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大连老地儿---寺儿沟
地理范围
寺儿沟地处大连市区最东端，东、北两边濒临黄海，西边与荣民街和春和街道为邻，南边连接转山街道，面积5.2平方公里，以寺儿沟有轨电车站为中心。
地理范围
无论是与它擦肩而过只有短暂停留的过客，还是曾经与它相濡以沫一起生活过的南山人，都会被它与众不同的气质感染，并留下难以忘却的记忆。每个记忆都有些相似，却又有着不同。
名称由来
寺儿沟在大连本地人嘴里变成了"刺儿沟"。大连地方史学者韩悦行说，1880年，清军在旅顺招工人修军港，造就了一批熟练工人，他们就住在旅顺水师营附近的寺沟。后来，沙俄租借大连，修港建市，雇佣了许多中国劳工，其中一批熟练工人就是来自旅顺寺沟的工人。他们住在大连港东边，别人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就说是寺沟人，人们现在说的"寺儿沟"是"寺沟"的口语化音。
居民构成
20世纪初，寺儿沟是华工居住区，有名的贫民窟。解放后，大连染料厂、大连油脂化工厂和大连港寺儿沟作业区曾经是这里的主要企业，居民中有许多人就是这些企业的职工。近年来，随着这一区域的城市化改造，居民身份日趋复杂。
最早的城市建设者
红房子、狼窝、穷汉岭，这些早年的寺儿沟地标早已不存在，只有夹在高楼里的那座大连史上最早的电影院——东明电影院孑然独立，似乎还在奋力挽留逝去的历史，但那里也是旧瓶新酒，已经成为出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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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房子 |
站在寺儿沟一带最高处寺儿沟有轨电车站，四下一望，寺儿沟的历史遗迹太难寻觅了，就连曾经的有轨电车终点站也向远处顺延。
虽然历史遗迹难觅，但是寺儿沟却不乏历史故事。从9岁起就住在红房子里的孙元香老人说，大连解放前，炮台山上有几门日本高射炮，1944年冬，他亲眼看见它们向着万米高空的美军轰炸机射击。第二年，日军排着队向苏军投降。大连染料厂老职工王振华说，寺儿沟一带最大的企业就是大染，它的前身就是日本的大和染料，大染污染挺厉害……
老寺儿沟快被人忘记了，但是有一些人不应该被忘记，他们曾经的名字是福昌洋行里的华工苦力，但是在城市历史的坐标轴上他们的名字是最早的城市建设者。
那个叫相生由太郎的日本人，一手建造红房子，压榨华工为他带来滚滚财源。没想到华工忍辱负重，积聚力量，成为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大连老码头精神的开创者。日本在狂掠中国东北大豆的同时，没想到却间接促进了大连油坊业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大连在中国享有"油都"之称。
如今，寺儿沟一带还住着海港工人，父辈、子辈和孙辈。
最早的城市建设者的后代们和父辈一样为以港立市的大连尽力，书写辉煌：大庆油田第一车原油经他们的手上船;新中国第一船出口原油经他们的手走向世界;海上原油也是经他们的手走向国际市场。
《大连掌故》一书的作者韩悦行说，没有寺儿沟，就没有大连。
那个叫相生由太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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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生由太郎 |
老一辈人都知道在寺儿沟一带曾有个街道名为相生町。1945年以前，大连的200多条街，其名字日味十足，它们或以日本"名将"命名，如东乡町、乃木町;或以"名舰"命名，如吉野町、三笠町;或以花草命名，如水仙町、白菊町，而以市民的名字作为街名的只有相生町这一例。
其实这里所说的相生，远不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他全名是相生由太郎，他在寺儿沟一带创办了福昌华工公司，独揽大连港装卸业务，经营多种项目，他还担任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大连商工会议所所长。据称，当时的日本天皇对这位在海外"打拼"的"能干"的子民也是印象极佳，时常表彰他。
这位"能干"的天皇子民都干了些什么呢?他在寺儿沟修建碧山庄，俗称红房子，让万余华工蜗居于此;他强迫华工在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具和安全设施的恶劣条件下从事超强度的劳动，每年装卸1000多万吨的货物;他疯狂敛财，华工一年下来没挣着钱，反而要倒贴……
20世纪80年代，在寺儿沟的居民区中发现一通碧山庄万灵塔石碑，质地为花岗岩，碑身两侧有时任泰东日报社社长、汉学家金子平吉撰写的万灵塔记铭，共551字，铭文全是对立碑人相生由太郎的赞颂。金子平吉早年曾经同情和支持过中国的辛亥革命，与宋教仁、黄兴等革命党人为友，但是在日本殖民政策的浸淫下，也成为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刀笔掮客。
靠压榨华工而大发横财的相生由太郎，晚年生活非常不顺，竟然瘫痪在床。风烛残年的相生由太郎在1926年把碧山庄和一万多名华工全部转让给了"满铁"，福昌公司从此易手。四年之后，相生由太郎死在大连，活了63岁。
寺儿沟一带曾经油坊业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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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的码头工人 |
在保存至今、为数不多的反映寺儿沟福昌公司华工的照片中，有一张照片令人印象深刻，照片上一个中国劳工肩上扛了整整8块豆饼，每一块豆饼重达50斤。大连地方史学者韩悦行说，这是福昌公司规定每个中国劳工一次搬运量的最低标准，人们把这种劳工叫"扛大扛儿"。
大豆和豆饼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连港最常见的运输货物，韩悦行说："日本国内为了发展农业，把豆饼用作肥料，也用豆饼喂牲口，可是日本国内根本不种大豆，所以就到中国东北掠夺。"
在大量大豆被运到日本本土的同时，日本人在寺儿沟一带开设油坊，把大豆加工成豆饼再运到日本。韩悦行说，为了刺激更多的人兴办油坊，加工大豆，他们还提出了优惠政策，比如三年不用纳税，先款后货等等，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地人来连从事油坊业，一时间寺儿沟地区遍布油坊。从1914年到1930年，油坊业成为大连规模最大的行业，也让大连有了"油坊之都"的称号。
但是后来日本爆发经济危机，农业不景气，豆饼需求量减少，导致大连油坊业很快萎缩。"这就是殖民地工业的一个特点，日本需要什么，大连就生产什么，根本没有自主性。但是一些工人开始有了反抗意识，红房子里的一些工人就组织了地下放火团，把寺儿沟好几个日本人的油坊给点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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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老地儿 |
大连最早的电影院
"老寺儿沟的痕迹全没有了，现在就剩下一个东明电影院了。"77岁的大染退休工人王振华说。在他的带领下，笔者在几栋临街居民楼后发现了一座坐北朝南的橙红色小楼，王振华说这就是东明电影院原址，东明电影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改称东风电影院，也是大连最早的电影院。
"小时候没钱看电影，我们这些小孩就跑到电影院的后门，顺着门缝往里面看，也能看到电影。"王振华说，"最高兴的是，有时里面演京剧，看门的老头儿要是高兴了，就在完场前二三十分钟把我们放进去，其实越到后面越精彩，因为好多武戏都在后面。"
王振华看武戏看入了迷，回家跟着模仿，站在家里的桌子上，一个空翻跳到地上，结果把胳膊摔断了。他指着自己左眼窝下的一点疤痕说，这也是模仿武戏留下的。当年看完《飞刀华》电影后，他和小伙伴也玩起飞镖，有一天，一个小"侠客"朝他喊了一句"着镖"，王振华就觉得左眼下一阵疼痛……
王振华上过寺儿沟的日本公学堂，家境贫穷的他只上了半年学，但是挺受刺激。"日本学生在几个班里，中国学生在另外几个班里。我赶上一次春游，自己带的饭，日本同学拿的大多是大米饭团，可是我们家只有窝头，妈妈怕我嫌带的饭不好丢人，就把窝头的外面用白面薄薄地裹了一层，远看像馒头一样。春游到中午的时候，我拿着像馒头一样的窝头躲得老远去吃。"
王振华说："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也没有想自己怎么生在这样的贫穷家庭里。可是现在的孩子都在'拼家庭’，也有的叫'拼爹’。"
东海头的蚬子怎么是苦的
"以前，寺儿沟一带最大的企业就是大连染料厂，为大连创利不少。"王振华话锋一转，"大染也带来不少污染，市中心往东一过了二七广场就有味，一种是臭鸡蛋味，是大染排的硫化氢;一种是氯气味;还有一种烂苹果味，是生产农药时的光气排放产生的。人们开玩笑说寺儿沟五味俱全。有一年，周围老百姓来厂里找，说家里养的鸡死了一片，全是被熏死的，成了'百鸡宴’了。厂里没说二话，赶紧赔鸡钱。"
除了五味俱全，还有五颜六色。东海头常见的黑水是大染厂排的硫化氢，黄水是苦尔酸，红水和蓝水是染料过滤水，黄和蓝一结合，又生成了绿水。"我们在东海头赶回的蚬子，一吃就有一股苦味，把蚬子赶回来，得先在水里泡两天，让它吐一吐。"
王振华说，身处污染源里的大染厂职工都有一项特殊福利：享受甲等保健。"就是保健餐，我们叫吃保健。每人每天发一个保健票，能吃上厂里食堂的红烧肉、大馒头之类的，不用带饭了。可是平时也不舍得吃，就把票攒起来，月底买一堆炸鱼或烧鸡拿回家，改善生活。"
几年前，大连染料厂搬离寺儿沟。"这个污染源终于被拔掉了。"居民们很高兴。
红房子最后一位住户
说起寺儿沟，说起红房子，似乎没有比孙元香老人更熟悉的了。1942年，年仅6岁的他随父母一起从山东来到大连，就住在红房子88号。"那时的红房子有100栋，也就是100号。"之后，他们家又从88号搬到81号、77号、99号，现在老人住的居民楼就是1998年在原来57号旧址上建起来的。"红房子从1966年开始全面拆迁，我们是最晚拆迁的一批住户。"
因为爸爸就是海港工人，所以，孙元香对福昌华工非常熟悉，"他们穿着黑衣服，后背上印了两个大黄字'福昌’，非常扎眼，就怕人跑了。华工都是社会最低层的人，是大老粗。"
红房子是用红砖建成的二层楼，每一层都有一通好几十米长的通炕，五层砖上面搭上水泥板子，就算是炕了。孙元香说："每天早晨5点钟，南大庙的和尚就来到正门钟楼上敲钟，一听到钟声，工人们就得起来上工，工人们说那是'催命钟’。红房子里有一个背牌先生，他手里拿一个三合板做的记工牌，每天写上多少号出工了。工人从早6点一直干到晚6点，如果干不完就加4个小时，等到家已经晚上11点了。"
孙元香老人说的那口"催命钟"现在摆放在大连现代博物馆。当时敲钟的和尚平时都在南大庙里，"那庙里养着七只大白鹅，一看见我们小孩进去了，就扑棱着翅膀奔过来，张嘴咬人呢。"
红房子正门口的钟楼还在1964年的电影《兵临城下》中出现过，孙元香就曾在电影拍摄现场看眼。"给国民党将军开吉普车的是我的好朋友王庆友，当时他是市委书记胡明的司机。"红房子的工人吃的是窝头，每人每顿饭发一张饭券，只能领一个窝头和一条咸菜。工人们每个月开一次饷，到手的也只有两三块，"饭券是算钱的，都在工资里扣了，家里人口多，就剩不下多少钱。"有一次，工头的妈妈把孙元香叫到她住的房子里，告诉他每天下午两三点钟从红房子做饭师傅那里拿8个窝头，给她送去。"我以为她是给人吃的呢，后来才知道，她是用窝头来喂一头小猪，真可气哩。"
工头的妈妈为人还行，看孙元香五冬六夏一直光着个脚，就给了他5元钱，说："你买双鞋穿吧。"孙元香拿了这5元钱回家给娘了，"没舍得买呀，到1947年，我才穿上鞋。"
亲眼看到美军轰炸大连造船厂
寺儿沟附近的炮台山上至今还有7座炮位，孙元香说那些都是日军的高射炮炮位，当年的孙元香领着二妮、二轴等几个跟自己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到处疯跑疯玩，寺儿沟地界熟得不得了。"那些日本高射炮就能打8000多米。1944年冬天，美军B-29轰炸机来轰炸大连造船厂，那时候叫小坞，日本人开炮了，就看到在半空中炸出白烟，炮弹够不着飞10000多米的B-29。日本投降了，我还到炮台山上找炮弹，那炮弹摞得像萝卜一样，我把炮弹头卸下来，抽出里面的药信子，回家用洋火一点，嗖一声就飞上天了。"
孙元香在炮台山上手拆日军炮弹，挺危险，但从来没出过事。他还用一把日本军刀在山上劈木头，"那把日本刀是我从日本军营里捡的，日本军营就在原来大连传染病医院。"孙元香亲眼看见日军向苏军投降，"他们列着队，一个劲喊'哈依’，把三八大盖全扔到苏军的大卡车上。"
后来，苏军进入大连，接管了大连港，孙元香的爸爸开始为海港上的苏军干活，一天挣6斤带壳高粱米。孙元香等一帮小孩也去大连港玩，经常能看到军舰上的苏军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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