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保持诗歌的原创力
来源：中国作家网 黄尚恩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整个世界就像是一个地球村，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同质化。面对这种状况，我们的诗歌写作应该如何应对？诗歌写作最为讲究原创，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种“创新”都可能已经在别国有先例，诗人该如何继续保持自己的原创力？近日，在由《红岩》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国诗集·全国诗人笔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们以“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诗歌的原创力”为主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坚守地方性还是关注世界性
诗人于坚谈到，全球化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但是它通过科学、技术、贸易等因素，实质上是市场的标准来量化世界，将我们的世界简化，摧毁着生活的细节。由此，地方性面临着死亡。我们现在置身在一个和西方差不多的环境里，但我们在创作中使用的汉字是源自老祖宗的语言。汉语是天然的诗歌语言而不是贸易语言、科学语言，其模糊性、不确定性、象征性本身就是追求量化、精确化的全球化的天然障碍。但我们也要看到，汉语的一部分被改造得越来越实用，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国是个诗歌的国度，诗承担着类似宗教的责任。越是在诗意匮乏的时代，诗的神性越必须出场，“招魂”是诗人的使命。然而，必须警惕诗人在这个过程中自我神化、装神弄鬼。
诗歌翻译家李笠说，诗歌原创力是对事物神秘关系的发现和挖掘，并用鲜活的语言淋漓尽致地将之表现出来。真正的诗歌原创力来自生活，即对生命的深刻体验和领悟。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诗歌原创力的不朽范例。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它们超越了国家和民族，抵达了人性的深处。这些诗句无论翻译成哪种语言，都会像用母语直接写出来的一样。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可以说，没有黄皮肤、黑眼睛的诗歌，只有黄皮肤下敏锐的神经以及睁大的黑眼睛所看到的人性深度。或者说，写一个中囯女人的美，不如写一个女人的美。
诗歌翻译家董继平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既要寻求一种突破文化和语言局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诗意，又要坚持用本土语言书写本土经验，以避免被世界性的潮流所吞没。实际上，这在很多伟大诗人的创作中是可能的，他们的作品经过翻译，在另一种语言环境中仍被广泛地接受。比如，陶潜的诗作就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许多诗人的追捧。挪威诗人奥拉夫·H·豪格终其一生，就追寻那样一种生活方式。他曾创作了一首诗叫《陶潜》，在诗中，他想象了自己与陶潜相遇的情景：“他最好春天来，在果树开花的时候。然后我们在阴凉处坐下，喝一杯苹果酒。”
诗人要和语言建立一种亲密性
王家新说，“原创力”是我们应该慎用的概念。这是一个可疑的神话，也会给人们带来不必要的幻觉。除了上帝，谁敢说自己就是“原创”的呢？伟大的诗歌都是诗本身在写它自己——当然是通过一个诗人——写下它的每一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或否定创造性。恰恰相反，诗歌应是最富有创造性的语言艺术。这种创造性或创造力，一方面体现为把来自现实生活的经验转化为诗歌的能力，另一方面是一种文本转化的能力，某种从诗中产生诗或如黄庭坚所说的“点铁成金”的能力。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都有可能产生好的诗作，一首诗是否有独到的东西，是否发出属于诗人自己的声音，这才是最重要的。保持诗的创造性，意味着和语言建立一种“亲密性”，怎么写都是诗，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那些优秀的诗人写到最后都“成了精”，语言中的那种“幽灵性”通过他的劳作活灵活现地显示出来。用叶芝的说法，是舞者和舞蹈、诗人和语言化为一体了。
在诗人柏桦看来，诗歌的原创力就是诗人将历史、现实、经验、感受准确表达出来的能力。在写作中，诗人可以使用古典语言，也可以使用翻译语言或口语，或者将这三者融合起来，使它们“杂于一”。诗人孙文波认为，在“全球语境”这样的话题下，对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如何认识，是比“原创力”更为紧要的问题。说到底，诗歌存在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它必须使本民族的语言不断地保持对事物存在的敏感，能够以最具有穿透力的力量向人们呈现出抵达事物核心的能力，从而起到引导人们认识美和善的作用。近年来他真正关心的问题是，诗人对自己使用的语言如何保持敏感度，怎样在对历史变化的书写中保持语言的活力。只有对语言的特殊性有了更完备的了解，我们才有可能写出更为生动的诗篇。
回到爱诗的初心和写诗的平常心
诗人严力说，近年来诗人跨界的现象非常普遍，比如诗人写书法、画画、唱歌、参与造型艺术的设计等等。人们一般认为，因为诗歌在如此强大的商业社会里很难发出声音，靠写诗没法谋生，所以诗人才跨界。这种理解有其合理性。但是，回到中国古代，那时候的很多诗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们不会认为他们是“跨界”，这些艺术都是作为一种艺术修养而存在。后来，随着人口的剧增、资源的紧缺，每一种原本是提高修养的艺术都被引向“谋生竞争”了，它们几乎全部被导入商业操作，直至最后的资本结算，其结果是伪艺术的涌现。幸好，越来越多的诗人、艺术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试图跨界，让音乐、绘画、书法、诗歌等都回归到日常生活之中，重新把诗歌、艺术当做一种提高修养的路径。这会使诗人具有一种去功利化的、自由放松的创作心态，同时“跨界”可以让他们跳出诗歌来看诗歌、写诗歌，寻找到新的写作视角。这是我们谈中国诗歌原创力的一个重要基础。
在诗人伊沙看来，随着中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西方已经没那么神秘，世界也不再遥不可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表现出足够开放的姿态、博大的胸襟与气度。但是在很多关于“全球化”的研讨会中，说来说去还是在讨论如何被西方接受的问题。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民族的诗歌是从“失败”中产生的诗歌，我们的祖先以仕途为正途，业余从事文学创作，仕途失意，遭贬流放，才会在文学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很多好诗往往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所以，与其讨论“全球化”、“原创力”，还不如回到更为具体的问题——如何写出好诗。
诗人秦巴子认为，现代汉语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再加上相对宽松的写作环境，中国诗歌整体的原创力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原创力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诗人个体的创造才能实现。因此，谈论原创力，要回到具体的写作行为上来。这涉及怎样去描绘一个具体情境、选用什么样的词语来表达以及修辞手法的选择等。“在西安，我们几个诗人经常聚会，轮流朗诵诗作，然后听的人立刻点评，指出这首诗好在哪以及可以改进的地方。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诗歌回到诗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时也可以不断提高写作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