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与早逝——中国文化人的一些现状

从2012年起，我连续采访了几位高寿的文化人，如享年112岁的周有光先生、101岁的姚奠中先生、105岁的马士弘先生、97岁的汪子嵩先生等等，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仅长寿，而且学有所成，100岁以后仍然思维清晰，每天读书看报，乐观而有规律地生活。他们给我很多的启发，我也希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用学问滋养身心，以好的心态看待风云变幻、人生悲欣。我根据他们口述的内容写成书，希望所有的文化人都能像他们一样健康长寿。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心态确实是很乐观的，觉得中国的文化人在学问与修养上，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特别是近些年生活水平、医疗水准都提高了，人们的寿命普遍提高已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我也曾特别强烈地意识到中国文化人的现状并不能乐观，从 2013年开始，我听到了越来越多文化人早逝的事情，而有的事情就发生在我身边。

两位体制外文化人的早逝

2013年12月1日，单向街读书沙龙就“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与现实”展开讨论，我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就乘坐地铁前往。地铁中，我旁边坐着一男一女，估计三十多岁年龄，他们的谈话中透露出，他们已经有三四年没见面了。女的问：“三四年没见，你变化怎么这么大？你怎么这么瘦了？”男的回答：“我每天都是早上八点上班，晚上九点回家，一天都在电脑旁边，很累。这几天好一些。昨天星期六，我一直睡到下午四点钟，总是处在想起床却起不来的状态。”我听后感觉很难受，看看这位男子，完全是一个年轻文化人的样子，但处于亚健康状态。这样类似的对话，我在地铁上已听到多次了。我就想，我们的压力何以如此之大？就是因为生活在北京这样竞争激烈的大都市吗？那么，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可以离开一线城市，到别的地方去过安闲的生活？答案显然并非如此简单。文化人的身心该如何安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单向街沙龙的对话给了我更多的感受。

此次读书沙龙其实是围绕着唐小兵的《十字街头的知识人》展开的，但话题涉及到知识界的各个层面，既有体制内的，也有体制外的。来自共识网的李文子女士带给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共识网的一位主编就在今天上午刚刚去世，他患的是肝癌，年仅29岁。李文子就提到：“体制外的人，其实他们的生存环境很难。他去年就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了，但没钱治疗。”主持人觉得这个话题太沉重了，就有意转到别的方面。

参加过那次沙龙后，刚过一天，一位朋友来电话，提到：“你知道老宋吧。他前段时间刚刚去世。”我说：“我知道呀。在圆明园的时候就见过面。他不是在出版社吗？年龄也不大呀。”朋友就回答：“他北大毕业后，去一家出版社工作过，但后来他辞职了，又去了几个单位，都没有医疗保障。他去年得知自己患了白血病，需要花40万元治疗费，他掏不出来，就放弃了。”这件事让我倍感郁闷，如果说患了肝癌晚期，即便有钱也未必能治好，可他患的白血病是能够治好的呀。在北京混了这么多年，他竟然连40万元都拿不出来？

两位体制内文化人的早逝

那天的沙龙，杨早提到的张晖之死同样是沉重的。张晖是1977年出生，从农村考到了大城市，到今年已经是学有所成的中国社科院的副研究员了。他是体制内的文化人，是很多人所羡慕的，可是2013年3月15日，年仅36岁的张晖突然间病逝，让很多人感到非常可惜，大家就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情。有的人便注意到，张晖之死显然跟他的贫寒家庭出身、过度劳累等因素有关，也与现在的体制有关。我看到网上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有人为其早逝惋惜，也有人感受到坐在学问的冷板凳上那份凄苦和悲凉。我们难道真的处在一个学术的'末法时代’。”社科院的施爱东则由张晖之死提到一个现实问题：“许多贫民子弟都会指望学而优则仕，通过读书改变命运，那也得看你读的是什么专业，将来从事什么工作，像我们这种专业，这种单位，想要改变家庭的命运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贫家子弟如果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最好不要选择做学问，尤其是不能选择像我们这种寂寞的学问，那样会拖累整个家庭的。”这些话让我感到一阵阵寒心。

现实世界如此，而我们该如何自处？我们还会想“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豪情壮志吗？

张晖之死让我想到了2012年8月自杀身亡的《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先生，他也是体制内的人，著名杂文家，物质条件应该是很好的，可他患了抑郁症，40出头竟然舍弃家庭跳楼自杀。这件事让很多人很难理解。几位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性格很好，但怎么就这样早地选择这样的方式离开人世。徐怀谦在《酷的脸》自序中这样说：“现如今，大街上帅哥美女越来越多了，但有棱角有个性的人却越来越少。最让我痛心的是，某些高校的校长、文化部门的负责人，毫无儒雅之气，却实足的官油子、贪官相或者牛囊饭袋样、面目可憎状。有人说，这是一个平庸的时代，这是一个物质的时代，这是一个愚乐的时代，这是一个缺乏大师的时代，总之，这是一个缺乏个性的时代。可是，我们不能把什么过错都推给时代。一个人左右不了时代，却可以左右自己的脸——它可以不漂亮，却不可以没内容；它甚至可以很丑，却不可以没有个性。”徐怀谦是很有个性的，但他成为早逝者。

思考

这些年，在我的世界里，长寿与早逝的两极同时并存，给我以欢喜，更有忧患。

作为文化人，我们该如何安顿自己的身心，这是个问题。

作为中国人，我们该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而这个国家又该如何对待文化以及文化人？这同样是一个问题。

关于体制内的文化人，国家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例如中国社科院研究人员的待遇已得到很大的提高；那么，我们又会提出，徐怀谦所提的那些问题如何解决？

而对于体制外的文化人，是不是即便他们做出很多成绩，对社会做出很多独特的奉献，仍然活该那么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