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抽签”命运[夹生饭随笔]

中国知识分子的“抽签”命运[夹生饭随笔]

　　　　
　　　　 
　　读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十五章“渊雅与峻切”，里面转载了三个故事：　

　　　
　　《隐居诗话》云：“孟浩然入翰苑访王维，适明皇驾至。浩然仓皇伏匿，维不敢隐而奏知。明皇曰：‘吾闻此人久矣，’召使进所业。浩然诵‘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明皇曰：‘吾未尝弃卿，何诬之甚也？’因放归襄阳。”　
　　《东轩笔录》云：“陶谷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乃俾其党因事荐引，言谷在词禁宣力实多，微伺上旨。太祖笑曰：‘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谷闻之，作诗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文章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太祖薄其怨望，遂决意不用矣。”
　　《艺苑雌黄》云：“柳三变，字景庄，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儇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曰：‘奉旨填词柳三变。’”　　

　　

　　文字反映作者性格，三人的失意也是无可奈何，恐怕怨不得他们会作出这种文字。

　　又读甘阳著《将错就错》随笔集代序“记念洪谦先生与北大外哲所”，所叙洪谦生平处，作为一名‘反马克思主义’的维也纳哲学小组，即日后发展成所谓西方分析和科学哲学的元老，“在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思想学术重镇中，没有接受‘思想改造’的，洪谦或许是唯一的一人。”

　　“他的这种立场之‘顽固’，不但是哲学界中人所共知，而且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从胡乔木一直到毛泽东本人都知道的。不过说来也是不可思议，似乎正是洪先生这种顽固的出名，‘文化革命’后期毛泽东提议建立一个专门研究西方现代思想的机构时，竟点名非洪谦出任所长不可，并派胡乔木亲自登门拜访洪先生转达毛本人的邀请，因此有了中国大陆１９４９年以后第一个专门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学术机构——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该所对于１９８０年后西方当代哲学和思想流派在中国大陆的迅速传播和研究实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文化重镇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朱光潜、巴金等几乎都是‘真心诚意’地接受了‘思想改造’的，其原因极其复杂，绝不仅仅是政治压力所能奏效，更不是什么人格矮小这类肤浅说法所能解释，而必须从更深的精神与文化层面上去了解。”
　　　　
　　读完全章，不由连带又想起了另一命运的老舍、胡风、梁漱溟等一大批具有不同性格不同惨痛下场的知识分子们。

　　悠悠千载，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真是很难说，犹如抽签，随机的，你根本不知道等待着的是一种什么命运。洪谦们可说是抽了个上上签，孟浩然们抽了个中下签，老舍们可怜抽了个下下签。只不知冯友兰们算是抽了个什么签，充其量，就是个中中签了。

　　中国知识分子只要还信奉“三年寒窗苦，货于帝王家”，依附于权力的赏赐，就必然逃脱不了被权力“抽签”的命运，三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