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这篇┃一个王朝转身离去的地方
一
2003年5月的某个午后，我从曲陀关公干返回县城途经兴蒙，一场中雨刚过，推开车窗时看到：夕阳挂在路边秃顶的树上，几只没有标高的麻雀上蹿下跳，好不热闹，一个挑着渔箩卖完小鱼正要回家的蒙古族老人，她也许没有留意到长在路边那些卑微的草，一切都在自由而安详地生活（长）着，并没有惹谁，并且在此刻思想空空的我看来，不过是道和谐的风景，仅此而已。如果不是镇西那头圆明寺内的晚钟突然响了起来，这个五月的黄昏就会像所有黄昏一样，渐渐离我远去，末了，模糊不清在记忆里。这是一阵响彻云宵的钟声，清越之声四下传开来，有如空灵极至，久久不去，恍惚间觉得自己升腾了起来。
这钟声又似乎来自远古，前所未有地撞击到灵魂深处，在这种撞击中，一块类似于铁的东西硌了我心一下。我于是发现有话要说，关于曲陀关，关于马刨井，关于兴蒙、河西、通海乃至云南，而将这几个点串起来的最佳线索，莫过于聚族而居在凤凰山下的那一群蒙古人，对，就是这群多灾多难的人，一直以来默默保护、坚守和传承着民族文化，并未因生活的艰维而丧失自我。这难道还不值得关注和深思吗？也就是这个沉甸甸的话题，我认为感动了自己。至少在小心翼翼切入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是十分虔诚的，这种虔诚来自于对苦难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感激。于是我郑重地写下这个题句：我几时说得上来，我又不在马背上悬个酒囊。
我平生第一次到兴蒙是1978年，那时的兴蒙还是河西镇下辖的一个生产大队，叫下渔大队。传说有凤凰栖息于此的山麓分布着石山嘴、解家营、上渔、中渔、北阁、下渔、交椅湾、桃家嘴等村落（其中中渔、北阁、下渔、交椅湾、桃家嘴属下渔大队），紧紧相邻连结成线，蒙汉聚居却又渭泾分明，放眼望去，灰蓬蓬一片，蒿草丛生，野狗出没。村外流淌着一条不算太小的河——中河，河里波光粼粼，渔舟横斜，无数大小不一的搬筝仿佛等待检阅的士兵整齐地排列着，它们身上承载着一家老小的生计和民族变迁的时代烙印。隔河相望，村庄极为破败，灰墙黑瓦的色调明了而统一。我站在岸边倘佯良久，河埂上柏木森森，风景怡人，河水清澈透明，岸边晾晒的渔网相互搭链，每个网眼里都有一座凤山的影子，山上大大小小的坟茔，每座坟茔即是一首诗——一首让凤山浑身疼痛的诗，不知这些疼痛还将持续多少年？
我没有看见所谓的马背民族，只觉得那些穿戴奇特、语言陌生的渔夫，不仅神秘，而且本领极佳，一把下去就是大条鱼。河流环绕村庄东去，将我这样的外来者隔档在村外，也将这群被蒙古高原遗落的孩子封闭在一片不足３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因为这湾水，长久以来，下渔大队一直贫穷而安祥地存在着。父辈们告诉我，这里，曾是一个王朝转身离去的地方。
毫无疑问，中河那边的渔夫村不是蒙古包的天堂，但它绝对是一群迷散的羔羊。1988年这里始出现第一个蒙古包式的建筑，而我也借着架在中河上宽敞的花桥进入村庄。与从前不同的是，一条连接时间和空间的高速公路即将横贯东西穿村而过，路旁逐渐兴起了高大的建筑和类似于镇子的街市。车来车往的大马路劈开了村庄的宁静，中河水位一再下降，鱼儿纷纷归向了大海，搬筝和渔夫日渐稀少。此时的下渔大队刚刚成立民族乡政府，新设了学校和医院。但此时的兴蒙乡还不是众目的焦点，我想如果当时在此用心探索，肯定会发现些什么。可事实上，对于这次拜访，我仅用了一句话：“那几橹佝偻的搬筝，坚守在记忆深处，但它不过是迷失的开始，它也只能是迷失的开始”。
在今天看来，我说这话是颇有些先见的，之后不久，喧嚣与嘈杂开始飘向村庄的每个角落，不断有陌生游人闯进村来，其中不乏色目之徒。钢筋水泥源源不断运来，旧的秩序和记忆仿佛在一夜之间被打破，外来商贩越来越多。每隔5分钟就有一趟公交车在此交换乘客，长途客车喘着粗气慕名而至，沉寂了多年的酒杯和歌声被重拾起来……很久以后当我再度回到这里，坐在1998年的小烧鸭饭店吃太极黄鳝时，被许多马赛克和装饰豪华的灯具注视得惶恐不安，四周是明晃晃的玻璃窗子和漂亮的水泥建筑物。杯觥交错中，感觉与身处省内随便一个普通的路边小镇无异。
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正是这些耳熟能详的东西，使我的探访动机渐渐变得茫然起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感觉到富有，却绝非故乡的原风景，旧日时光里的点点滴滴似乎变成了一曲遥远而虚幻的牧歌，我甚至怀疑儿时的下渔大队已经死去。饶是如此，我还是隐隐觉得：一定有些历史深处的苦难与忧伤，藏在我目光企及不到的地方，是的，一定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不然兴蒙它就不该令我这般频频朝顾。
二
到过兴蒙的人不难发现，无论从那个方向进入村庄，都会汇集到一条细如羊肠的街上，说是街可能夸张了点，到不如说是“巷”更合适些，它是整个村庄的食道和肠道，所有生活的吐纳都要靠它来完成。而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村庄的主动脉血管，密密麻麻毛细血管般的巷中巷构成了整个村庄的循环系统。
残损破败的昔日高墙，各种覆盖植物在黑色屋瓦上摇弋摆动，斑驳的灰墙和简陋的农具以及杂草丛生的墙角，不经意间，会经过座庙宇或祠堂，不远之处，几口露天小水井一言不发。房屋的脸都很瘦，一幢挨着一幢，犬齿交错，从不比肩而立，乍看似乎很猥琐地爬着，不敢大气一声，但只要稍加留意，里面大多大腹便便，正是从这些便便的大腹出发，许多秘密就慢慢地走向了我们的视野。
两三千米的长度竟有数十处的肠梗阻或血栓，一个人一闪身就会消失于转弯尽头，偏偏又在不小心处重新开始，然后是峰回路转的别有洞天，此家橱窗后兴许正是彼家的新房呢。随便穿过一道门，里面可能有七、八户人家，狭窄的过道仅容一人推辆自行车通过，而某家哄不停的乳啼可能要持续许久，那么一大家人就必须要在入眠时，适应孩子突来的问候了。
就这样，在相互的交融中，生老病死不停演绎和循环着，岁月蹉跎，生活一成不变波澜不惊，人的命运就像青草一样无声无息。只有像我这样的路人走在村庄内部寻找阳光、云朵和山风时才会发现，从这里看天空，天空是极小的一块，而在这极小的天空下，隐藏的秘密又是如此的巨大。
兴蒙这地方，800年前还是一片汪洋。兴蒙人的祖先扬鞭千里辗转征战呼啸而来，驻守在一个叫做曲陀关的山村。据说那个最后成为国家最高统帅（忽必烈）的坐下神驹，在这里刨出了一眼泉水，于是军队就留了下来，分泌完征服快感之后投戈论道，一本正经地种桃饮酒横槊赋诗，文章武功盛极一时。如今，当我们回首那段历史时，曲陀关已没有一个蒙古族，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公元1381年的曲陀关作为王朝崩塌后蒙古人在西南最后几个军事据点之一，已摇摇欲坠。明军从四面八方涌来，卷起了山河间的漫天烟尘，当烟尘落幕之后，无法北返并且存活下来的人们，带着庞然帝国轰然坍塌后，对陌生世界的瞠目结舌，放下武器脱下戎衣，按照军队的编制分为上中下三营，偕老扶幼，顺中河沿着退去的湖水一路而下，最后到了凤凰山下，在山上筑了第一座北向坟冢。
朝权更迭，起初的他们无疑是被甩入真空的一群，除了语言和体肤，祖先留下的东西竟是些无微不至的骚扰、无休无止的报复和无穷无尽的鄙夷，茫然四顾，乡关何方？在这种缺氧的环境里，任何北返的幻想和思考都成了一种奢侈。操着奇怪的语言，他们更像群异教徒，没有土地，只能向高原海子索要粮食，渔网、船桨和钩叉都是武器，战斗远未结束，再大的风浪也可战胜，无法战胜的是不一致的文化认同。
大起大落的政治命运，猝不及防的当头棒喝，使之渐渐意识到：生存还是毁灭，是个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扎根不了，那么再强大的族群也难免要亡失。所以，当他们打桩垒埂移石筑坝从沼泽里造出的第一片农田被夺去时，涅槃就真正开始了。
最早通晓汉语的蒙人把自己藏身于汉或其他民族幸免于难，最终融入主体，余下的沿着先辈蘸血的脚印上山而樵，下水而渔，缘田而耕。当马头琴变为龙头四弦琴，“跳乐”取代了摔跤，蒙古长袍换了“三叠水”，勒勒车上的皮筋作了缆绳，习惯于马奶青稞的胃也能猛干三大碗高原白酒，这个时候，他乡才真的成了故乡。
三
我跟在一个蒙古老人的身后，沿着曲折的石板小巷，来到位于山脚的“三圣宫”。从远处看去，这是藏在村落中央一座并不起眼的建筑，走进去，才发现这是一座面阔七间、重檐歇山的巨大木构建筑。老者摸索出钥匙缓慢开启山门，一股沉郁已久的陈旧木料和干燥灰尘的混合味道迎面而来，显然平常这里并不对外开放。
建筑本身不过是种“象征”，但这种象征却是一种民族古老生命记忆的延续，正是这种延续使其民族联系与历史记忆得以长久留存，而不是在广袤的时空中被割裂和抹杀，这里或许就是我一直在苦苦找寻的藏在历史深处的民族苦难与忧伤之所在了。
转过身，视野随之开阔起来，远远地，透过晚霞中的雾岚，中河上历经沧桑的老桥依稀可见，村庄外稻香腾浪，对面是连绵起伏的螺峰山，山下的河西小镇一派欣欣向荣，那里是我的世界，一个极少有着令人心绪不宁，寝食难安民族碎片的世界，与我伫立的地方互为依存、互为排斥又小心地互为接纳。
环顾四周，这里真是个好地方，藏在村庄中央，又立于制高点，与子孙和自然不即不离，不离不弃，一切都恰倒好处。 “三圣宫”以深藏不露的严谨拒绝了一切庞大和喧嚣，这里的主人似乎与金戈铁马、开拓疆域、一代天骄、大统天下这些激昂澎湃的词无关，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关于家园的寄托，这里面有着永远有解不开的乡土情结，毕竟，这个苦难的民族太需要乡土情感的抚慰了。
想到了这些，我的内心逐渐变得静穆和安详，望着缓缓西沉的夕阳，所有奔忙、情绪、纷争和悲欢就慢慢隐没于宁静之中了。
本名苏为勇，笔名又为徐长卿，现在云南某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