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他是一代宗师陈寅恪。他终身连一张过硬的文凭都没有，历史学家傅斯年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1925年，清华创立国学研究院，意在整理国故，培养栋梁之才。建院之初，国学院欲聘四位导师，前三位都已有了着落：第一位导师王国维，曾开创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第二位导师梁启超，著作等身，戊戌变法核心人物，第三位导师赵元任，从哈佛回来的汉语言学大家。较之这三位，陈寅恪的名声没那么响亮，但为了推荐他做导师，梁启超还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先生一无大部头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堂堂国学院导师，怎么能连个学衔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和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了吗？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加起来不足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迟早会被外国大学请去的！”1890年7月4日，陈寅恪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被曾国藩称之为“海内奇士”。父亲陈三立，晚清著名诗人，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清末四公子”，文学成就曾被誉为鲁迅前近代中国第一人。陈寅恪9岁那年，家里出了件大事。祖父眼界高远、志在变革，携陈父一同响应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两人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父亲陈三立从此远离政治，寄情于诗词：“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陈三立不要儿子应科考、求功名，只叫他遍读典籍，打下深厚旧学基础。陈寅恪才13岁，就被送去日本求学，博闻强识的他由此接触到西方文化。后因足疾回国，就读于复旦新式学堂，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陈寅恪从复旦公学毕业，登上去往西方的游轮，开始了长达16年的游学生涯。曾有学生问唐筼（陈寅恪的妻子）：“外传先生懂三十多种文字，是不是真的？”唐筼说：“没有这么多，也就十七种而已。”从1910年起，陈寅恪先后求学于，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等，掌握梵文、希伯来文等十几种语言，学问贯古通今、深不可测。但16年间，他没考取一个学位。仿佛文凭二字，不过是废纸一张。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彼时，多少学生为获得学衔装点门面，读起书来投机取巧，避难就易，到手的学问还能有不打折扣的？陈寅恪根本瞧不上那种人，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家境殷实的陈寅恪从不挥霍，每到一处，不及半载而书橱充盈。刚到美国时，豪购之举令同学诧异：学世界史，竟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等几十巨册陆续购回。在柏林读书时，生活已非常清苦，每天一早，他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到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整日不吃正餐。1923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见陈寅恪午饭时总是叫炒腰花。后来在清华，陈寅恪与赵元任同住，赵的妻子杨步伟就吩咐厨子做腰花，陈寅恪却又不吃了。杨步伟觉得很奇怪，“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无怪乎后来杨步伟对人说：“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的不得了，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人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狮子。”1925年冬，陈寅恪抵达清华。他讲课前，讲义做得极为细致，每一课都要求讲得比上次更精彩，古今中外，信手拈来，令人瞠目，搞得很多学生根本听不懂他的课。1927年被研究院录取的蓝文征回忆：“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上课时，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出来，哦！才知道哪个是德文，哪个是梵文。”可听懂的人，无不觉得是一种享受。北大教授季羡林就曾回忆说：“听陈先生讲课，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学生听不懂，教授来听的却不少。朱自清、钢和泰私下要到他的课表，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不误，每课必到。1929年，改任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后，陈寅恪在一间小教室里上课，除了清华学生，还有北大学生专门坐车来听，当时两校相距甚远，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常有土匪出没打劫，亦无法阻止学生求知。因常能为人释疑，清华园里奉他为“活辞书”，不少学生发现自己教授也爱听他的课，最后就尊称陈寅恪为“太老师”。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感佩其学问之深。历史学家郑天挺称他为“教授的教授”，古典文学研究大师傅斯年更是惊叹：“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日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对讲义的细致、创新贯穿他一生，他的课，总能以新资料印证旧闻，或在常见史籍中发现新的理解。门下弟子备受启发，终身受益无穷。1933年，一帮历史学者在东洋文库吃饭，日本史学界泰斗白鸟库吉也在座。史学家和田清突然拿出一张地契：“这是三百年前明末弘光遗物。”大家依次传阅，叹为稀世珍宝。传到中国学者蓝文征手中，蓝却说：“这哪是什么明物，分明是光绪时的东西。这纸又厚又粗，显然不是明纸，地契的格式也是清末通行的格式。”白鸟听了，佩服不已，问他识不识陈先生。蓝文征说：“那是我恩师。”白鸟连忙起身：“久仰久仰。”他恪守乾嘉学者的传统和经验，强调以原始材料为支点来做研究。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不掌握现代化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北平沦陷。民族危亡之际，父亲陈三立绝食而亡。不久，日本宪兵队请陈寅恪去司令部做客：“先生如果留下来授课，年金丰厚。”陈寅恪知道，如果拒绝，肯定要遭迫害，但他亦不能赴死：“从史学上来帮助中国，这是我的责任。”以至于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他就悄然离京，辗转去往西南联大。守孝期间，国恨、家愁叠涌而来，急火攻心，导致他右眼视网膜剥离，必须马上做手术，可一旦做了手术，必须修养一段时间。几经思虑，陈寅恪放弃手术，抵达联大时，他的右眼就再也看不见了。在联大，陈寅恪常常秉烛达旦，备课、写作，绝不因坏境恶劣而懈怠。由于长期在昏暗的灯光下伏案工作，不久后，他的左眼视力也骤然下降。陈寅恪读书，向来行的是“古法”，圈点、校勘、批语都在书本上。结果在途中被日本人的炮火毁掉，后来带到联大的手稿也悉数损毁，之前所有的研究心血都化为灰烬。在几乎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陈寅恪愣是靠着记忆，在茅草屋里，汗流浃背，坐在小板凳上，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本巨著，为后世的史学研究提供了经典范式。
1939年，牛津大学聘其为教授，这是该校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专职教授。原本两度辞谢，后考虑到英国能治眼病，陈寅恪才答应，携家人借道香港，准备渡海赶赴伦敦，不料欧战突起，航海中断，英国之行遂为泡影。1940年暑假，陈寅恪再赴香港，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又延期一年，此时，昆仑关失守，回联大无望，陈寅恪被阻香港，进退维谷。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失守。国民政府派飞机到香港“抢运”学界名流，陈寅恪却被保镖无情挡在飞机门外。原来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二小姐，将自家洋狗、沙发甚至马桶全部装入机舱，甩下一群学术名流无路可去。日军进驻香港后，陈氏一家生活状况堪忧，与内陆间的书信、电传、票汇等全部断绝,以至于“食粥不饱，卧床难起”。不久后，陈璧君派人前往陈家，威逼利诱，企图说服陈寅恪到日伪区任大学教授，陈寅恪狠狠地用脚跺地面：“请走不送！”伪港督又拿出20万军票让陈寅恪办刊，陈寅恪再次拒绝。日军知道陈家生活艰苦，派宪兵队给陈家送去多袋面粉。宪兵往里搬，陈寅恪就往外拖，宁可饿死，也绝不摧眉折腰。狂儒刘文典向来敬重先生，每逢昆明警报响起，他都跑得飞快，美其名曰：“我是替《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若是路上看到陈寅恪，便又指挥学生道：“我死了没什么，快去保护国粹！”得知陈家受困，刘文典在联大疾呼：“陈先生若出事，五十年内不再有此人！”幸而傅斯年等一批人疾呼奔走，后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打通各环节，才让陈寅恪一家逃出香港，返回大陆。随后，陈寅恪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昏暗的灯光下，专注于学术一如既往。1944年，成都一个雾气阴冷的早晨，陈寅恪睁开眼睛，却发现眼前一片漆黑，从此，他便什么也看不见了。1927 年，名儒王国维投湖自尽，在其灵柩前，清华、北大等名教授，西服齐整，神情庄重，用三次鞠躬与先生告别。唯独陈寅恪一袭长袍，来到灵前，双膝跪地，将头颅“咚”地一声磕在地上，他额骨触地，行起三跪九叩之大礼。大家这才想起来，与王国维先生告别，这才是最庄重的礼节，才能和先生的马褂、长辫（王国维始终留有清代发辫）融为一体。这亦是对先生文化精神最好的尊重和理解。两年后，清华国学院停办，为纪念王国维，修建了一座纪念碑，碑面由梁思成设计，碑文由陈寅恪撰写：“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对一位已逝大儒最好的评定赞誉，也是陈寅恪一生治学的坚守与追求。胡适匆忙登机，与陈寅恪一家抵达南京，蒋介石亲自接机，并劝说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知道国民党意欲控制学界，对此深恶痛绝：“台湾我就不去了。”1949年1月，陈寅恪来到岭南大学。但国民党并不死心，教育部部长杭立武，亲自向陈序经摊牌：“如果答应去香港，我们马上给陈寅恪十万港元及新洋房。”陈序经一拍桌子，横眉而立：“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我盖房子给他住！”在岭南大学，陈寅恪受到极大优待，薪水比其他教授高出两三倍，为方便他出行，还专门修路。岭南大学是陈寅恪一生最好的时光，终于不再颠沛流离，可以安心于著述，使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发出璀璨光华。1953年，中科院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共有上古、中古、近代三个研究所，拟任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为三所所长。此时的陈寅恪，已经在南方构建起一个独立、自由、纯粹的学术世界。郭沫若却说：“研究中国史，应该用马列之方法。”陈寅恪一听，当然无法接受。随后，陈寅恪的学生汪篯主动请缨，以“使者”身份，以为志在必得，肯定能劝说恩师重返北京就职。11月21日晚，汪篯见到陈寅恪，用一种“教育开导的口吻”与之谈话。听到一半，陈寅恪勃然大怒，“你不是我学生！给我滚出去！”后来，陈寅恪的女儿回忆说：“父亲从不因为学生学问不够而动怒，怒的，是做学问撇弃了学术独立性，他为此感到十分的心痛。”虽已失明，先生仍目光如炬，一脸桀骜，丝毫不像是眼盲之人次日清晨，陈寅恪作出答复，信上提出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这样的要求，在当时实在惊世骇俗！助手劝他委婉一点，陈寅恪倔强地说：“怎么委婉？两个条件，一个都不妥协，自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已写得清清楚楚，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这便是陈寅恪，历时代风气之变，绝不沉沦，其固守气节，犹如高山磐石，岿然不动，旁人奸者诈者投机取巧，他却安于拙贤。别说是一个研究所所长，就是再大的官位，他也绝不为“学术自由”退让半步。陈寅恪的“不降志，不屈从”，使之晚年注定充满凄凉和苦楚。1958年，他的教书生涯戛然而止，因被指为封建主义的种族文化论者。铁骨如他，当即愤怒请辞：“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转身回到书桌旁，在助手帮助下，撰写《柳如是别传》，为烟花女子立传，借此倡导做人治学的气节与风骨。
当时，他行动不便，目光微茫，全靠自己开列书单，助手读给他听，听后构思，再口述由助手记录。
为著述这部 80 万字的传记，他一天平均要工作十几个小时。1962年，吴宓来看他时，他感慨万千：“柳如是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要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我写此书，是痛哭古人，留赠来者。”1966年，时代阴霾轰然而至，陈寅恪多次被迫作书面检查，但他从不诋毁任何人以求自保。因“顽固不化”和“反动透顶”，一张张大字报很快贴满了陈寅恪的房间，屋里可拿之物全被拿走，拿不走的统统捣碎。当时，陈寅恪工资停发，账户也遭冻结，由于腿疾难以行走，只能瘫痪在床，造反派还想把他抬到学校大礼堂上公开批斗，历史系前主任刘节看到，冒死代替老师上台。轮番粗暴地进行殴打后，有人问他感受如何，刘慨然道：“能代表老师挨斗，我感到很光荣！”话音未落，皮鞭狠狠抽打在身上…不得不说，在那个荒唐时代，“恶之创造力”可谓登峰造极。“陈寅恪不是双目失明吗，但他听得见啊！”众人别出心裁，发明了一种新的摧残手段：每逢开批斗会，将高音喇叭吊在陈宅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陈寅恪床前，要“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二十年后，梁宗岱的夫人在书中回忆道：“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1969年，春节过去不久，因为“工宣队”看中陈寅恪的家，陈氏夫妇被驱逐到四面透风的平房，此时，陈寅恪连吃“流食”都已困难。失明后多年间，其双眼目光如炬，此时却也无可奈何地黯淡了下去。先生瘦得不成人形，亲友登门看望，见他躺在病榻上说不出话，哭不出声。一代宗师啊，竟然落得如此凄凉境地！1969年10月7日晨5时30分，陈寅恪心力衰竭，溘然长逝，离世时，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只是眼角不断流泪。11月21日晚，妻子唐筼也追随丈夫而去…“陈家三代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国命运的缩影，文化世家的传统，在这一家三代人身上特别浓厚；他们也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国抵抗命运的典型，表现出一种文化贵族式的传统精神，一种拥有自己的真理，不与流俗和光同尘，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自祖父响应变革，到父亲不忍受辱、绝食而亡，再到陈寅恪守志不屈，中国文人气节、风骨，在他们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离骚》有言：“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为求一生之学术理想、为达澄澈之思想境界，先生盲眼、跛足、受辱而不改，当世者能有几人？先生不攀附、不谄媚、不屈从，以三百年而出一人的渊博学识，终其一生，志在构建自由、独立的学术世界，不为权贵和时代之风气而退舍、而苟且，以其书生骨气锻造了一座精神丰碑。今时今日，后世之人仰望这座丰碑，当反躬自省，何为气节？何为傲骨？何为独立？惟有思今人之所失，追先生之襟抱，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可能立千年而不坠，与日月而同辉。
为了纪念陈寅恪，团结出版社近期出版了“陈寅恪著作集”，首批推出其最经典的四部作品：《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 白诗笺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