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送别

母亲1930年出生在陕南大巴山深处的一个山沟里,没有上过一天学。一直到她去世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天。所以,我们从来就没有给她过过生日。母亲16岁时嫁给了我的父亲,生我的时候她22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六十年代末,我离开了天津上山下乡去了呼伦贝尔牧区。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母亲就像丟了魂一样神不守舍,干家务处处出错。做饭炒菜不是忘记放盐就是蒸馒头碱面放多了,蒸出来的馒头咧开大嘴跟苞米面窝窝头一个颜色。我姐弟四个,生他(她)们几个时母亲奶水充足,只是我小时候一口奶没有吃过,17岁时又远离了家乡。用母亲的话说,家里几个孩子就我吃的苦最多。

但让她终生感觉愧疚的是我在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一次“六一儿童节” 前,母亲给读小学五年级的哥哥和读一年级的弟弟每人做了一件新夹克。为此,我一个人躲了出去偷偷地哭了。这一幕恰恰被母亲看到。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叹了口气。那是由于家里经济条件实在拮据。所以母亲感觉欠我的一样,像是在“赎罪”,一辈子在做补偿。这种补偿直到她病魔缠身再也走不动时才不情愿地停下来。

我上山下乡去牧区那天是1969年4月25日。母亲送我去了天津东站。父亲当时还在新疆接受劳动改造。这是母亲第一次送我,从此以后,我都是在她的泪光下登上火车,在开车铃声和汽笛声中看着她越来越远去的身影。一次,我又从草原回津探亲。走时我坚决不让她送,母亲执意要去。我说你要是送,我就不走了。她说不走更好,陪着妈。最后我和母亲都做了妥协,只送到楼下。哥哥弟弟骑自行车驮着行李先走,姐姐陪着我去公交车站坐公交车。那趟火车是过路车,停稳后上了车在窗口跟兄弟姐妹告别时,一个人硬是挤了过来。再看,是母亲。原来她趁我和姐姐不注意,从公交车前门上了车。我又一次在她的泪光中踏上回草原的路。

几年后,我从草原选调去了大庆,结婚娶妻生子,回家的机会也多了起来,而母亲也越来越行动缓慢。每次离开天津,母亲还是坚持送行。我对她说,您就不要送了,现在的生活条件好多了,再说我也不是孩子了。她说不行,趁着现在还能走就送。到时走不动了,你想让我送也送不了。怕我难受,她又说,每送你一次回来,我的血压就正常了好几天,也不用吃降压药了。我知道她是在哄我,她是想让我相信送我是为了她自己的身体考虑。我就说,那我就经常回来,让您多送我几次。她高兴得不行。

母亲去火车站送我慢慢地我也就接受了。我理解她的心情。毕竟公交车站就在家门口,可以直达火车站。但有一次她坚持要送我到一个很远的长途汽车站,那是我出差路过天津顺便回来看看母亲。转天走时,看到母亲已经穿好了衣服,我就不让她送我。她说一定要送。我说长途汽车站很远,坐公交车还要转车。她说,天津我比你熟。就是这样,我一次次的在母亲的泪光中看着她苍老的身影远去。

母亲为我送行了一辈子。而我只送过她老人家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那是她去世以后。看着她静静地躺在床上安详地睡去,我把脸轻轻地贴在母亲的面颊上说:“妈妈,一路走好”。

作者简介

李琦,天津知青,1969年上山下乡到内蒙新右旗杭乌拉公社,后从草原选调到大庆油田,先后在大庆、天津、北京工作,直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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