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动态家庭树”研究勾画居民社会上升路线

2019年12月-2020年5月零点有数发起并实施“中国居民社会地位变动”研究，通过“动态家庭树”研究方法对同一家庭不同代际之间社会阶层变化的比较，探寻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核心诉求以及实现路径。零点有数研究团队借助“答对”线上交互平台，邀请中国大陆地区1785户居民提交家庭成员籍贯地、出生地、现居住地、年龄、政治面貌、学历（及本人受教育情况流动年表）、职业职位（及本人工作情况流动年表）等信息。本项研究采集到共计15948人的相关信息，跨越中国的30后到00后群体。

核心发现如下：

核心发现一：民众倾向认为社会地位上升不是单一维度改变，而是多要素社会获得感的提升

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标准正在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根据零点有数2009年发布的《中国人梦想白皮书》与2019年完成的“中国梦谱系研究”数据，中国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从“财富梦”转向“阶层跃升”，从单一的追求财富增长和聚集，到追求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性、追求户籍以及相关社会身份伴随福利、追求工作单位与岗位的体面性、追求受教育程度、政策参与感等等综合性社会获得感。

本次的家庭树研究中，也将衡量社会地位上升的指标概括为居住地层级提升、农民身份转非农身份、体力劳动者转脑力劳动者、基层工作者转为管理工作者、学历提升、群众身份转变为非群众身份等6个方面，用多要素的社会获得感的提升评判社会地位变化。

附图1  2009—2019年中国人梦想分布图谱

核心发现二：中国家庭内部不同代际间成员的社会阶层上升具有高注重度、高活跃度、高信心度的特点

居民对本人所属的社会阶层相较父辈向上流动存在普遍的认可态度，对下一代将继续实现社会阶层提升有较高的信心度，数据描绘了当前中国居民对社会阶层流动感知的基本面。

针对“和父母相比，我个人实现了社会阶层提升”这个说法，18%受访民众表示“非常认同”，48.4%则表示“比较认同”。二者比例之和为66.4%。针对“和我相比，我的子女将实现社会阶层的提升”这个说法，80.5%受访民众表示认可。其中，表示“非常认可”的占到36.4%；“比较认可”的占到44.1%。

对于受访者是否认为“自己相比父母一代，阶层有所上升”和是否相信“下一代相比自己，阶层会有所上升”这两个主观判断，经过人口学和经济社会学指标交叉分析可以发现，最主要的制约性影响因素是城乡二元结构与户籍所在地的区域层级。例如，在乡镇居住的受访者中31.5%认为自己相较父母一代没有实现阶层跃升，农村地区居民的这一比例也占到29.5%。居住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城市市辖区和县城小城镇区域的受访者，这一比例均接近25%。类似的，农村受访者中认为“自己的下一代，相比自己阶层不会跃升”的比例达到8.3%，要明显高于居住在其他区域的受访者。在地级市的市辖区区域和乡镇区域，这一比例分别仅约为3%左右。

核心发现三：不同代际社会阶层提升路径有所差异

伴随着长达数十年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与居住地、城乡身份改变相关的阶层上升现象更为普遍。居住地层级由低到高普遍转变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40后一代步入社会时，也就是新中国建国初期至文革以前。与之相伴的是，这个代际出现职业身份由农民转为非农职业的大规模变化。第二个高峰出现在60后和70后。总的来看，50后一代与其他代际群体相比，阶层跃升相对不活跃，但整体仍有向上流动的迹象。

高等教育为年轻一代的阶层跃升提供了机会。相较60后、70后，80后、90后通过“农转非”和居住地变化实现阶层上升的活跃程度有所减弱，而在学历意义上驱动的阶层上升最为活跃。在80后一代人中，60.6%相较于父母双方的学历都有所上升，而90后的这一比例也达到了59%。大学教育的普及，也使年轻一代入党、入团比例明显增加。23.7%的80后受访者，父母双方政治面貌均为群众而本人则是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等。90后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42.9%。

附表2  各代际阶层上升流动的总水平与主动力（%）

因子分析结果验证了城镇化进程作为中国居民阶层提升主动力的重要性。如以百分比形式展现六大指标对居民社会阶层提升影响的影响系数，农民身份转非农身份、体力劳动者转脑力劳动者身份的影响系数最大，二者比例分别为26.7%和27.2%。而基层工作者转为管理工作者和由群众身份转变为非群众身份的重要系数分别为8.8%和7.7%。

附表3  各代际受访者与父母相较，各项指标存在继承性的比例（%）

核心发现四：创新创业和新型就业对于年轻一代阶层上升的拉动作用在加大

不同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使得不同代际的人员实现阶层上升的路径越来越多元化。从城市受访者首份工作的单位性质来看，50后、60后一代，超半数在国有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作。在60后中，第一次出现了较大规模首份工作即在民营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的新群体。这个现象在70后一代越发明显，26.6%的70后首份工作在民营企业，7.5%工作在外资或合资企业，而从事自由职业或创业的比例也达7%。80后、90后首份工作的多元化特点愈发明显，这尤其表现在工作在民营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中的群体规模首次显著超过了在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或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的群体规模。44.6%的80后首份工作在民营企业，46.6%的90后首份工作在民营企业。

随着社会的快速进步，群体的分化更加剧烈，个性化的发展路径和新的职业群体在不断涌现。90后一代首份工作从事自由职业和自由创业的群体比例已经接近了15%。这意味着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创业潮又达到了一个新高点。1985年中国城市地区正式启动改革前后、1992年邓小平南巡及出现“92派”企业家群体和2000年前后出现第一波互联网创业潮，使一批60后、70后通过自主创业形式实现了阶层跃升。而新一轮创业潮的出现，正在为90后新锐提供阶层跃升机会。在创业者群体之外，新型就业的出现也值得关注。这主要是指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材料技术、新消费服务行业的突飞猛进而起的90后和00后新职业群体。

对于充分调动公众社会阶层上升的积极性，形成提高自身素质、投身社会经济文化创新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零点有数研究团队提出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加强相关政策工作，为社会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社会地位上升提供更多新通道：

• 深入开展新型城市化与户籍制度改革，确保更多人“走出去”“落下来”；

• 稳步推进服务新兴产业的教育改革，大力发展新型职业技能教育，进一步发挥新教育与新产业对民众社会阶层上升的推动作用；

• 提倡岗位创业，用创业精神培育一批新型创业伙伴；

• 向白领群体、初创群体、新一代网红群体提供更多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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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有数 国际关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