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所在，吾往矣
对于“道”，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理解，在追求“道”的过程中，也许会付出血泪、付出生命，但这种坚守正是铮铮骨气的体现。古往今来，无数先贤心系家国、心怀苍生，为追求“大道所在”的抱负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精神已成为中国人血脉中难以割舍的部分。
孤勇无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荆轲是战国末期卫国人，好读书、击剑，为人慷慨侠义，来到燕国后，与当地擅长击筑的高渐离结为知己。《史记》说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沈深好书”，他胸藏大志，只是苦于没有一展怀抱的机遇。
荆轲刺秦的孤勇诠释了“知其不可而为之”。
此时秦国已灭赵国，兵锋直指燕国南界，燕太子丹深感忧惧，决定派人行刺秦王。在处士田光推荐下，荆轲来到太子丹身边，并向太子丹献计刺秦。
尽管秦统一中国是大势所趋，但人们仍追念荆轲的孤勇，因为他以必死之心刺秦，出发点是为了燕国百姓不受兵戈之灾，这是一种舍生取义的行为。
先秦时代，人们普通重义。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强调“义”不以任何事物为目的，但所有事物必须以“义”为目的。孟子既而提出“舍生取义”，墨子认为“万事莫贵于义”，将“义”提到新高度。尽管逐利是人的天性，但2000多年前的先秦诸子们并没有在“利”前臣服，正是有这种义利观，才有荆轲舍身刺秦的壮举。
东汉时期，年近不惑的班超突然厌倦了文书工作，扔下笔感叹道：“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班超的父亲班彪、兄长班固、妹妹班昭都是有名的史学家，而他心目中的大丈夫却是西汉傅介子、张骞那样的人物。傅介子也曾弃觚投笔，并说：“大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事散儒。”后来，傅介子以汉使身份刺杀楼兰王而名震西域，被封为义阳侯。而班超最终也选择投笔从戎，出使鄯善，开启了不一样的后半生。
鄯善向来是汉朝与匈奴激烈争夺的地方。到了鄯善，在匈奴使者的挑拨下，班超率领的使团险些成为鄯善向匈奴示好的砝码。身处绝境之中，认为“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的班超，果断带着36个使团成员在深夜突袭匈奴使团驻地，一百多人的匈奴使团全军覆没。鄯善国国王见势不妙，表示愿意归附东汉。
班超一战成名，此后，于阗、疏勒等国在他的经略下相继归附。后来，班超在西域守卫一方安宁近30年，被封定远侯。
“孤勇”一词，有时比勇敢更触动人心。无论是荆轲以必死之心刺秦，还是班超以“三十六人抚西域”，他们在绝境中孤注一掷，何尝不是在奋力追求心之所向。
击楫中流：誓死追求国家统一
秦朝以后，中国人始终把“大一统”作为国家的基本形态。当乱世来临时，人们承认国家分裂是现实，却不承认分裂是最终结果，哪怕道路艰难、充满凶险，也要为此奋斗不息，这成为许多人毕生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
祖逖出生于西晋时期的一个大家族，生性豁达，不拘小节，又仗义轻财，胸怀大志。祖逖少年时就发奋读书，尤其注意学习历史，从中汲取经验教训。24岁时，有人推荐祖逖出来做官，他觉得还需要继续学习，没有答应。后来祖逖出任司州主簿，与刘琨共事，并同住一间寝室。
祖逖击打船桨立誓恢复中原，其豪情壮志激励了无数后人。
这时西晋正面临内忧外患，祖逖深为忧虑，与刘琨互勉：“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相避于中原”不是在中原避难，而是在那里建功立业。一次，祖逖半夜听到鸡叫声，认为这是上天激励自己上进，于是叫醒刘琨，二人来到屋外舞剑练武，这就是“闻鸡起舞”典故的由来。
西晋果然灭亡了。311年，祖逖率领亲族、乡党几百家南下。途中，祖逖把车马让给老弱病人，自己步行，又把粮食、衣物和药品分发给众人。琅琊王司马睿听说祖逖很有才能，就任命他为徐州刺史。祖逖在京口一带召集壮士，立志北伐。但司马睿没有北伐的雄心壮志，仅拨给少量物资，连兵器都没有。
祖逖没有退缩，于313年带领追随自己南下的100多户人家北渡长江。船行江中，祖逖敲打着船桨说：“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这就是“击楫中流”典故的由来。经过4年准备，祖逖率部北伐，得到各地人民响应，数年间即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领土，使得北方的石勒政权不敢南侵。
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北伐，著名的如三国时期诸葛亮5次北伐和姜维11次北伐、南朝刘义隆北伐、宋朝岳飞北伐等。为什么北伐呢？因为当时的国家正处在分裂状态，人们为追求国家重新统一而奋斗。这种抱负在乱世里尤为可贵，因为这追求的不是个人的荣华富贵，而是国家和百姓的利益。
横渠四句：心系天下黎民苍生
北宋时，西夏经常侵扰西部边境，朝廷软弱无能，深深刺激了关中人张载。张载“少喜谈兵”，立志成为一名将领，为国家收复失地。范仲淹看到张载对儒学更有天赋，劝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张载听从范仲淹的劝告，回家经过10多年攻读，终于悟出儒释道互补又相互联系的道理，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
张载早年的抱负是出仕建功，之后转向学术，成为一代学问宗师。虽然埋头学术，但张载没有脱离社会，而是始终心怀苍生，他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称为“横渠四句”，激励了众多后来者。
张载创立的关学影响巨大，京兆蓝田人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等兄弟相继拜张载为师。1076年，吕大钧丁忧返籍，经与其他兄弟讨论，撰写了《吕氏乡约》，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宗旨，强调个人应加强修身以提升道德，同时坚持读书、治田、营家。《吕氏乡约》推行后取得很大成效，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乡约之一。
南宋时，朱熹受张载思想和《吕氏乡约》的影响，积极投身乡村建设。朱熹修订了《吕氏乡约》，在“德业相劝”一条中加入“畏法令，谨租赋”的内容。无论在断断续续的仕宦经历中，还是以学者身份闲居乡间，朱熹都始终以百姓为念，致力于救灾济困、为民解忧，在乡里建社仓、办书院，积极投身乡村建设。
明朝时，王阳明出任南赣汀漳等处巡抚，他重视社会教育，改革风俗、增进教化。受张载和《吕氏乡约》的影响，王阳明制定了《南赣乡约》，共16条，规定乡民共同遵守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乡村治理的色彩更加浓厚、内容更广泛、组织更严密、职责更清晰，推行后效果显著，被朝廷推广。
从张载到吕大钧、朱熹、王阳明，他们读书或入仕都不是以自己的荣华富贵为目的，也不单纯追求“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而是将学问的探究与国家、社会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为生民立命”去实现“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抱负。
舍身变法：奋力追求国家富强
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时，清朝乙未科进士会试刚考完，参加考试的举子们正等待发榜，条约的内容让他们极为震惊。广东籍举人康有为写成近2万字的《上今上皇帝书》，提出了富国、养民和教民三个方面的10余条变法主张，受到18省举人的响应，有1200多人签名联署。
这次上书虽因都察院拒为代奏而无果，却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影响。因康有为不断上书，终于引起光绪皇帝的注意，亲自召见长谈。之后，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筹组强学会，每10天集会一次，每次集会都有人宣讲“中国自强之学”。各地所办学会组织也有数十个，形成“学会林立，万众沸腾”的局面。
公车上书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影响，酝酿了维新变法思潮。
在这些学会和大量新出现的报刊鼓动呼吁下，维新变法的思潮逐渐形成。1898年6月，光绪皇帝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筹备变法，推动了一系列改革。
变法遭到保守派激烈抵制。1898年9月19日傍晚，慈禧太后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宣布光绪皇帝自当日起迁居瀛台。事先得到消息的康有为、梁启超逃出北京，谭嗣同等被捕。9月28日，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6名维新派人士在菜市口被杀害。
在保守势力异常强大的形势下，参与变法的每个人其实都深知艰险，但他们毫无畏缩。“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说：“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辈死，中国强矣！”林旭在狱中写诗：“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谭嗣同作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前又慷慨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
正是有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抱负和将个人生死抛在脑后的牺牲精神，才能在异常困难和艰险的环境下促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开启了追求国家富强、摆脱列强奴役的新局面。
视觉 I 谭黎明
编辑 I 邓苗苗
审核 I 夏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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