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推荐:中医的百年奋争与人类认识的回归
作者/傅景华 ⊙ 编辑/张亚娟
导读:“施今墨先生曾说:‘吾人非振兴医术,决不足有自存。故敢断言,中医之生命,不在外人,不在官府,而在学术也。……只要中医的学术能够不断提高,不断发展,就谁也消灭不了中医。’”
“耿鉴庭教授早在1980年时就借用《老残游记》中的一句话说:‘吾人已老,其局已残。’并感叹‘老中医是大熊猫,我们是一代完人。’‘完’是‘完了’的‘完’。”
“著名老中医李今庸教授愤然作诗痛叹今日中医:‘吾人生性太愚钝,发展中医愧无能。卅年教学工作苦,培养自己掘墓人。’”
这篇文章读来实在让人沉重,里面引用的每一句名言,都有如千斤重量,奋力地叩击在我们每一位中医人的心里。百年奋争有歧路,而今回归须从头。这份自然的历史使命,我们不背,又指望谁呢?
中医的百年奋争与人类认识的回归
上世纪曲折的历程
1990年,山雨欲来,当西方自然科学界在麦克尔逊—莫雷试验和黑体辐射的冲击下,即将掀起一场惊天动地的二十世纪风暴,彻底动摇还原分析科学体系的时候,救亡失败的日本和汉医总会议长浅井国干却孑然一身回到家乡,沈痛作文告祭祖先。“千载道统,天下谁御?”
面对和汉医道人为消亡的历史性惨变,面对和汉医界慷慨壮烈的悲剧性奋争,《告墓文》那泣血荒丘的绝唱,震撼山河的呼喊,竟然穿过东海的惊涛骇浪,南天的云遮雾障,至今仍然回旋激荡在天地之间。
1914年,就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问世前夕,消灭中医的浪涛早已席卷中华大地,北洋政府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关于大专学校的课程设置上,决定只设西医课程。全国10省医药团体赴京请愿,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却力主废弃中医。
1929年,当时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余云岫“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随即引发著名的“三·一七”斗争。全国中医界群情激愤,在强烈抗议声中,提案虽被迫取消,但歧视、排斥、打击中医的政策却始终在变本加厉地推行。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领导人及时扭转了轻视、排斥和否定中医的倾向。
1958年,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的批示,不愧是二十世纪中医发展史上的英明论断。但是他把提高和发展中医药的愿望寄托在西医身上,从而使整个中医界进入了至今难以自拔的理论误区。创立“新医药学”的口号,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热情。
但是从“理论的全面结合”到“一根针,一把草”,美好的愿望如海市蜃楼转瞬即逝。失败和痛苦叩打着真理的大门,比成功和欢乐发出更大的声响,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理想主义热烈的幻想消散了,随之而来的是“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呼吁。中医又进入了“抢救”和“继绝”的时代。
1978年,中医得到了邓小平主席的关注,中央转发了卫生部党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国家领导及时作出了对中医工作的指示,力挽狂澜于既倒。
1982年4月,崔月犁部长主持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关于“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决议,反映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的期盼,传达了杏林学子发自肺府的心声。与此同时,“发展我国传统医药”被列入宪法。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创举。
1984年4月,百花盛开的季节里,金陵古城召开全国中医多学科研究学术讨论会,南京大学卢央教授满怀信心地鼓励中医群英“逐鹿中原,捷足先登”!此后,朱灿生教授还曾热情洋溢地预见中医会成排成班地踢开诺贝尔奖金的大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还提出了震惊全国的观点:中医的发展“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再一次出现跟文艺复兴一样的大事。”在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中医理论发展的热潮汹涌澎湃,大有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而气薄云天之势。
1986年10月,在那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的激动人心的岁月里,在成都召开的“中医发展战略研讨会”,成了保持发扬中医药特色思想的学术争鸣会。经过了暴风雨般的激烈辩论,会议最终作出的关于中医特色与优势、现状与问题的基本看法,关于中医发展方向、战略、措施、方法的各项建议,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但当时谁也未曾想到那竟是降娄宫前一道金色的彩霞。
正如湖北中医学院陈国权教授所言:“好景不长,八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医事业实际上日趋衰败,活不好又死不了。有志于中医事业的同仁,无不忧心忡忡。……中医界后继乏人,尤其是缺乏正宗中医之术的问题比贯彻56号文件以前更加严重。这种严酷的现实多被中医界表面的繁荣所掩盖。”
吕炳奎老司长不负时代的重托大声疾呼:“中医中药的特色、优势和学术水平不但没有象党和人民所期望的那样得到继承和发展,反而陷入十分严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其虚浮繁华的外表掩饰下,中医中药的实质和特色正在迅速蜕变和消亡。按老中医的话说是‘形势大好,危机四伏’。”
崔月犁老部长在“致江泽民主席的信”中也重申了这一历史性的焦虑:“不少老中医反映说:老一代中医去世后,中医即可能被西医消化,而走上灭亡。”国家领导也一再发出“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地位”,“不能用西医改造中医”等指示,以期拯救民族瑰宝于危急存亡之秋。中枢性的英明决策,周围性的高位截瘫,巨大的反差追赶着岁月的递增,资源的浪费伴随着时光的流逝。
面临消亡的危机
离开了民族文化的氛围,抛弃了传承千古的道统,西医“科学标准”之网遍地纵横,现代“科学方法”之剑漫天飞舞,残存的中医学术始终面临着普洛克鲁斯特床的深重危机。认识领域的接轨,实践目标的改向,思维方式的转化,研究方法的假借,概念范畴的替换,理论纲纪的崩解,自主信念的丧失,道数根本的消亡……
离开中医理论的指导,离开中医诊治的实践,离开中药的性味归经和升降浮沈,离开与人的生命过程的相互作用,用西医动物模型、实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根本不是什么“中医”;用西医还原方法、化学提纯所取得的“成份”,已根本不是什么“中药”。当我们费尽心血地发现了一个中西医的“共同点”,创造一个化学合成的“新药”,对西医学来说仅仅是微不足道的锦上添花,然而付出的代价却是确立了一条官方法定的“科学研究”戒律,并以之实现了对整个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否定。
用西医学概念、范畴、理论译释、衡量、改造中医,用西医学思路、方法、标准研究、验证、评定中医,就会实现中医概念、范畴、理论的取消、曲解、替代,就会实现中医科研、教学、临床的量化、从属、转变。多年来,我们一再千辛万苦地为一个理想的大厦添砖加瓦;到头来,却发现它的本体早已被替换得面目全非,而它的基础却是一些不伦不类的流动的泥沙。
施今墨先生曾说:“吾人非振兴医术,决不足有自存。故敢断言,中医之生命,不在外人,不在官府,而在学术也。”赤胆忠心的老前辈一定认为领导这学术的绝不会是官府和外人。他又说:“只要中医的学术能够不断提高,不断发展,就谁也消灭不了中医。”扶危济困的老前辈绝没有想到这提高、发展的方向竟然是“现代医学”(原本是我们自己硬塞给西医的代名词)。
当此之时,不禁使人想起著名老中医耿鉴庭教授早在1980年时就借用《老残游记》中的一句话说:“吾人已老,其局已残。”并感叹“老中医是大熊猫,我们是一代完人。”“完”是“完了”的“完”。
著名老中医李今庸教授愤然作诗痛叹今日中医:“吾人生性太愚钝,发展中医愧无能。卅年教学工作苦,培养自己掘墓人。”著名老中医干祖望教授撰文指出,所谓的中医成果多是假中医“成果”,所谓的中医走向世界多是假中医出国。而中医西化的同时又有中医巫化。近年来曾盛行的伪中药、伪气功、伪保健品,又何尝不是干老所说的假中医打着中医招牌,分别从左右两面败坏中医。
1996年3月20日,崔月犁老部长给政协全国委员会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在他的心里,中医消亡的危机已迫在眉睫:“我国在‘振兴中医’中,如果不知不觉把中医由衰亡走到消灭,也是一个悲剧。”
1996年10月,在崔月犁部长赞助和支持下,何足道极富民族精神,力图砥柱中流的《中医存亡论》历尽艰辛才得以问世,但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种种非议或不予理睬。
1997年8月,崔月犁老部长亲自主编并作序的最后一本书《中医沈思录》出版,序中留下了他的千古之忧:“如果形形色色削弱中医的做法不改变,或在漂亮的口号下使中医很快西医化,那就重复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消灭中医的悲剧。”
1998年1月崔月犁老部长最后一次主持召开的是编译中医古籍的会议。22日去世前几分钟,他还在写关于中医问题的信。千秋道德,百代精神,克己为人生前铭;一片丹心,万种情思,鞠躬尽瘁死后已。华岱呜咽,江河挥泪,杏林顿失擎旗巨手;云海共泣,天地同悲,医苑长留未了心愿……
新世纪敲响的警钟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江泽民主席在正确认识世界经济形势的同时,提出了“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号召。复兴中华民族必先复兴中华民族文化,而复兴中华医道正是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方面。
2001年3月4日,江泽民主席在全国政协体卫分组会上讲话指出:“中医药学是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也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是世纪之初复兴中医、复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最强音。
2001年5月30日,在祝贺焦树德教授生日时,几位老中医举行了座谈会,在江泽民主席讲话的鼓舞下取得了共识:“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真正的中医”。并认为“现在的中医单位硬把具有五千年经验的中医往只有200年经验的西医中去塞……我们已经违背了中医自身固有的规律,用西医的框架来宰割中医。”
2001年8月10日,《现代教育报》列通栏标题:“中医药院校还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医吗?”2001年9月21日,《现代教育报》开始发表郝光明记者“救救中医吧”系列报导。一百年后,还会有中医吗?病入膏肓的中医,病根在哪里?中医还有药可医吗?……2001年11月,《医药世界》以“孤独的百年中医”为名全文转载。
2001年11月28日,《健康报》发表祁芳的文章“名老中医的忧思”。邓铁涛教授把现代中医比作“泡沫中医”。“什么叫做泡沫中医?很简单,就是在五颜六色的表像下面,已经没有中医的内涵”。李今庸教授痛心地指出中医院校“培养出的是中不中、西不西的‘两个半瓶醋’”。张灿岬教授“亡中医者,中医也,非西医也”的论断惊世骇俗、振聋发馈。任继学教授关于“目前有些中医院正在日趋西化”;焦树德教授关于“没有好的继承,发展就是空中楼阁,创新更不能凭空而来”的真知灼见,发人省醒。
继承就是要继承传统,发展就是要发展传统,创新就是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对于中医来说,“现代化”不是拔地而起的空中楼阁,也不是他山飞来的西洋景观,我们不能挖尽自己身前身后的根。
什么是“传统”?统,即统一性,即大一统,天地万物的大一统,宇宙的大一统,生命的大一统。传,即传承性,即连续性,古往今来的连续性,宇宙的连续性,生命的连续性。传统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大一统。对自然过程与生命过程连续性、统一性的认识,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之辉光,而且是未来人类文明之理想。
而有些人所理解的“传统”,却是过时的、落后的、朴素的、自发的、经验性的、不科学的,需要客观化、标准化、规范化、定量化的,需要改造的,需要“现代化”的东西。“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曾是西方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的固定的思维模式。但最终却被排山倒海而来的“二十世纪风暴”所彻底动摇。
人类认识的回归
西方结构功能学派的社会观点,提出以“现代”与“传统”作为分析现代化进程中的对比类型。“传统”被认为是前现代社会的特征,“现代”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由前者向后者的过渡就是“现代化”。这一观点却为中国中医决策界所普遍接受,于是便把中医称作“传统医学”,而把西医称作“现代医学”,而同时又提出“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口号。从而使自己陷入自己设计的旋涡或圈套之中。
然而,人们这里所谓的“现代科学方法”却恰恰是现代科学革命的对象。早在1905年相对论、量子论相继诞生的那一刻起,现代科学已离开以物质结构为对象的研究基地,开始了向系统科学、状态科学的转移。爱因斯坦不无风趣地告诫人们:“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
1925年,自海森伯提出测不准原理以来,现代科学已开始了向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华医道原理的归复。1959年,海森伯又发表了《物理学和哲学-现代科学中的革命》。1961年,库恩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并提出著名的不可通约性原理。现代自然科学革命的事实与取向已趋明朗。
1972年,巴特的《走向精神生态学》用生命系统观、生态观取代人体机械论、结构论。1974年,卡普拉的《靴带和佛教》对比了物理学家丘的靴带理论与东方文化的异同,声称现代系统论的观点是向中国古代思想与中医原理的归复,体现着老子伟大的生态智慧。
1975年卡普拉在科学界尽人皆知的《物理学之道》中阐明了西方的觉醒:“东方神秘主义提供了一个协调一致和尽善尽美的哲学框架,它能容纳物理学领域最先进的理论。……如果说物理学现在把我们引向一种在本质上是神秘的宇宙观,那么从某方面来说,就是返回到2500年以前的起点上。”
在樱花的故里,也不得不对消灭汉医的历史性错误进行沈痛的反思。“复兴和汉医学”,“重建东洋医学”的呼声叠起。1979年,日本医师会长武见太郎指出:“中医在对疾病的观察上远比西医优越。”泽泻久敬教授、大冢敬节教授等纷纷撰文重新评价汉方医学。
1980年,普里高津的《从存在到变易》以自组织系统理论看待生命现象,他所主张从结构研究走向变化过程,实质上是向中医的回归。1981年,卡普拉的《转折点》揭示了生命的系统观否定生物医学模型的历史性大转折。
德国汉学家满晰博曾盛赞中医“提供了世界上任何其它文化都无法企及的东西”。他对中国中医满腔热情的期待迄今已过去20多年了,他当时曾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医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将不再是今天所起的作用。”严酷的现实却事与愿违,他不得不痛心地发出警告说:“中医缺乏传人,随着老一代中医的消失,中医的科学核心与精髓将处于被淹没的危机之中。”
物理学家惠勒突然发现他所倡导的质朴性原理,早已包容在中国古代文明和中医原理之中。他认为“阴阳太极图是并协原理的一个最好标志”。永远不要忘记惠勒先生真诚的期待:“我想在你们中间会出现这样的人,他的伟大将高于玻尔和爱因斯坦,物理学并没有结束,他正在开始。”
人类在期待,未来在召唤,中华医道理应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无往不前的信念,正本清源,力挽狂澜,恢复自己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坚持自己的自然观、方法论和价值标准,并以博大的胸怀和恢弘的气度,尽力吸收和利用适应自身发展需要的最新科学革命的理论和技术,以确立自己在未来文明中的地位。
复兴中华医道!复兴中华民族!我们仍无限深情地企盼着,那中医决策界的英明举措,在二十一世纪东西方实力竞争,以及东西方文化交会的大潮中,继续中医天人和通的远大航程,迎接人类光辉灿烂的未来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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