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牧野之战”与周国并肩作战的“牧誓八国”之中，为何没有楚国？

鬻熊是否曾被周文王姬昌任命为 “火师”，至今仍没有明确的证据。更何况，熊绎在“岐阳之蒐”中派去 “守燎”一事，《国语·晋语》中明确指出：“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显然，周王室之所以安排熊绎与东夷小国鲜牟的国君一同 “守燎”，无非是不给予其参与诸侯会盟的机会而已。

那么，缘何早在文王姬昌执政时期便已然与周国接近的楚国，会在区区两代人之后，便被周王室鄙视为了没有资格位列诸侯的荆蛮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周王室对熊绎如此疏远，主要是因为其祖父熊丽、其父熊狂，未能全力参与 “武王伐纣”的军事行动。

应该说，在 “牧野之战”与周国并肩作战的所谓 “牧誓八国”之中，的确没有楚国的名字。但若就此认为楚人没有在 “武王伐纣”中出力，却也不免有些武断。毕竟按照 《史记·楚世家》中的说法，周成王姬诵之所以册封熊绎为楚君，便是因为其家族曾全力侍奉过姬昌、姬发两代周王，即所谓的 “举文、武勤劳之后嗣”。那么周成王姬诵对待熊绎的态度，究竟是殊荣还是冷遇呢？这一点，我们还是要从 《史记·楚世家》中来寻找答案。

现代壁画 《金滕藏册》，出自河南洛阳周公庙博物馆主殿定鼎堂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周成王给予熊绎的封赏，分为三部分，即 “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居丹阳”。也就是说，周王室委任熊绎为南方楚蛮地区的最高长官，并可以在当地拥有五十里的直属领地，以丹阳为其居城。

经过后世学者的不断考证，目前已经可以确定此处的丹阳，极有可能位于今河南省淅川县的淅水与丹江交汇处。而依照 “清华简”中 《楚居》所提供的线索。楚人自季连以降的四代君主，均定都于今湖北省十堰市房县西南的 “京宗”。

如果上述有关楚人早期国都的具体位置均考证属实的话，那么周成王对熊绎的要求，其实是要求其带领族人向北迁徙、向周王室的政治中心镐京以及正在营造中的洛邑靠拢。虽然从今天的地图上来看，“京宗”距离 “丹阳”不过百余公里。但在交通尚不发达的西周初年，要楚人放弃数代人辛苦经营的旧都、举族北迁，这份 “封赏”委实令熊绎感到有些烫手。

或许在 “岐阳之蒐”的那些日子里，与鲜牟国君一同 “守燎”的熊绎，曾不止一次地望着那团熊熊燃烧的篝火发呆，反复权衡着迁都的利弊。直至年轻的周成王完成了与各路诸侯的会盟之后，才怯生生地回到自己父辈辛苦打造的 “京宗”，向全体族人下达了限期北迁的命令。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在日后的楚国广为流传，以至于楚灵王时代一个名为析父的侍从，都能随口说出：“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显然熊绎带领着楚国先民披荆斩棘地翻越荆山、一路跋山涉水以致最后衣衫褴褛的场景，不仅写进楚国的历史，甚至写入了楚人的遗传基因之中。

好不容易抵达新都丹阳之后，熊绎便不得不带领着族人开始修筑城邑。可是用于祭祀祖先的 “楩室”造好之后，楚人却没有了可以用作 “牺牲”的大型牲畜，最终只能去邻近的鄀国去偷。而为了避免被鄀人发现，楚人只能改在晚上进行祭祀活动，其窘迫可见一斑。

虽然在周成王时代，熊绎多次带领仅有原始装备的本族武士参与到了周王朝与东夷、西戎的战争之中，并可以自豪地夸耀一句：“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然而对于楚人生活的艰辛，以周成王为首的周室贵族似乎并不关心。在战后分配战利品和赏赐的过程中，竟出现了齐、晋、鲁、卫等姬姓宗室封国所获颇丰，而楚君熊绎两手空空的不公平局面。

先祖的窘迫和屈辱，令数百年后的楚国君王仍是念念不忘。但是对于当年的熊绎而言，他所能做的恐怕也只能对着捞得盆满钵满的周王宗亲尴尬而不失礼貌一笑，然后黯然地独自离去。只是熊绎并不知道，那个不合群的自己，竟然会被周王室的一位大人物给注意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