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贵州、江苏、安徽的界线都是怎么形成的？
关于中国行政区划的长文终于来到收尾部分。这一部分承接前一篇的“犬牙相入原则”，将更加详细地解释这个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前两部分链接如下：
来看最后这一部分吧。
作者：周振鹤
来源：《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图片源于网络
编辑：坐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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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犬牙相入原则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时期。无论是作为高层政区的行省，还是降为统县政区的路，犬牙相入的原则都走向了极端。
元代的路与路之间，情况千差万别。就层级而言，北方许多路除直辖县外，又通过属州再领县；南方不少路则较简单，路下不带领县之州；就幅员来说，悬殊也很大，大的如山西地区，只设两个半路，一路有半个今省那样大；小的如福建兴化路只有两县之地；就边界而论，南方的许多路以山川为界，而河北山东地区的路却极端犬牙相入，以至于产生许多飞地——与本路地域不相联接的属地。
但是最能体现犬牙相入原则极端化的实例则是行省的划界。元代行省幅员过于辽阔，即使小省也有数十万平方公里之巨，而且行省长官握有军、民、财政大权，加之行政区划层次既多又复杂，为防止分裂割据现象的发生，唯一的手段只有利用犬牙相入的原则。因此元代的省完全一反过去汉州、唐道、宋路的划分方法，无视历来与划界密切相关的几条最重要的山川边界——秦岭、淮河、南岭、太行山——的存在，使得任何一个行省都不能成为完整的形胜之区。
其中陕西行省越过秦岭而有汉中盆地；湖广行省以湖南、湖北为主体而又越过南岭有广西；江西行省也同样跨过南岭而有广东；河南江北行省则合淮水南北为一；中书省直辖地区却跨太行山东西两侧，兼有山西高原、华北平原和山东丘陵三种不同的地理区域；至于江浙行省，乃从江南平原逶迤直到福建山地。只有四川行省稍成四塞之国，但其北面屏障秦岭业已撤去，难以养成长期割据的气候。
行省这样划分就使所有山川之险完全消解。因此元代行省幅员虽广，分权虽大，但是缺乏实行割据的地理基础，也就不容易产生分裂局面。对比唐代的道和元代的省，我们就会发现，两个朝代的划界方法正好完全相反。唐代道的分划是以横向为主，而元代省的分划却以纵向为重。
中国的主要山川都呈东西走向，而唐代的道是以山川形便来分划。所以唐初的十道，大都是横长竖短，河南道由山东半岛到豫西山地，江南道从东海之滨到贵州高原，横向长度都在一千公里以上，纵向却只有四五百公里，岭南道、山南道、淮南道、陇右道也都是既扁且宽。只有河北道、剑南道是既狭而长，但这也是山川所限的缘故。河东道扼于太行山与黄河之间，河北道为渤海与太行所限。元代分省的趋向与唐代分道相反，一方面既要便于军事上实行由北向南的控制，另一方面又要破除山川之险，因而省的形状也自然与道完全相反。陕西、湖广、江西、江浙四省南北长而东西短，正与江南、岭南二道的横向布置相径庭。而中书省又把山东、山西（唐河东道）与河北合在一起，却是变纵向为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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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对元代划分行省的方法，大多予以贬斥。清人储大文说：“元代分省建置，惟务侈阔，尽废《禹贡》分州、唐宋分道之旧。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故元、明二季流贼之起也，来无所堵，去无所侦，破一县，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
平心而论，储氏此说尚未完全搔到痒处，他还未提到最不合理的合岭南岭北为一，合太行山东西为一两事。而且合江南江北为一是明代的事，元初虽一度有过，但后来已纠正。合浙东，浙西为一本非元代之过，唐代和北宋时浙东西未分，因此不宜说“尽废唐宋分道之旧”。同时，归州隶楚亦在唐宋而不在元。但是储氏所说的，因天险尽去而引起地方治安无法维持的话，却有一定道理。
再进一步分析，犬牙相入极端化的做法虽然发生在元代，但其思想在南宋已经萌发。伟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写道：“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都邑，一时虽足矫其尾大之弊，然国已寝弱。故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南昌）；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
文天祥的建议几乎与元代南方几省的分划完全一致，这正是从政治军事观点出发而得出的共同结论。文天祥为了北向抗敌，认为必须多头突击，又为了使地大力众，必须合两路为一路；于是他就主张合湖南与广西为一，合江西与广东为一，合江东与福建为一，产生纵向的合并。如果横向合并，例如合江西湖南为一，合广东广西为一，那么虽地大力众，但却只有一个突击方向，在军事方面自然不利。
元代统治思想恰好与此相反，是既要实行南向控制，同时又要使行省成为地大人众的军事殖民区。因此对宋的路也只能采取纵向合并的办法，以荆湖南北路和广南西路组成湖广行省，以江南西路和广南东路组成江西行省，以江南的福建路再加上南宋首都所在的两浙路组成江浙行省。试想如果将湖南江西合组一个行省，两广又合组一个行事，那么中央政府对岭南的军事控制不是鞭长莫及了吗？因此元代的南向控制与文天祥的北向抗敌的思想不谋而合，正是合了一句老话：“相反而皆相成也。”
如果更详细地观察元代行省的分置过程，还可发现，元初七省的分划完全是南下军事征服行动的直接后果，后来的十一省则是根据行政管理需要，再作进一步调整所形成。这点留待后面再予以论述。但由上述情况看来，元代的分省建置并不全是“惟务侈阔”的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而是出于明确的军事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制定的。
当然，元代这样分省只服从中央集权统治这个唯一的目的，这就必然要伴生许多弊病。一则地方无险可守，于长治久安颇为有碍；二则将不同气候土壤的地理区域合而为一，对农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三则行省地域过大，于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很不方便，省与路之间不得不再设道一级监察区域，增加了管理层次。所以明代兴起以后，对这些弊病有所改革，但这些改革并不是放弃犬牙相入的原则，而是从另一个方向造成新的犬牙相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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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因为建都南京，南方的统治稳固，因此将元代南方三省统统一分为二，江西省回到汉豫章郡、唐后期江南西道的范围，又成了完整的地理区域；福建省回到唐后期福建观察使辖区和两宋福建路的领域；两广则因袭宋代而有所调整。同时又将元代北方的中书省一分为三：北平（后改北京、京师）、山东和山西；将中部的河南江北行省之地分属南京、河南、湖广三省。元代犬牙相入之区只留下陕西一省。但是明代新的犬牙相入形势又产生了。
首先是南京的建置。明太祖朱元璋定都江南的金陵（元属集庆路，明属应天府），他的老家又在淮南的凤阳。于是洪武元年（1368）他以金陵与凤阳为两个中心，划出一个包括淮北、淮南和江南三部分不同地域的大南京，这是史无前例的举动。淮河和长江都是历史上行政区划的重要分界线，元代以前跨淮或越江的政区都是罕见的现象。
元代虽厉行犬牙相入的原则，但元初的江淮行省只跨长江两岸，元中期的河南江北行省仅越淮河南北，从未出现过同时跨江越淮的政区。明代南京却不但越江，而且跨淮，旷古未有。南京又因为地位特殊，所以幅员很大，包含有十六个府和四个直隶州，其西北角直达今安徽砀山，离北平的南端不过一百多公里。南京的设置使邻省浙江相形之下显得过于局促——仅仅领有九府之地，于是后来将嘉兴、湖州两府从南京割给浙江。
但这样一来，却又再次违背了山川形便原则，使太湖流域分属两个不同的高层行政区划，而在历史上，太湖流域从来处于单一的高层政区之中，从秦汉历隋唐至宋元不变。因此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形容朱元璋这一作法如同把人腰斩一样。南京属下的府，也同样存在犬牙相入的现象。如首都所在的应天府就地跨长江南北，凤阳因是朱元璋老家，不但置一大府，还使其领域踞淮河两岸。
南京而外，还有几处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是河北省。朱元璋建立明朝是由南向北的军事行动造成的，恰与元代相反。因此建立河南省的时候，故意使之有黄河以北的属地，以和京师的南界成犬牙相入状态。这条界线几经调整，直到解放后才由曲折状态变成直线，但河南省兼有河北地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这块地方是河南省比较富庶的地区，解放初还曾以之为主体一度建立过平原省。
第二个是广东省。宋代的广西比广东有长得多的海岸线，因为今属广东的高州、化州一带及雷州半岛，以及今海南省均为广西所有。元代也沿袭这一分界而立湖广行省和江西行省。但元代在湖广省下又将宋广西沿海地带，即高、化、雷、钦、廉诸州与海南岛组合为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明王朝建立以后，分建广东、广西二省，但不恢复宋代原有分界，而将元代的海北海南道划归广东省，造成广西没有一寸海岸线，以及钦廉地区几乎与广东不相连接的现象。这一犬牙相入的分界为清代与民国所继承。解放后，钦、廉地区时归广东，时归广西，最终还是回到广西。
第三是贵州省。贵州的边界十分特殊，东、南、西三面且不提，其北面省界向内凹进一大段，四川省属地如同一把尖刀直插入贵州的心腹。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遵义以及瓮安、余庆等地都属四川，而非贵州所有。这样划界显然是为了控制新建省的需要。直到清代雍正年间，贵州省才形成今天的完整边界。
清代省界基本上沿袭明代而来，没有大的变动，如上述贵州省界就是最重要的调整，再则只是在南京（清初改称江南）、陕西、湖广三省一分为二时确定新省之间的界线而已。
陕西分置甘肃省，是以延安、西安、风翔、汉中四府的西界为省界；湖广分置湖北、湖南二省，是以原岳州府北界为省界。这两处都不费什么思量。只有江南省分成江苏、安徽两省则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不采用历史上横向划分，以便符合自然地理区域的做法，而是竖切一刀，将其分成东西两半，使皖苏二省都包有淮北、淮南和江南三部分地。这样做是为了使富庶的江南和稍次的淮南，以及经济上相对落后的淮北能够肥瘠搭配，以免省与省之间经济背景相差过远。
历史上农业经济重心的转移是由北而南。本来淮北地区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汉晋时期所谓“汝颍之士利如锥”，是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上所产生的文化发达现象。唐代以后，淮南地区发展很快，有扬（州）一益（州）二之称。南宋以降，则江南地区之发达已居于全国之首，淮南、淮北已瞠乎其后。直至明代时期，淮河两岸，灾害不断，已退而为贫困地区了。把淮北、淮南和江南地区合于一省之中，虽然有悖于山川形势，但是从肥瘠搭配的原则出发而这样做，也只能说其情有可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