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17世纪欧洲艺术和中国陶瓷艺术的相互影响
------扬帆渡海、百夷来华------
1600年也就是17世纪开始（明代万历28年左右），欧洲发生了很多事，首先文化意义上，1600年是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和古典主义分割的时间点，也就是文艺复兴的结束和其他文化的兴起。经济上，欧洲资本主义起步，这个对全世界都有影响，中国这个时候也有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欧洲列强纷纷成立了具有国家性质的“东印度公司”（英国1600年成立、荷兰1602年成立），对东方进行经济上的掠夺和文化上的侵略。由于大规模的商贸和传教活动的影响，此时东西方文化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和相互渗透。
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的陶瓷文化对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出现了几个特别沉溺于瓷器收藏的国王（瓷痴），这种上行下效的影响，对于风行欧洲的巴洛克风格和以后的洛可可风格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他文韬武略、以有钱著称，但迷上了中国瓷器后却国库频频告急。凡尔赛宫装饰基本都用了蓝白二色（也就是青花的颜色），1670年路易十四下令为自己的以为宠妃建造了一座“中国宫”里面摆设的全部是中国的瓷器，可想而知，这一宫殿的瓷器价值之大难以想象。路易十四在1700年1月7日，为了庆祝新世纪的到来，在凡尔赛宫举行了盛大舞会，他自己身穿中式服装、坐着一顶八抬大轿入场，引起巨大轰动。这是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一个缩影。欧洲社会对于中国的神秘文化崇拜达到了巅峰。
第二个“瓷痴”就是波兰国王奥古斯特，17世纪末奥古斯特通过战争取得波兰王位，由于当初的瓷器贸易，他的喜好从开始的利益追求到最后的痴迷崇拜，进而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对于中国瓷器的理解和解读，形成了一种文化理念，这种理念最后变成了他们国家文化特质的一种象征（中国陶瓷所具有的气质）。他动用了国家的10%金银来购买中国瓷器，在1757年访问普鲁士时，他看到威廉国王的皇宫里有十二件中国的青花瓷器，上面的纹饰和器型是他没有看到过的，就提出购买。但这是威廉王妃收藏的，她也是一位中国瓷器的爱好者，当然不愿意，所以提出了看似不可能会满足的交换条件：如果要就得用波兰国家的四支近卫军进行交换。没想到，奥古斯特一口答应，这样波兰国王用了600人的四支近卫军换了十二只中国的青花瓶子。后来他用17000件瓷器将波兰茨温格尔宫改造成了“瓷器宫殿”，奥古斯特国王也是德国迈森瓷器的推动者之一。
为什么欧洲贵族会这么喜欢中国的瓷器，这个和欧洲广泛认同的美学理论是分不开的，他们认为中国的瓷器是具有细腻、精巧、温润、高贵为一体的美好器物，和欧洲皇权追求的那种精神社会文化要求所相符，中国的陶瓷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当时欧洲的上层社会。17世纪以前欧洲是根本无法生产像中国一样的瓷器，瓷器的那种神秘感，对于皇权贵族来说，简直到了难以形容的痴迷状态，价格之昂贵是难以想象的，拥有瓷器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在17世纪的一百年中，中国输入欧洲的瓷器估计在6000万件左右，中国的瓷器不是平民的用具，而是贵族们物质和精神享受的标志物件。当时的价值是那个时候的欧洲艺术品所不能比拟的，哪怕是同时代的伦勃朗的作品。
17世纪输往欧洲的瓷器，我们不得不说“克拉克瓷器”。公元17世纪初，一种普遍的说法为：葡萄牙的一艘满载中国瓷器的名为“克拉克”号的商船，被具有“海盗”行为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截获，然后将船上的瓷器运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售卖，由于欧洲人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美丽的东西，而引起轰动。由于不知道产地、不知道称谓，所以他们以这艘船的名字“克拉克”来命名，还有第二种，第三种的不同说法，以后有机会再另外叙说。但“克拉克瓷”成为了中国外销瓷器的统称。他的特征是“开窗、分隔、满画、薄胎、折沿”，整体风格和国内有着明显不同，也是一种比较好辨别的风格特征。绘画特征为画风率意、了无拘谨、满而不乱、疏可行舟。这种画风被后来的毕加索称为“抽象派的先行者”。
十七世纪是荷兰历史上的黄金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在阿姆斯特丹，其他还有6个分部，其中一个分部就是在“代尔夫特市”，代尔夫特市当时的经济文化深受中国青花瓷的影响，努力模仿生产中国的瓷器，后来为荷兰的白釉篮彩陶（荷兰陶瓷）的生产打下了基础，同时期“代尔夫特美术学校”也诞生在此，培养了包括“维米尔”在内的很多著名画家。研究认为：“克拉克”瓷的输出，不仅给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带来了促进和繁荣，而其作为文化使者，也传播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文化，并直接影响了欧洲艺术从巴洛克风格、古典主义转变到洛可可风格的历程。
说17世纪的西方绘画一定离不开荷兰的伦勃朗、说中国瓷器对于世界艺术的影响也离不开荷兰。如今很难理解17世纪的民族能像荷兰人那样吸收东方世界的文明精华，伦勃朗这位伟大的绘画巨匠活跃的时代，正好处于东西方文化交往的革命年代，伦勃朗的艺术嗅觉一定会闻到东方传来的信息。
伦勃朗1656年—1661年《坐在树下的四位毛拉》纸本墨水，这件题材模稿虽然有印度细密画的风格（细密画也是深受中国画影响的一种绘画艺术），但整体风格具有显著的中国“克拉克瓷器”的构图特征。
第二幅伦勃朗1655年的《睡觉的女孩》，纸本褐彩，用的就是“铁樱墨水”（中国水墨），这个其实就是中国的水墨的简笔画法。其源头基本可以确定为当时风靡荷兰的克拉克青花瓷器上的图案和绘画技法，这种技法以前在欧洲传统中从来没见过，伦勃朗人物素描的笔意恰恰饱含了这种中国风尚。从纯画技来说，牛津大学中国美术史教授迈克尔.苏利文研究认为，伦勃朗这种“简略法”，只能在中国出口到欧洲的青花瓷器上才能找到范本。
关于中国瓷器对于欧洲文化的影响，我们还可以从伦勃朗的先辈、同乡、追随者那里可以看到。
荷兰十七世纪画家威廉.卡尔弗的一幅静物画，上面一只晚明风格的青花罐子成为了绘画主题，文化影响就是相互包含，融入彼此，这个才是真正的影响。画中青花罐子上的开窗、风水等绘画风格被威廉.卡尔弗模仿的惟妙惟肖。卡尔弗在同一时期绘制了多幅和“克拉克”瓷器有关的作品流传至今。
还有一个十七世纪的荷兰画家杨.维米尔所画的作品里，都可以看到中国瓷器的身影，所以中国陶瓷器深深影响了当时的这些大师的创作题材。维米尔就是毕业于“代尔夫特美术学校”的一名大师级画家，深受当时中国瓷器的影响。代尔夫特市最后成为了欧洲制瓷业的中心，也是著名荷兰国宝“代尔夫特蓝”的诞生地。
我们再举例说明17世纪以前欧洲文化中的中国瓷器元素。第一幅作品：诸神之宴。这是一幅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贝里尼的绘画作品。由于贝里尼的贡献，让意大利成为了文艺复兴的中心。这幅画中诸神所使用的都是中国的青花瓷器，按照瓷器的风格来判断，可以非常确定的断定为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作品，和绘画年代极端吻合。中国的瓷器能和诸神同框，说明它们的高贵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贝里尼在欧洲文艺复兴中有着无可比拟的作用和地位。
再说17世纪欧洲文化对于中国瓷器文化的影响，由于大量的贸易交流，让中国人，特别是景德镇的制瓷匠人们，有机会了解万里之外的异域文化和社会审美喜好。作为一种贸易文化的交流，能达到经济利益上的最大化，一定是景德镇陶瓷生产从业人员所追求的。所以努力生产出符合欧洲人口味的瓷器来供出口之用，也是中国陶瓷生产者们每天努力要做的事。由于欧洲人对于景德镇瓷器的痴迷，巨大的市场需求，让17世纪景德镇制造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加上明代晚期宫廷对于御窑厂管理力度的减弱，使得大量优秀工匠分流到民窑，参与到了贸易瓷的生产制作，浓厚的技术实力保障了能生产出优质的瓷器以供出口。从一开始是把中国内销的瓷器进行生产出口，到后来再来样加工，使得产品更符合欧洲人的审美喜好，再后来发展到半成品出口到了欧洲再进行加工销售。在这过程中，景德镇的工匠们有机会接触学习到了欧洲新的造型艺术、新的材料、完全不同的欧洲绘画技巧和审美情趣，再反过来为我所用，生产出有欧洲审美风格的器物来迎合国内达官贵人的好奇心。粉彩、珐琅彩、颜色釉等创新品种就是从这段时期引入中国的。经过晚明到康熙（17时期中后期）的这段时期创作学习，最后利用国外材料生产出了具有中国本土风格的瓷器品种。洋为中用，精湛的瓷器艺术作品，再一次惊艳于世，成为了全世界公认的艺术臻品和精神物质的优秀载体，也是全世界陶瓷业竞相学习模仿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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