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带微笑的佛教造像何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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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南京新街口德基广场出土的南朝金铜佛教造像中，佛、菩萨像均嘴角微微上翘，面露微笑。在中国现存佛教造像中，成规模地出现这类微笑的像容，最迟是在5世纪末，主要见于南方长江流域，如四川茂县齐永明元年（483）释玄嵩造像碑正背面二佛。松原三郎基于以该像为代表的四川南朝造像，认为：“南齐初期与北魏太和时期造像的严肃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看似非常温和。”松原先生明晰地指出了造像风格在南齐初年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只是仅仅用“温和”来描述是不够的，应该同时兼有“微笑”这一显著特征。

德基6号造像局部（费泳摄）

南方佛教造像出现温和微笑这一标志性像容，应首先在建康为代表的南朝流行，5世纪末伴随着北魏孝文帝改制，大规模北上影响龙门、巩县等北朝石窟造像，与之发生时间相近或稍后，北方陆续在青州、麦积山、莫高窟的造像中得以呈现。“面带微笑”几乎成为5世纪末以后中国佛教造像一以贯之的容貌特征。

龙门宾阳中洞正壁主尊像

麦积山 142窟左壁佛

青州龙兴寺东魏三尊像胁侍菩萨

既往学术界对5世纪末发生在南方佛教造像中的这种微笑像容，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主要体现在没有明确这种微笑像容的源流，也未将这种微笑与“百济的微笑”加以联系认识。在朝鲜半岛约6世纪的佛教造像中，涌现出一种带有自然温和微笑的像容，被称作“百济的微笑”。在汉传佛教文化圈内，“百济的微笑”是百济自创，还是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这是应当引起关注的问题。

韩国扶余郡军守里出土百济菩萨立像

在东汉至西晋已发现的中国早期佛教造像中，尚不见微笑的像容，但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六朝时期的陶俑时，会发现南方长江流域陶俑的微笑与同期佛像的微笑之间，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实物资料显示，陶俑的容貌广泛呈微笑状，这一风气开始于东晋并在南朝得到延续，特别是围绕都城建康出土的陶女俑，“微笑”是其不同于东晋以前俑的显著特征。如南京博物院藏东晋陶女俑、南京西善桥刘宋墓出土陶女俑、南京黑墨营南朝墓出土陶女俑等。

南京博物院藏东晋陶女俑（费泳摄）

南京西善桥刘宋墓出土陶女俑

南京黑墨营南朝墓出土陶女俑（费泳摄）

发生在东晋、南朝陶俑上的微笑与萧齐佛教造像中的微笑，在神态表情上极为相似，应为一脉相承，只是后者较前者略有收敛。现有实物资料显示，自5世纪末之后，南朝佛教造像多延续着这种温和的微笑，这种创自东晋陶俑并被南朝佛教造像继承的微笑，或可称作“六朝的微笑”。

炳灵寺169窟北壁 西秦—北魏造像

值得注意的是，在甘肃炳灵寺西秦建弘元年（420）造169窟内的龛像，也出现微笑容貌，从风格来看，与“六朝的微笑”存在相似性。如果说“六朝的微笑”有东晋、南朝的陶俑作为滋生土壤，那么炳灵寺169窟的微笑又源自何处？北方5世纪初前后的陶俑，并未流行面带微笑状，西秦自身似乎也缺乏佛造像生成微笑的条件，是否有受到同期南方佛教造像的影响？

炳灵寺169窟西秦建弘元年一佛二菩萨像

东晋佛教造像拥有当时中国的最高水平，出现了顾恺之、戴逵这样佛像艺术大家，《梁书》卷五十四《诸夷》：“（师子国）晋义熙初，始遣献玉像……此像历晋、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征士戴安道（戴逵）手制佛像五躯，及顾长康（顾恺之）维摩画图，世人谓为三绝。”在炳灵寺169窟第10龛上、下两层的壁画中，出现“维摩诘之像”“法显供养”的墨书榜题及造像，阎文儒针对该龛造像阐述：“佛及供养造像，风格较细，而飘带飞扬与《洛神赋》画风近似。”可以看出炳灵寺与东晋的渊源关系。也就是说，南方在东晋时期或已创造出了带微笑像容的佛教造像，只是像顾恺之维摩诘像、戴逵手制佛像一样，均未能得以留存（有关东晋佛教造像的考古发现几乎是空白，仅见 1997年南昌火车站站前广场施工发掘的四枚金戒指上錾刻的佛像）。

邺城出土北齐弟子像

兴于南方佛教造像中的“六朝的微笑”，在5世纪末得以北上，成为北方造像南式化的新样式特征。当南式化造像在北方风行了约半个世纪之后，至6世纪中期，围绕东魏、北齐政治中心邺（今河北临漳）和晋阳（今山西太原）一带的佛教造像，风格开始偏离南式化，自成一格，主要反映在佛衣样式从之前的“褒衣博带式”变为“敷搭双肩下垂式”，与之相呼应的是，微笑的像容也渐趋退去，代之而起是向严肃回归。

成都万佛寺出土南朝佛像

而同为6世纪中期，在青州、南京、成都、麦积山、莫高窟沿线的“南式佛装造像带”上，以“褒衣博带演化式”佛像为代表的南式佛教造像，仍在延续着“六朝的微笑”，可以看出南式造像因素的持续影响力。朝鲜半岛出现“百济的微笑”的发生时间要晚于中国南方，其风格来源显然更应考虑建康或受建康影响的青州地区。

来源：中华书局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