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土地
我对土地最深刻的记忆，是一九九六年。
母亲生了最小的弟弟才不到两个月，就到了割麦的季节。
父亲很犯难，家里的孩子嫁的嫁，上大学的上大学，小的还很小，十几亩麦子，他一个人是割不完的。
父亲就打算叫麦客子，也就是雇人来割麦，我不同意。
其实，我家是经常叫麦客子割麦的，这也不稀奇。
可是，那一年，情况很不一样，因为我家里有个砖瓦厂，规模不大也不小，可就在麦子成熟的前两个月，一个工人烧窑的时候睡着了，结果把整整一窑砖瓦烧成了发着绿光的铁疙瘩。
当我和那个闯了祸的工人，还有哈家的猴儿爷爷，拿着䦆头一下一下想把那些被烧地粘在一起的砖头敲开的时候，才发现根本就是徒劳，那些发着绿光的连体的砖头，比䦆头本身还要硬些，硬碰硬，“咣，咣，咣”的声音，比天上的太阳的晴朗还要响亮干脆。
一直蹲在地上抽烟的父亲叹了一口气，站起来说：“把人没埋到里头就是最好的事情了。藏闲。”藏闲的意思，就是不追究任何责任，自己承担。
原材料，大师傅和工人砌胚，装窑，出窑的工资，机器的折旧，烧窑的煤炭钱，还有水钱，北方天干，把红褐色的黏土变成青砖青瓦，中间还有个印水的工序，印窑的水是一车一车从石板川买来的，于是，便更有车费。
那一窑砖瓦的损失，抵得过近十亩麦子一年的收成，就这样变成了还需要花钱请人来处理的发着漫天的绿油油的荧光的废品。
这就是我不同意父亲在这一年，和往年一样叫麦客子的原因。
我说：“大大，我给你搭着割。”
我父亲疑惑的看着我，我说：“咱们明儿去地里试一试。”
当还没满十五岁的我，齐刷刷地一会会割倒了一大片麦子的时候，我的抽着烟坐在麦捆上歇口气的父亲不信服地笑了，说：“我娃还真个能成。”
我很害羞，我说：“大大，我不会捆。”
我父亲就说：“你不管捆的事情，你光割就好得很，我来捆。”
其实，那个时候的中小学里，常常会有自留地，学生们都要集体从家里带劳动工具，去割麦或者收菜籽，所以，农村里长大的娃娃，都会割麦割菜籽等等农活。所以，我的割麦，很早就学会了的，只是父亲不知道而已。
那个早上，十几岁的我，割了将近一百个麦子。
也就是那一年的麦收，我和父亲，还有一个婶婶，我们三个，在短短的不到十天的时间里，把远远近近将近十六亩地里的麦子收拾到了碾麦场里，而没有遭到雷暴天气的损害。
我想我在生活中强大的韧性和耐力，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
其实，我和土地打交道，远远比这一年早，那是从我几岁能送饭到地里就开始了，到后来和姐姐弟弟一起往地里抬粪、背化肥、除草，以及和父亲母亲姐姐弟弟们一起种麦，种玉米、洋芋，到背麦背胡麻背菜籽掰玉米挖洋芋，打胡基，就是把将要播种的土地上的土块敲碎，一直到读研走重庆，我和土地之间的亲厚，就从来没有间断过。
那个时候，我们那儿有几种很特殊的假，比如像九月九庙放的看戏的假，还有回族同胞的古尔邦节，也就是尔德节，也叫宰牲节放的假之外，还有个农忙假，就是专门放给老师和学生们，以便他们能集中和家里人一起收种粮食的假期。
农村的父母供孩子上学，就是为了让孩子们不再过和他们一样的，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累死累活也依然是穷的苦日子。
后来，我确实考上了大学，但是，一纸通知书却割断了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那是我第一次因为土地而心疼。
我是一个失去了土地的人！这成了一个铁定的事实。
这个事实让我觉得了既细微又很粗大的疼痛，第一，那个时候，还是靠着种地吃饭的年代，少了土地父母就少了收成，这是现实上的疼，但是，我好像天生敏感，竟觉出了情感上的爱的难以割舍，就像植物被生生割断了根须一般，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对土地的认识，不再是只像以前一样觉得一味的劳累了，我开始从心里有意识地爱起了“土地”——这个起初让我觉得没时间看书，还让我这个如花少女时常汗流浃背的可恶的东西了。
进了大学，听同学们聊天，说她们上的是宏志班，上的是重点，甚至父母是兰大的师大的理工大的教授的孩子们，并且以很高的价格请的家教在家里专门补习，才考上重点大学的时候，尤其当我能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替我们的大学老师给同学们讲了一堂课的时候，我从小而来的巨大的自卑竟慢慢地变小了，这种心理上的端正，我认为是我常年和土地打交道带给我的馈赠。
因为，如果按照一天十个小时的有效时间计算，一年里，我竟然有一半时间是在地里和父母姐弟一起干活。往往农忙假做不完的活儿，又怕天气突变，我们姐弟就不去学校，和父母一起抢种抢收。
在农村，和我一样的孩子很多，所以，很多农村的孩子说自己自卑，我就想对他说，你自卑什么？我们并不比城里的人笨，也不必城里的人差。
每次临近寒暑假，一考完试，当城里的孩子们慢慢悠悠东逛西逛的时候，我们农村里的娃娃就都一夜也不耽误地赶回老家，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割麦翻地了。
农村里长大的孩子，几乎没有说为了逃避和父母一起在地里干活而晚回家的，我想这里除了对父母的体谅之外，也有自己对土地那份说不清也道不明的亲近和热爱。
在西师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向竹园的宿管阿姨学打毛衣，不知道怎么就说起了放羊，我就说我放过羊。
那个阿姨就停下手里的钎子，吃惊的望着我，说放羊能考上这么好的学校的研究生，阿姨的这么好，指的是西大既是211，又是985。
我说能，咋不能，放羊不耽误念书。
阿姨就说怎么就不耽误呢。
我说羊儿在吃草，我坐在树杈子上念书啊。
她说，那羊不是把人家的粮食啊菜啊的吃了，那可怎么办，我说跑啊。
阿姨说，不管羊啊，我说不管，阿姨就哈哈大笑。
我说的是真的，那时候父亲从水泊梁山往老家拉小尾寒羊，因为我们都在上学，就雇人放羊的，可是，放羊的人有事、不舒服或者寒暑假的时候，就我放羊。
我没有骗那个阿姨，真的是羊儿在吃草，我坐在树杈子上念书，只不过，我放羊的时候念的书，不是阿姨所理解的课本，而是《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今古传奇》、《射雕英雄传》、《潼关英烈传》《梅开二度》或者《镜花缘》之类的小说。
不过，我放羊的时候，坐在土地上的时间远远比坐在树杈子上的时间多。
常常是羊儿们在吃草，我就坐在地埂楞上看闲书。
看累了的时候，我会躺在干燥的麦茬地上或者青纱帐一样的玉米行行的边上，眯着狭长的眼睛看蓝蓝的天上的白云朵变成猴子又变成马，变成马又变成数百朵花又变成数百尺白绫，在瞬息间变幻卷舒，身体底下暖暖的黄土地让我觉得无比踏实，有时候甚至会就那么睡着了……
直到猛岔里听得有人喊：“羊把白菜吃了！羊把白菜吃光了！”
我才会从短暂的睡梦中惊醒。
我写的《三三》里，我和三三的故事，就是我这个时期放羊的时候的故事。
三三会唱秦腔，有时候，我就那么在地上躺着，她就站起来，稍微往下一蹲，把两条瘦长的少女的腿交叉地往右边微微一斜，再把两只白皙纤嫩的手指分别向两边翘出两朵兰花的样子，清丽的《花亭相会》的片段，就像溪水一样从她的嘴里流出来了：
高文举读书一更天，梅英打茶润喉咽。
高文举读书二更天，梅英磨墨打笔尖，
高文举读书三更深，梅英添油拨灯盏。
高文举读书四更天，梅花篆字奴教全，
高文举读书到五更，梅英陪他到天明……
三三也会唱花儿：
这一朵云彩里有雨哩，
地下的青草们长哩。
睡梦里梦见哈还想哩，
清眼泪不由者淌里哩。
……
我就这样一边放着羊，一边听三三唱秦腔和花儿，一边和三三坐着或者躺在这暖暖的黄土地上朗读着，或者背诵着鲁迅先生的《在仙台》，冰心的《小橘灯》或者张洁的《挖荠菜》，走过了生命中最简单而快乐的一段时光。
后来走了重庆，离家越来越远，每逢回家，我总是保持着先前的习惯，挑粪、挖野菜或者就什么也不干地去地里转一转，这让我觉得我的生命里踏实和朴素的东西的复苏。
如果是夏天，我总是会把鞋袜脱掉，把裤管卷起来，把白皙的脚丫子就那么故意地深深地踩进松软和暖的黄土里，这如同河流一样柔软的黄土地的亲爱，就像热泪一样汩汩淙淙地流进了我的心窝，也流进了我的眼窝。
每次听张雨生的歌《我的未来不是梦》：“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我就比同龄的很多人更能懂得也感恩土地和岁月给我的艰辛、磨砺和馈赠。
南方的土地常年湿漉漉、硬邦邦的，也常常是夹杂着或大或小的沙石，这让我觉得了生分，仿佛是自己的亲娘和别人的后娘一样的差距，没有了亲近的欲望，当然这也可能和我没有在这样的不同于北方的土地上劳作过有很大关系。
这种和土地的疏离，让我觉得了难过。
于是，我就格外的喜欢种花种草，每次出去，就会带了袋子，从野外挖很多泥土回来，放在硕大的阳台上，就在闲暇十分，也不用凳子，就那么蹲着，用手心和食指细细的捏，一块一块，一粒一粒慢慢地，直到把每一粒都捏的很细很细，直到成了面粉一样的末末。女儿就说：“妈妈，把手弄脏了，给，用这个敲！”就递过来一个过生日时候送的不锈钢的用来切割蛋糕的刀子一样的东西，我就笑笑的摇头，说：“来，蹲下来，和妈妈一起捏。”
捏着捏着，女儿就笑了，说：“妈妈，我的手好暖好舒服啊！”
我的心就柔软起来，隔着三十年的岁月，我的孩子，终于和我一样，觉得了土地的亲爱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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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小四
原名窦娟霞，甘肃天水张家川马关人，80后，现居重庆，从事教育行业。生性自由闲散，无拘束，钟爱山野乡村，偶有心绪，小结成文，视爱和文字为生命。探索爱与人性的奥秘，深困其中又淡然其外，从流如水！个人微信号：13996698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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