壤之别。
其他知青见到我们这些分配在工艺美术服务部工作的人特别羡慕，仿佛我们工艺美术服务部的员工走在路上，也分外骄傲似的！
八十年代，友谊商店、杭州饭店这些上了档次的商店与宾馆称为“涉外单位”，只对外国游客开放，普通中国人被谢绝在门外。工艺美术服务部虽说也是涉外单位，不过，与它们不一样，我们在平时对内宾是开放的，顾客可以随意进出，只有上级通知下来时（外宾的汽车马上要到了），我们才谢绝内宾入内，只对外宾开放。因此，也有客人被请出大门时，老大不乐意，不太好侍候，总会跑来与我们辩论一番，忿忿不平地说：“这不是又恢复了旧社会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吗？在中国土地上，怎能不让中国人进来！”
（8、90年代摄）
当时没有“维安”这个名词，大家只是按上级指示办事。
店里的这些手工艺品可以换来国家至为珍贵的外汇，有了外汇就能购买建设“四化”所急需的先进机器与技术呀！因此，我们也不与他们计较什么，只是听听罢了。
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落实，到杭州的中外游客不断增多，工艺美术服务部销售额也随之水涨船高，兴隆的生意又带动了各地手工艺品的生产。
不久，工艺美术服务部成了这些厂家炙手可热的产品销售主要窗口，也成了各地工艺品工厂的香馍馍，他们纷纷派员来杭州，到我们店里来推销自己的产品，许多工艺品做工精细，价格昂贵，不是国内工薪阶层可以问津的。
国内顾客进来参观以后，大开眼界，陈列的商品不仅有杭产、浙产手工艺品，还有全国各地出品的各式各样艺术品，什么黄杨木雕、川绣、苏绣、象牙雕刻、漆制品、铜雕、景泰蓝、水染画、龙泉宝剑、云南玉器、文房四宝等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让人目不暇接。
更让普通市民惊讶的是，店里竟然还会摆出洋人才喝的饮料可口可乐！
想一想，这些商品曾经在那个特殊时期被列为禁品，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摆上了货架，走入了寻常百姓家，新的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