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转折：苏辙的节流与王安石的开源

诤苏06 熙宁转折：苏辙的节流与王安石的开源

熙宁二年（1069）是北宋政治风向的转折点。

这一年之前，崇尚文人治国的宋，官场君子意气甚浓，即便政争互斥，行动做派也都还算光明正大。

这一年之后，“圣人”王安石仿佛一块喷香的肥肉，吸引来了一队又一队的蝇狗之徒，从此后生生不息，直到帝国覆灭。

这一年的朝廷，有人生，有人衰，有人病，有人亡，故时人称为生老病死局。

生者，王安石也，意气风发，大权独揽，圣眷至隆。

老者，曾公亮也。自与韩绮争权，竟然引王安石入室。

病者，富弼也。这位时年55岁的宰相因反对新政，托病请辞，连续上表数十次。神宗无奈之下只得准奏，外放亳州。

死者，唐介也。在王安石的问题上，这位北宋著名的直臣给出了非常坚决的反对声音，直到这一年夏天，病情加重，因背部毒疮而卒，年60岁。

中国古代因此病而亡的名臣真是太多，西楚范增、唐孟浩然、明徐达、清曾国藩……

唐介身后，留下了一位孙女唐氏，这位唐氏可算是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古代爱情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唐氏育有一儿，名陆游，娶表妹唐婉为妻，后来唐氏硬让儿子休了原配。

听着耳熟了吧，这就是中国爱情史上经典的悲情场景——沈园之会的始作俑者。

这一说题外话又远了，还是回到熙宁二年这个生老病死的风雨朝廷吧。

当苏轼回到汴京后，被分派到吏部，负责官员军队的功勋定制和人事任命文书的处理事务，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中组部二级局。按常规的官场秩序，外放官员刚回来时，就被编到吏部这样重要而敏感的岗位上，可见朝廷对于苏轼的重视程度。

弟弟苏辙回京后，还没等到朝廷的任命文书，竟然先给皇帝写了一份内参。

这份内参的背景是，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当时帝国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银。神宗是位壮志凌云的年轻皇帝，一心想着强兵戍边，乃至收复燕云，但强兵的根源就是要有钱，现在国家财政这样亏空，让他非常焦虑。

苏辙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在疏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国库亏空的根源不在于收入少，而在于支出多。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要节流。如何节流？当然要针对时局三冗：冗吏、冗兵、冗费。这也正是帝国三项巨大的财政负担。

在苏辙的执政理念中，裁冗是第一要务（节流）。

而王安石变法的理念逻辑则是开源。

这一点上，二人有着根本出发点上的不同。

神宗看了这份内参文件后，非常认同其中的观点，给出的批复意见是：苏辙是个有想法的年轻人，了解当前的民情政事，可惜一直在比较低级的机构中做事，很难有施展作为的机会，太可惜了。

随后，神宗亲自任命苏辙到制置三司条例司任检详官。

说来有意思，这个三司条例司正是为王安石变法专门设立的政府决策机构，其地位非常高，类似今天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北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后，王安石迅速启用了他心目中三位力推变法的青年才俊——

章惇、曾布、吕惠卿

《宋史·奸臣传》共记载二十二名奸臣，很不幸，王安石的眼光确实独到，他首先选中的这三位帮手，后来都荣幸入选。

对于此三人的历史评价，后世有争议，尤其是章惇的争议最大，有人说他是诤臣，有人说他是佞臣。

其实，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其辩证式的两面性，况且，这些历史人物，不是只在历史画面中出现一个镜头，而是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怎么可以一概而论。

既然是辩证的，那就应该允许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上，以不同的评判标准来做出评价。

在这一系以苏轼为主视角的文章中，章惇，毫无疑问，毫无争议，奸臣二字，名副其实。

不急，后面留给章子厚的篇幅还很多。

至少现在，章子厚，还是苏轼最好的朋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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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犀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