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红山映晋地｜曙光中的暗影：日本人和西洋人为何对红山文化倍感兴趣？
红山文化，
距今6500-5000年，
是迄今所见中国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
最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红山文化的发现，
对研究中国早期文明起源和社会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月18日，
礼出红山——红山文化精品文物展
在山西博物院会展中心二层展出。
本次展览，
由山西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
该展览将持续至8月18日
该展共展出152件珍贵文物，
主要从三个单元：
红山之祭
红山之玉
红山之路
集中展示红山文化遗址
历次考古重大发现与考古成果。
观众通过展览，
可了解红山先民以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天性，
和与周边广泛交流的开放心态，
在1500年的发展历程中，
创造出的具有礼制雏形的“坛庙冢”祭祀建筑群，
以及精美发达的玉器，
走出的独具特色又富含融合精神的文明之路。
第一单元 红山之祭
坛、庙和积石冢等祭祀遗存，是红山文化突出特色之一。北庙南坛的布局显示出早期坛庙礼制建筑的雏形。这些高等级祭祀遗址和墓葬出土的精美彩陶祭器、人物和动物形塑像等反映了红山先民原始的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和宗教崇拜，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礼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小型陶塑人头像残件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晚期
（距今5500—5000年）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女神庙3号窖穴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彩陶盖瓮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晚期
（距今5500—5000年）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四号冢6号墓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石雕人头像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500—5000年）
半拉山墓地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第二单元 红山之玉
红山文化墓葬为积石冢形制，表现出等级分明、形制规范和内涵丰富的特征，是中国墓葬史上具有标志性的实例。积石冢墓随葬品多为玉器，极少见石器和陶器。证实了红山先民以玉为葬和以玉事神的习俗。红山文化玉器以其独特的造型艺术和鲜明的特点在中国史前时期的玉礼器文化中独树一帜。
▲玉玦形龙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晚期
（距今5500—5000年）
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14号墓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玉箍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晚期
（距今5500—5000年）
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一号冢1号墓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玉勾云形器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500—5000年）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14号墓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玉瓦沟纹臂饰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晚期
牛河梁遗址第三地点9号墓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玉双鸮首饰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500—5000年）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26号墓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第三单元 红山之路
随着红山文化的不断发现和深入研究，红山文化的内涵、面貌、特色和源流越来越清楚。植根于西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在1500年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将东西南北的多元文明基因融入自身，走出了富有特色的红山之路，成为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石雕神人碑形器
新石器时代
兴隆洼文化（距今8200—7200年）
阜蒙沙拉乡塔尺营子遗址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玉龙凤佩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500—5000年）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23号墓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红山文化是五千年前中华大地上，
如满天星斗般的“文明火花”中最耀眼的一束，
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但是由于独特的历史原因，
对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察
却是由日本人、法国人、瑞典人发起，
随后才进入了中国人考察研究的阶段。
接下来推出的是，
赤峰学院教授王升撰写的文章：
文明曙光：红山文化的源起
▲内蒙古赤峰
图源：《观照五千年红山玉龙文化》
文明曙光：红山文化的源起
文 / 王升
1961年，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曾来过赤峰市，他在游览红山时做诗一首：塞上红山映碧池，茅亭望断柳丝丝，临风莫问秋消息，雁不思归花落迟。闻名遐迩的红山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海拔746米，因山体含钾量较高而成褐红色，红山在蒙古语中为“乌兰哈达”，即“红色的山峰”，赤峰市的名字由此而来。
关于红山，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据说，远古时期，九位仙女做事不慎误犯天规。西王母非常生气，九位仙女吓得不知所措，慌乱中打翻了胭脂盒，胭脂飘落下来，撒在了山峰之上，将其染成红色，形成了红山。
在我国境中，有两座红山，一座位于赤峰市，另一座位于乌鲁木齐市。赤峰所在地的红山，因红山文化，更负盛名。
一
日本人与《赤峰红山后》
（一）日本人为何对红山文化感兴趣
日本人一直觊觎中国大陆。1927 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组阁。他在东京召开以“满蒙”为中心的议题的“东方会议”，认为大陆扩展是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唯一方法。同年7月7日，以“训示”的方式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纲领》确定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方针，在公开发表的“纲领”中，一开头就公 然将中国领土区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妄图把中国东北分割出去，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4个月之内，东北三省沦陷。依据日本内阁制定的欲灭亡中国必首先灭亡满蒙的所谓大陆政策。“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
日本的史学界、考古学界，按照日本政府的这一政策，对中国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为炮制满蒙从来就不属于中国和满蒙独立论，寻找所谓的历史、文化依据。
▲玉人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晚期（距今约5500-5000年）
牛河梁遗址第16地点4号墓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图源：《玉出红山》
（二）鸟居龙藏以赤峰地区为中心的考古实践
清朝末年签订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外国人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光绪执政期间，中国民间兴起了办学的热潮。喀喇沁右翼王府第十二任王爷贡桑诺尔布就是一位热衷于办学的教育家。其办学思路开阔，助力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他对在塞北地区蒙古族的教育与实践具有开创先河的地位。他不仅聘请蒙古族教师授课，还聘请汉族教师开设汉语课程，另外还聘请外国教师讲授科学技术。其教育事迹在赤峰喀喇沁王府博物馆有专题展示。
1907年，贡桑诺尔布聘请日本人鸟居龙藏（1870-1953）为王府崇正学堂日语教师。他是日本知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但是这位日本教师并不专心于教学工作，他在赤峰地区展开了考古调查工作。在1906年至1908年间，他考察了西到张家口，东至呼伦贝尔大草原，南到卓索图盟一带。鸟居龙藏借助王府教师的身份及贡桑诺尔布亲王的声 望，并依靠其执着劲头足迹几乎遍布东蒙古地区。
当时，赤峰地区生长着一种中草药，村民称之为甘草。他们用特制的一种窄而长的铁锹在山上挖甘草，无意间挖到了古墓，后经考古学家认定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鸟居龙藏依据村民提供的信息，顺势进行了大量调查。他发现了一些陶器、石器、金属器及石头环绕的古墓。
1911年他写成并出版了《蒙古旅行》一书，他把这些遗存认定为东胡人遗存。东胡是西周至春秋时游牧民族，而夏家店文化是农耕文化，显然他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他所发现的石头环绕的古墓可能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被专家们称为“积石冢”的红山文化墓死葬。
▲积石冢 图源：《红山文化玉器》
（三）日本人与《赤峰红山后》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并于1932年3月1日扶持成立了“伪满洲国”。3月2日，又占领了赤峰市，3月4日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不久将热河省纳入“伪满洲国”。
四个月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以学术研究为旗号，组织了日本第一届满蒙学术调查田对赤峰地区古文化遗址进行了调查，他们在朝阳、凌源、兴隆、承德、赤峰等地进行了考察。八幡一郞在红山一带几次发掘了粗制组合式石棺，采集了许多遗物。由于认识到该遗迹的重要性，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重点对赤峰地区进行了调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日本考古学之父滨田耕作与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成员水谷清一等于1935年6月9日从朝阳乘班车，到达赤峰。由于赤峰已被日本占领，属于当时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因此，日本考古学会的考查活动全程由日本关东军提供车辆，并在挖掘现场进行警戒。
日本人为何对考古如此重视，值得怀疑。日本考古学会计划发掘几座青铜器时代的石棺墓地，但是他们突然发现了史前遗址，这更引起了他们的兴趣，自以为可以发现他们所需要的历史证据。于是，他们改变了原来的挖掘方案，集中力量发掘研究史前文化。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在红山后，日本人发掘了两处新石器时代居住址、31处墓葬，出土人骨29具、动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颗、骨器33件、青铜器14件，采集品1000多件。最后，日本的考古学家们将他们攫取的所谓“成果”，全部带回了日本，放在了京都帝国大学教研室。3年之后，滨田耕作等人发表了名为《赤峰红山后》的发掘报告，初步把西辽河地区古文化遗存概括为“赤峰第一期文化”和“赤峰第二期文化”。
北京大学考古系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吕遵谔介绍说，在《赤峰红山后》里面他们把所谓做的一些工作分了两期，一个叫赤峰一期文化，一个叫赤峰二期文化。他们认为一期文化和甘肃有关系，从甘肃那边传到赤峰一带。认为二期文化比较晚了，是从北方、从斯基泰这个地区传过来的一种青铜文化。事实上他们把二期文化的时代定在汉代，这是不正确的。
从《赤峰红山后》内容看，日本考古学会并没有得到日本“东方会议”所要的史实依据。《赤峰红山后》得出的结论是：居住在这里的根据中国史书记载应是东胡人，后分为两个部落：鲜卑和乌丸（乌桓）。居住在河南、甘肃和热河地区的中国北方史前人类最初是相似的，后来才逐渐出现了差异。拥有宽型颅骨的蒙古人最早并未居住在这里。
▲左：“C”形玉龙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
高26厘米、通鬃长21厘米
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右：玉龙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
高16.8厘米、通鬃长7.5厘米
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乡黄谷屯遗址出土
翁牛特旗博物馆藏
图源：《玉出红山》
二
“红山文化”的命名
（一）西洋人对红山文化的探索
红山文化的发现经历了漫长的半个世纪。
在日本人率先关注红山文化的时候，西方人也对红山文化产生了兴趣。法国神甫、博士桑志华于1919年至1924年曾三次到赤峰采集标本。他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22处，发现了多处细石器时代的遗存。细石器即细小的石器，通常由石英、玛瑙等打制而成。这些细石器是如何制作出来的至今仍是不解之迷。有的细石器制作工艺精良，两边的锯齿形的刃大小几乎一致，纹理一样，十分紧凑密集，如同机械制作出来的。1924年他又与德日进共同发现了红山主峰南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瑞典人安特生1921年对锦西沙锅屯进行了考古挖掘工作。安特生当时在中国政府农商部担任矿政顾问。1921年6月10日他到锦西调查煤田时，遇到一姓黄的村民，这位村民将在后山岩洞发现的史前遗物展示给安特生，引起了他极大兴趣，决定发掘那座山洞。他发掘到了大量史前文物和人类、动物骨骼，并于1924年写成《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 层》一书。他把近代考古学方法运用到本次考古实践中，标志中国史前考古学和近代考古学的发端。
但是很遗憾的是，他把红山文化这一发掘成果归为仰韶文化，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得以纠正，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他从中国带走了很多文物，现在仍保存在瑞典东方博物馆。
安特生最先认识到周口店遗址的重要价值，他还发掘并命名了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仰韶文化，因此有人称他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玉猪龙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
牛河梁遗址第2地点1号冢4号墓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图源：《玉出红山》
（二）我国专家近代对红山文化的研究
由于独特的历史原因，对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察由日本人、法国人、瑞典人发起，随后才进入了中国人考察研究的阶段。1930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东北考古计划”，梁思永等人来到昭乌达盟（今赤峰市）进行考察。
梁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启超的二儿子。他在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研究考古学和人类学期间认真阅读了鸟居龙藏和桑志华撰写的赤峰考古调查研究的论著，开始关注红山文化。在赤峰地区梁思永先生对英金河北岸和红山嘴一带的新石器及较晚时代的遗址进行了调查，收获了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对该区域古文化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1930年11月27日，梁思永回到了北平。梁思永回到北平不到一年，就从东北传来了令人更加不安的消息。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 变”。在4个月之内，东北三省沦陷。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进行文化掠夺的时候，梁思永因为患肋膜炎病倒了，直到1934年的春天才逐渐康复。刚刚恢复健康的梁思永，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整理在热河采集的材料。1934年秋天，梁思永的热河考古报告《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发表。
这篇考古报告，是由中国考古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的文字。在报告里，梁思永无限伤感地写道：“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东北4省接连被日本军占领了，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不应忘记我们没有完成的工作。”
▲玉鸮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那斯台出土
图源：《玉出红山》
对于“红山文化”的命名，梁思永、尹达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对红山遗址及邻近地区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和发掘工作。他们研究了红山文化的石器、印纹陶器、彩陶和人体的遗骨等。这时的研究还没有涉及到玉器，当时认为玉器是商周时期或战国或汉代的文物。著名历史学院、考古学院尹达撰写了学术著作《中国新石器时代》，请梁思永作序。梁思永看了尹达的作品后，建议把赤峰红山新石器写进文稿。
1954年12月，尹达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在中国权威的考古杂志《考古学报》上发表。根据梁思永的意见，作为补充，尹达以“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题撰写了篇幅很短的论考，简洁地分析了“赤峰第一期文化”的陶器和石器。正如尹达先生自己在后记中所记那样，是由于校阅此书原稿的梁思永先生的提示他才动笔的，把本来应纳入论考中的内容另立一篇，作为论考的补说。
在这一篇论考里，尹达写道：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从陶器和石器的特点分析，这种文化遗存，很可能是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相互影响之后所发生的新的文化遗存，也就是说，是含有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的文化遗存，我们可以名之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为此，改正了《红山后》这部著作中因既承认细石器因素，又重视仰韶文化向东北地区波及的观点而假定的 “赤峰第一期文化” 的名称，从此，“红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而此时，梁思永已经因病去世一年多了。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对红山文化的研究步入了正轨。其中有两件标志性的工作：一是1954年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二是1956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对红山前的三个地点和红山后的一个地点进行了调查和试掘，获得一批重要的实物标本，对《赤峰红山后》报告中的错误结论予以更正，提高了对于红山遗址群及红山文化研究的总体认识。而六七十年代，对于赤峰蜘蛛山、西水泉、敖汉旗白斯朗营子四棱山、三道湾、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等遗址的调查和主动性发掘，极大地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内涵。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考古资料的日渐丰富，红山文化综合研究水平整体提高，红山文化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探源工程。
▲玉鳖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晚期(距今约5500-5000年)
胡头沟第5地点1号冢1号墓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图源：《玉出红山》
▲左:斜口筒形器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
牛河梁遗址第2地点1号冢4号墓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右：斜口筒形器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晚期（距今约5500-5000年）
牛河梁遗址第16地点14号墓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图源：《玉出红山》
▲勾云形玉器 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晚期（距今约5500-5000年）
牛河梁遗址第2地点1号冢27号墓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图源：《玉出红山》
文｜山西博物院 王升
图｜除署名外均来自山西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