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凌随笔:淌过回忆的河
淌过回忆的河
张亚凌
童年,是一段需要红薯馍、糜面馍、玉米糕、菜疙瘩才能勉强填饱肚子的日子。那时唯一强烈的感觉就是一个字,饿!
记得大哥割猪草时偷偷地挖了生产队一窝红薯,自己一口气生吃了仨,还剩下两个藏在笼底带回了家。大哥真是饿晕了头,竟然忘记了母亲平日里耳提面命教导我们的诚实、本分,一到家就迫不及待地取出来用衣袖擦了擦让我和二哥吃。恰巧母亲推门进来,一把夺过我们手里的红薯,训斥了半天还不解气地狠狠地打了大哥。
拿着被我们咬了一下的红薯,母亲似乎很为难:上交吧,就等于承认自己的孩子做了贼;不交吧,的确不合她的为人。
大哥呢,哭得也很委屈。割猪草的那几个孩子都偷,又不是他一个人偷。人家没吃完的,扔了,怕被看守的大人检查出来。而他,是想着我们俩才带回来的。
而我们,倒不理会大哥的脸是不是被母亲打疼了,更关心的是被母亲夺去的红薯将如何处理。
已经上了床,母亲将红薯丢给我们,没好气地训斥道:“整天都是想着吃、吃、吃,活到世上就是为了吃……”我们才不理会母亲说话的语气及神情,赶忙抢在手里,啃起来,甜甜的红薯汁顺着嘴角直流。母亲一看见我们的吃相更生气了,“看你俩那熊样,总有一天,为了吃糟蹋自家……”母亲愤愤地说着,又两手齐上夺了我们手里的红薯,“偷的东西还吃得有滋有味,还有没有廉耻?!”
我们依旧坐着,却不曾低头表现出半点悔过,单等着母亲训斥完后再扔过来,好接着吃。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是在母亲反反复复的给和夺里,在絮絮叨叨的训斥声的伴奏中,咽下每一口红薯的。
如今想来,那会儿的母亲,心里一定很难受很难受的:她不能抗拒的,是儿女们的饥饿;她不能原谅的,是儿女们满心里只想着吃。
母亲和父亲有事去外婆家,大哥又领着我们偷了一次,那次偷的是玉米棒子。
白天只能忍耐,害怕煮熟时玉米的香味暴露了我们的行径,被大队喇叭批评。等呀等呀,估摸是半夜了,大哥领着我们起来,煮玉米棒子。真香,我一连吃了两个,还能吃得下,只是没有那么多,大哥二哥每人一个半,——才偷回来五个。
第二天,大队喇叭就响起来了:“有些人做贼心虚,三更半夜煮偷的玉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鼻子也不是摆设……”后面就是点我的父亲母亲的名字,进行声讨。
母亲叹着气,开始训斥我们:
“不是光咱一家子饿,全村人都饿,——全村人都当贼了,能打下庄稼分给大家?管不住自家的手,管不住自家的嘴,能干成啥事?偷,总归是坏毛病,就得离远些……临了,她长叹了一声,傻娃,饿得谁能睡着觉?白天有事打搅有东西充饥还好点,天黑了咋办?——还天黑了偷偷煮,真是笨到家了。”
后来,我在路遥的一篇文章里看到这样一段话:
“上数学时,我就不由得用新学的数学公式反复计算我那点口粮的最佳吃法;上语文课时,一碰到有关食品的名词,思维就固执地停留在这些字眼上;而一上化学课,便又开始幻想能不能用公式化合反应出什么吃的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