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竟是功夫好手——老舍的武术人生！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文明之旅”栏目访谈老舍之子舒乙，谈起生活中老舍不为人知的一面。其中，谈到老舍在生活中热情好客、录过汉语教学声片、爱与孩子交朋友、爱馈赠人东西等等，都多多少少为人所知并且不令人感到多么意外，而花费大量篇幅谈及老舍精彩的武术人生则令人简直瞠目结舌，让人不由不唏嘘咂舌，感慨万千起来。
老舍，本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原姓舒舒觉罗氏(一说姓舒穆禄氏，存疑)，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66年8月24日深夜，老舍含冤自沉于北京西北的太平湖畔，终年67岁。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等。
大家都知道，老舍是我国现代文学巨匠，文化巨擘，更因人长处北京，通过成为京文化的代表从而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座丰碑。巴金称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曹禺说他“是中国当代的'人杰’”；国家授过他“人民艺术家”称号。人们对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等作品可谓耳熟能详。然而，老舍竟然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练家子，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武林好手。这么一位足够“文”的人物，怎么能与“武术”“有染”呢？即便“有染”，又怎能如此深入呢？既已深入，作为名人的老舍，他的武术事迹又怎么会那么的不为人所知呢？
据舒乙及知情人士介绍，1933年4月，老舍忽然后背痛得很厉害，去看大夫，大夫也都没有有效的办法。这使他下定决心加强锻炼，就拜了济南的著名拳家为师，开始系统习武。他学练了少林拳、太极拳、五行棍、太极棍、粘手等，并购置了刀枪剑戟。1934年老舍迁居青岛，在黄县路租了一套房子。房前宽敞的院子成了他的练拳场地。通往客厅的小前厅里有一副架子，上面十八般兵器一字排开。著名作家臧克家先生初次造访，以为走错了路，闯进了某位武士的家，折回头就走，被老舍先生叫住，才知道没错。臧先生大惑不解，老舍先生对于武术可不是一般地投入啊。
抗日战争爆发后，老舍的刀棍都丢在了青岛，但太极拳始终没扔，走到哪儿打到哪儿。1943年秋至1946年初在重庆期间，老舍每天清晨都在北碚蔡锷路24号房前的一个大操场中央打拳。他身材清瘦，带着一副眼镜，打的太极拳动作娴熟，姿势优美，开合张弛，上下相随，意气相合，功夫到家，这便是老舍先生。
老舍虽嗜好拳术，但很少在人前谈起，只是偶遇懂行感兴趣的人才兴味盎然地深谈。1965年他访问日本，遇到一位叫城山三郎的日本作家。我们知道大和民族是一个非常尚武的民族，他们大都多多少少修炼过武道，这位城山先生的武道大概不差。他们聊着聊着，不知道怎么就扯到了武术，谈得非常投机。城山先生无论如何也不信他眼前这位拄着手杖的瘦弱老者会精于此道，一定要和老舍比试比试，哪怕试试手劲呢。他并没有和老舍先生说好要比试，因为他特意要验证一下老舍的武功，于是突然间超老舍一拳打来。说时迟，那时快，老舍先生顺势划掉来拳的力道，并顺着对方的劲路一个单鞭式猛出一掌，打了对方一个趔趄，直往老舍斜后方栽去。老舍赶忙后退拉住他的左手，城山才不至于栽倒在地，他大叫:“真有功夫哇！”这件事在日本文学界一时传为美谈。大和民族对于优秀文化的学习向来不遗余力，当年日本武术高手在北京被孙禄堂教训之后，愿意花天价请孙赴日教拳。日本的文学界对中国武术都这么崇尚，由此可见中国武术的魅力和日本人的学习精神。老舍不幸逝世之后，城山三郎先生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其中还提到了这场不寻常的文人“比武”。
由于和拳师们有过交往，老舍装了一肚子拳师们的传奇故事。在小说里，老舍把三位出场的拳师和他们各自的拿手戏——王二腾的刀技、孙老者的拳术、沙子龙的“五虎断魂枪”，描写得活灵活现，读起来仿佛耳边都能听到刀棍在空中嗖嗖的响。但是，《断魂枪》的妙处并不在这儿。沙子龙断然拒绝传授“五虎断魂枪”。夜深人静，他关好门一个人独自在院中，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望着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用手摸着凉滑的枪身，微微一笑，“不传！不传！”故事到此戛然结束，你只听得“不传！不传！”的声音在空中飘荡，使你的神经为之震颤。沙子龙的“不传”后来居然成了一种因时代变迁而无法施展绝技的人们所特有的心理状态的同义词。更有趣的是，有人还把老舍的文学称作“不传的文学”，意思是说，表面容易了解，实际很难把它的深刻含意完全吃透。
据编撰《老舍与济南》的周长风介绍，1992年10月，他结识了济南无线电六厂的退休工人陈庆云。交谈中得知，陈庆云的外祖父马永奎即是老舍在济南时的武术老师。在陈庆云家里，周长风见到了1934年老舍赠送马永奎的一把折扇，上面写着他随马永奎习武的经过。经仔细鉴定，确实是老舍先生的亲笔佚文，十分珍贵。折扇上写着：
“去夏患背痛，动转甚艰。勤于为文，竟日伏案，实为病根。十年前曾习太极与剑术，以就食四方，遂复弃忘。及病发，谋之至友陶君子谦，谓'健身之术莫若勤于运动，而个人运动莫善于拳术’，遂荐马子元先生，鲁之名家也。初习太极，以活腰脚，继以练步，重义潭腿、查拳、洪拳、六路短拳等，藉广趣味，兼及枪剑与对击，多外间鲜见之技。一岁终已得二十余套。每日晨起自习半时许，体热汗下，食欲渐增，精神亦旺。子元先生教授有方，由浅入深，不求急效，亦弗吝所长，良可感也。端阳又近矣，书扇以赠。书法向非所长，久乏练习，全无是处，藉示激感耳。二十三年端节前三日书奉。子元先生 正教 舒舍予 ”
折扇另一面是当时山东大名鼎鼎的山水画家关友声所绘泼墨山水，上题“空山新雨后，峭壁挂飞泉。子元先生正之”。老舍与关友声乃好朋友，想来是老舍请关友声作画，来馈赠马永奎的。关于文中提到的陶子谦，查不到任何资料。周长风曾写信给老舍的公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舒乙先生，请他询问令堂。他回信说：“关于陶先生也所知甚少。”又说“母亲知道马师傅，但回忆不起更多的事。”
马永奎，字子元，回族，济南人，生于1893年，自幼习武，后入山东冠县人杨鸿修门下，得杨氏查拳真传，其枪术尤为超群，有“山东一杆枪”之美誉。
马永奎的徒弟、济南市京剧团武生演员马文宽对周长风讲：他的师父用的枪竖起约两人高，枪杆有茶碗口粗细，使起来称得上神出鬼没，这杆枪至今仍为其后人珍藏。马永奎名重一时，所以外地来济南演出的京剧武生演员大都同他谋面以请教。据传，盖叫天曾与之就《武松打虎》里的甩攮子进行过切磋。山东著名京剧武生袁金凯也是他的入室弟子。
当时，马永奎集中教授众多徒弟，而对老舍则亲临其在南新街的寓所个别传授。1933年底，老舍在《一九三四年计划》一文中写道：“提到身体，我在4月里忽患背痛，痛得翻不了身，许多日子也不能'鲤鱼打挺’。缺乏运动啊。篮球足球，我干不了，除非有意结束这一辈子。于是想起了练拳，原先我就会不少刀枪剑戟——自然只是摆样子，并不能去厮杀一阵。从五月十四开始又练拳，虽不免近似义和团，可是真能运动运动。因为打拳，所以起得很早；起得早，就要睡得早；这半年来，精神确是不坏，现在已能一气练下四五趟拳来。”上面一段可以与折扇上的文互相印证，互为补充。
赠折扇的这一年秋天，老舍离开济南去青岛山东大学任教，将沙发、方凳等家具留给马永奎（方凳今日尚存），并赠送一方端砚和一只大象形香炉。马永奎带徒弟前往火车站送行。
到青岛后，老舍仍坚持习武，家里摆设兵器架。他每天差不多总是7点起床，漱洗过后便到院中去打拳，遇上雨或雪，就在屋里练练小拳。练上几趟，脸上微红，背上见汗，感到浑身舒坦，于是收起架势，又去浇花。1936年农历除夕，在山东大学辞旧迎新晚会上，他还登台献艺，表演了一套枪法，博得师生员工们满堂喝彩。
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日军陆战队随时可能攻占青岛，我方亦可能拆毁胶济铁路以阻敌进攻。为了避免陷于死地，8月，老舍重返齐鲁大学，行前将刀枪剑戟全都忍痛扔下。11月，日本侵略军逼近济南，老舍毅然离开妻小，只身奔赴武汉参加抗战。陈庆云讲，他曾见过老舍走后给马永奎的来信，上面说坐火车一路上没有座位，多亏了跟子元先生习武，得以身强体健，才支撑了下来，否则早累趴了。这段记忆与老舍《八方风雨》里的记述是大致相同的。陈庆云还讲，原先家中珍藏多封老舍信札，俱失散于十年浩劫，已无处寻觅。
老舍不仅会舞剑，而且舞得颇有心得，居然编了一本《舞剑图》。1921年5月中旬，北京市举行全市小学联合运动会，这本《舞剑图》被刊印出来，并免费发放。此书插图为老舍北京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画家颜伯龙先生所作。
1930年，老舍先生由英国转道新加坡回北平。有一天，《学生画报》记者陈逸飞先生去拜访他，见他一个人正在家里跳一种奇怪的“舞蹈”，一会儿学燕子飞，一会儿学小动物淋雨后抖水的样子，浑身乱颤。陈先生看得奇怪，随口问道；“你练得叫哪路拳?”老舍说：“这是昆仑六合拳。”并解释说，六合拳流派很多，常见的有峨眉六合拳，还有外家拳与内家拳之分。老舍自己练的是内家，专重气功。陈先生问：“有什么用?”他心想，像你这样学小燕飞，学小猫小狗抖水，会有什么大用处?老舍看出了他的心思，回答说：“这不仅能健身，还可以防身。”陈先生不信，冷不丁一拳直冲老舍胸口打来。只见老舍并不躲闪，略一含胸，拳头落了空。老舍就势将陈先生的胳膊一拨，陈先生顿时觉得胳膊像触电一样，浑身麻酥酥的。陈先生服了，恳请老舍送他一本《拳谱》，要照着《拳谱》去练武。老舍说可以，但有个条件，不得到外边说他会打拳。
老舍先生之友、曾在国立国术体专任秘书长兼总务主任的庞玉森先生曾邀请老舍到国立体专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文学与武术”。他讲得出神入化，淋漓尽致，若有其人，若有其事，把全体师生都吸引住了。他说：
“不能重文轻武。重文，你一定忽略武术，只懂得一套文学理论，手无缚鸡之力，等于一个人患了半身不遂之症，也等于一个人缺胳膊少腿，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练武术的目的，一是强种健身，二是自卫杀敌。练好武术不要去打好人，要去打坏人。你不打坏人，坏人要打你，你也别等着挨打……”
对于老舍为何能练起武术，看似机缘偶然，其实毫不为怪。在老舍所处的时代，虽然西方文化已大肆入侵中华母体，西方体育也已逐渐蚕食中国武术一统华夏身体运动之江山，但远远不及后来之严重，是时国人仍将武术视为国粹，奉为国术，爱国之文化人士仍能以中华武术为荣。精武体育会以“精武”为口号，强国强种，孙中山先生亲书“尚武精神”。国民政府自上而下建立各级国术馆，大力挖掘推行中华武术，以期提高国民体质，张扬民族精神。当时各省国术馆的馆长皆为各省政府主席或党政要员担任，每逢国术大赛，政商文艺各届要人均到场观摩，倾心关注。杨澄甫作为一介平民，无任何官方及学术的身份地位，他的太极拳著作出版，政界要人纷纷为其题词致贺。山东省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历来崇文尚武，这从孔夫子和梁山好汉们可见一斑。北京城作为近古都城，早成为全国武林高手的汇集地。老舍在山东开始习武，在北京日益有成亦非偶然使成。
实际上，纵然有诸多的重重的障碍与偏见，中国文化历来在实质上崇尚文武并重，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人们常说，“文武双全”、“文武百官”、“文武兼修”、“文治武功”、“习文练武”，（，改为、）“文武兼备”，（去掉，）等等，足以说明古人文武兼重的态度。中国社会以“文”的“学”、“礼”及“武”的“侠”、“义”规范秩序的同时实现士人的人生价值。自古以来有成就的人物大都文武兼备，古有屈原、李白、岳飞、辛弃疾、戚继光、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近有秋瑾、周恩来、彭德怀、许世友等，许多人虽不身体力行，却也兼重文武，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更多的人则是私下里拳脚不辍，对外则不为人知，刘少奇、朱德都是太极拳的热情爱好者，梅兰芳太极剑很有造诣，老舍亦属此类。他们对于武术近乎痴爱又有一定程度甚至很深的造诣，却对外讳莫如深。
如此，另一个问题便产生了，在强调“入世”，“文治武功”均建功立业的中国社会，为何“武”被一再挤压、隐讳、无视呢？原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大抵、起码的几条有：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狭隘观念的影响，使得人们以“文”为荣，以“武”为耻。而实际上，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来说，“武”的作用丝毫不低于“文”，大家想一想历史、看一看当下，这一点雄辩到只需提醒，无需论证。二、为防人们“以武犯禁”，主导社会潮流的统治阶级历来“抑武”。历朝统治者在依靠武力“马上得天下”之后，紧接着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最大限度的削弱人民的武力，以便于统治。三、从人的本性自私的一面来看，任何人都希望别人“文”而自己“武”，这样自己便可处于有利地位。但中国文化中“人不知我，我独知人”的处世韬略又让人学会“内强外弱”，即私下里尽可能地壮大自己，而对外则显示出文弱，不仅能让人不“知”自己，以在不期然的斗争中占据优势，而且更受人欢迎。因为人们总是欢迎那些弱于自己，只能对自己客客气气而不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四、中国文化向来倡导内敛，反对张扬。等等。所以，无论对于老舍本人，还是外界人们的评论来说，“老舍会武术”不为人知，便是不难想见的当然之事了。
尽管如此，无论是古时的出于对于“武”本身的需求也好，还是老舍时代前后出于对“武”强国强种，弘扬民族精神的功能也好，“武”总能或隐或现的占据中国文化“半壁江山”之位置。以清末翰林、著名太极拳高手陈微明先生、老舍先生以及民国曾任中国文艺学院副院长、“诗、书、画、拳、医”俱精的郑曼青先生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毕竟顶住种种压力，将中华“文武之道”坚强扛起。相比起来，武术之后的境遇可谓与日剧下。在西方文化席卷中国并日显“雄风”的时代，“武”生存和发展的劣势理应消亡却几乎没有改变的同时，其传统的优势却被日烈的“西风”卷刮殆尽。在西方体育运动的挤压下，在国人日益崇奉西洋文化的情势中，传统武术日益丧失生存空间，并且被逐步体育化，由百花齐放、门派林立、繁花似锦、博大精深的众多拳派，被硬生生剥离成“长拳”、“南拳”、“太极拳”为主的规定体操式“套路”，一而再地批所谓“唯技击论”后，“武术”不“武”，八十年代又不得不参照西方搏击项目制造出“中国式搏击”，盗名传统武术修炼中一阶段称谓命其名为“散手”、“散打”，将巍巍中华武学挥霍荼毒殆尽。
由是，总结“老舍会武术”给我们的启示，一是要为武术进一步扫清传统障碍的同时，使
时，使其回归到传统的实质地位：
中华武学乃中华文化切切实实之“半边天”；二是要发扬传统“文武并重”的价值思想，发掘老舍先生等仁人志士文武兼修、“以文治国、以武安邦”的丰功伟绩和卓越事迹，以教育国人效法先贤，从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复兴民族精神家园。在当前的国际挑战和机遇下，此举犹显必要和紧迫。
作者简介：
张长念，男，出生于1980年，讲师，武术六段，在读武术博士，国家一级武术裁判。“国际太极拳文化传播大使”（中国友协），非物质文化遗产“忽雷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主要教授传统太极拳、中国武术史、武术专业英语等课程。长期从事对外武术及太极拳教学研究。
（来源：《人民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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