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宝山的故事
元宝山的故事
赤峰市元宝山区建昌营境内的元宝山露天煤矿为全国五大露天煤矿之一，于1998年开始生产，总投资39亿元，年可产原煤500万吨。
三个铁匠
据说，元宝山最早不叫元宝山，而是因山上长满青松，叫“青松岭”。
每天晚上，青松岭的山顶上都会云雾缭绕，据说还会有一座宫殿浮在半空中，隐约可见。更为神奇的是，在那座“空中楼阁”的前面，还有一尊大大的香炉，冒出紫色的烟雾，袅袅升起，如同仙境一般。某一年，一个南方人来到青松岭寻宝，因道行不够，不但宝贝没有寻到，还引来了霹雳，大香炉倒了，燃起熊熊的天火，烧了整整七七四十九天，将满山的青松翠柏烧了个精光。从此，青松岭已名不符实，山形像个大大的元宝，就叫元宝山吧。
元宝山，的确是一座宝山，山里面有挖不尽的“能烧的黑石头”。并且，早在二百多年前，人们就开始在那里开窑采煤了。传说，这跟三个来自平陵的铁匠有关。
山东章丘冶铁历史悠久，以东平陵为中心,在方圆百里有着丰富的铁矿、石灰石、耐火土、煤炭等矿产资源,为冶铁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尤其是在汉唐时期，东平陵是我国冶铁业的重要发源地。因此，平陵出铁匠，是著名的“铁匠之乡”。
在乾隆年间，有两个山东大汉带着一个徒弟来到了元宝山下的建昌营子。他们来自平陵，都是铁匠，手艺很好，给当地人带来了方便，打算安个铁匠炉，落脚谋生。在当时的赤峰地区，农区烧柴火，牧区烧晒干的牛粪、羊粪，还不知煤为何物。为了找到适合铁匠炉使用的燃料，老少三个铁匠找了一个当地人作向导，打算上山寻找一处合适的地方，挖一个炭窑烧炭，以供打铁之需。他们来到附近的龙头山，有一条很深的大沟，沟底有水。铁匠师傅感觉这里正是一个烧炭的好地方，下到沟底，打算选一个炭窑址。这四个人正在沟底四处张望，三个铁匠突然嗅到了一股十分熟悉的味道，不禁为之一振。铁匠老大急忙转过头去问那个本地的向导：“难道……你们这里有煤？”“啥？没？什么没了？”显然，那个本地人被一下子问懵了。“不是啥没了的‘没’，是煤呀！就是一种能烧着的黑色石头！”铁匠师傅十分费劲地解释道。“啊呀，还有这样的石头呀！”显然，这个当地人还是没明白煤为何物。这时，天已黑了下来，山里有狼，铁匠等人只好下山，第二天再上山寻宝吧。
一眼煤窑
第二天天不没大亮，三个铁匠就上山了，身后跟着好几十人，他们都听说了“能烧的黑石头”的事儿，有的是为了看稀罕，有的是希望能拣点儿“洋落”。到了龙头山的那条大沟的沟底，铁匠师傅又仔细观察了一番，然后朝着一个地方指了指，十分肯定地说：“从这里往下挖吧，这底下肯定有煤。”于是，这三个铁匠雇用了五十多个当地人，还请一个姓王的人当领工把头，准备开个小煤窑。正在破土开窑那天，铁匠师傅还按照家乡的规矩，举行了一个仪式。他们立了一个“老君”的牌位，烧了香，磕了头。因为太上老君是炼仙丹的大神仙，用火用炉，所以凡是用火用炉的事儿，都归太上老君管。
这个小煤窑是从龙头山那条大沟的沟帮子上开出的一口斜井。五十多人轮流干，镐刨铣挖，肩挑背扛，尽管此时已是冬天，滴水成冰，但人们的干劲儿挺足的。两个月后，当人们看到真的有“能烧的黑石头”被挖了出来时，更是高兴得不行，看到了希望。尤其是当人们在铁匠炉亲眼看到从地下挖出来的黑石头燃烧起火苗时，惊得半天合不拢嘴巴。
很快，龙头山发现煤的消息便不胫而走，成为当时的一则爆炸性新闻，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当然也传到了七八十里外的“老哈达”。“老哈达”就是现在的红山区，在二百年前就已经商贾云集，十分的繁荣了。那里的烧锅和铁匠炉等需要大量燃料的商家一听到附近还有能代替木炭的黑石头，纷纷来到建昌营打探消息。他们在心里一盘算，得出的结论是烧煤比烧炭划算多了，火还硬。于是，一些有头脑的人跟窑上的人商量好价钱，自备驴车、马车抑或是手推车，做起了煤生意，十分的红火。但生意兴隆给那三个平陵铁匠带来的却不是财，而是祸！
清朝时，有一种官名叫“领催”，相当于乡级职员，专管军务。建昌营的领催大人见开个小煤窑竟然这样来钱儿，十分的眼热，暗中撺掇自己的小舅子许二毛，打算将小煤窑据为己有。许二毛听了姐夫的话，暗自思忖，要想把这事儿办成，还得求哥哥许大毛。许大毛在官府任巡察，听了弟弟添油加醋的一顿吹，也动了心，带着一大队人马就耀武扬威地来到了龙头山沟底的那个小煤窑。这些人先找到领工的王把头，装模作样地训斥道：“这山是朝廷的，这煤是地下的宝贝，你们竟敢不经官府的许可就擅自挖山取宝，这可是大罪呀！”王把头本身是一个老实巴交农民，哪里见过这阵势，连忙找来了窑主铁匠。这时，按照事先商量好的，领催出面当起了“和事佬儿”来。他假装给铁匠和王把头求情，说是巡察大老爷呀，请息怒吧，高抬贵手，饶了他们吧。许大毛听领催如此一说，就坡下驴，说是可以开恩，但必须要重罚，先交一百两银子再说别的。铁匠和王把头都是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的普通老百姓，听说要被官府罚款，立时就有点儿蒙圈了。就在这当儿，许二毛又站了出来，他也装腔作势地向他的大哥许大毛求起情来：“请巡察老爷开恩吧，都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依我看，让他们交一百两银子这事儿就彻底了了吧。”许大毛闻言，假装沉思了一下，十分为难地转身告诉铁匠和王把头：“好吧，看在乡里乡亲的面子上，那就只交一百两银子结案吧。”铁匠和王把头一听这话，仍然是愁眉不展。因为小煤窑刚开业不久，再加上还要给干活的开工钱，上哪里去找那么多的银子呀。
正当铁匠和王把头等人为了凑罚款坐在一起唉声叹气的时候，那个领催大人又假惺惺地出现了，他说他的小舅子可以帮忙，愿意代出三百两银子。但条件是铁匠不能再当窑主了，由必须由许二毛来当。直到这时候，铁匠和王把头才明白过来，这是人家早就设好的圈套呀！可为时已晚，强龙压不住地头蛇，更何况他们这两个小老百姓还不是强龙呀，只好忍气吞声，答应照办。就这样，龙头山沟帮子上的那眼小煤窑换了主人，铁匠师徒三人连夜收拾了家具，离开了建昌营，从此不知去向。
几则旧闻
许二毛如愿以偿地当上窑主后，仍旧雇用王把头和那五十来个本地人给他干活。王把头的心里尽管十分的窝火，但在人家的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呀。也是该着许二毛遭报应，屁股在窑主的椅子上还没坐热乎，一场大雨引发了山洪，把煤窑给冲塌了，没伤着人算是万幸了。许二毛一见刚刚到手的煤窑已无利可图，只好心有不甘地回了哈达街。
王把头见许二毛拍拍屁股走人了，跟关系比较好的几个人一商量，决定重新开一眼煤窑。但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有了上一次的教训，王把头决定带着人先跟那个领催大人说一声，讨个说法，以免后患。当王把头带着一大帮子人来到领催府的时候，领催害怕了，以为是来找许二毛讨工钱的，连忙满脸是笑地帮小舅子打着圆场：“各位乡邻呀，窑塌了，许东家这回算是赔大发了。更何况，更何况，他不是还给各位乡邻垫付了三百两银子嘛，所以……”王把头本来没打算要工钱，听领催如此这般地一说，也就顺水推舟，送了一个空头人情，连忙截住领催的话茬儿说：“那往后可咋办呢？”领催见王把头没提钱儿的事儿，提到嗓子眼儿的那颗心算是放到了肚子里，脸上的笑纹更多了，很爽快地答复道：”以后就两扯吧，谁也别找谁了。”得到了这样的答复，王把头心满意足，目的已经达到，可以放心地领着大伙儿回去干了。
这一年，收完秋，王把头带着人相中了龙头山西坡山脚下的一个地方。这一次，他们吸取了雨大毁窑的教训，打算在平地上开一眼平窑。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谁能想到，这挖煤窑可比打井难多了！那三个懂挖窑的平陵铁匠走了，再也找不到了，剩下的都是一些庄稼汉，或许种庄稼是把好手，可挖窑找煤就难比登天了。五十多口子人一连苦干了两三个月，楞是连一粒煤星儿都没看到。面对如此困境，王把头也早满脑门子的官司，一点儿辙都没有。他见此时已是离年旁近，只好暂时放假歇工，过了年，开了春，再说吧。
许二毛虽说身在哈达街，可心里还是惦记着开煤窑的事儿，总觉得那是一桩赚钱的好买卖，于心不甘呀。大年初二这天，许二毛借着给领催姐夫拜年的由子，又说起了煤窑的事儿，商量着如何再把煤窑搞到手。领催想了一阵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跟王把头来硬的肯定是不行了呀！不过呐，现在正是好机会，姓王的他们快撑不下去了，不如先跟他们合伙，然后再想别的辙吧。”许二毛一听，连连点头，此计甚好，此计甚好！王把头当然知道许二毛的为人，从心里头是不愿意合伙开煤窑的。可眼下连工钱都开不开了，窑工们都是拖家带口的，有的都快揭不开锅了，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只是提出了一个条件：要许二毛先拿三十石米，给窑工们当三个月的工钱。许二毛当然是满口答应，全都照办。新煤窑再次开工，三个月后竟然出煤了。许二毛暗自高兴，盘算着这回可要大捞一把了。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王把头和众窑工们都知道许二毛是个坏种，担心血汗钱打了水漂儿，于是就琢磨出了一个对策。这一天，王把头找到许二毛，说是要带他到煤井里看看。煤井里黑乎乎的一片，一盏小麻油灯根本照不了多远的地方，再加上地下的巷道又矮又窄又湿，让头一回下井的许二毛吃了不少苦头，吓得全身直冒白毛汗。更为可怕的是，正当他提心吊胆找不到四致的时候，前面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塌方啦”！紧接着，有一块半铺炕大小的煤块从头顶上落了下来，把许二毛吓得坐窝儿就瘫倒在地上了，再也不敢下煤井了。许二毛不知这是王把头和众窑工设的计，亲眼看到了井下的艰难和危险处境，给窑工们涨了点儿工钱。因为许二毛不敢再下井，王把头还带人趁机在井下存了一部分煤炭，半年过去了，许二毛没捞到啥大油水，十分的恼火。这时候，他不知从哪儿知道了王把头捣鬼的事儿，恨得牙根儿痛，便以私开煤窑为罪名，让许大毛将王把头投入了监狱。几年后，王把头死在大牢里，有一些重情义的窑工接济了他的妻儿们，偶尔送给油盐补贴生活。
王把头被关进大牢后，许二毛完全掌握了龙头山的这座小煤窑。他还和他那个领催姐夫商量出了一个新的“妖娥子”，叫“吃好汉子股”，也就是把窑工们分成若干“把”，哪个“把”出煤多，赚的就多，一个月一结算。没几年工夫，许二毛发了大财，回哈达街去了，就连那个领催姐夫也因手里有了大把的金钱，干脆辞职不干，也进城做买卖去了。
老哈达街有个姓杜的买卖人，个头不高，面色发黄，人送绰号“杜大蜡”。杜大蜡有点儿小钱儿，见许二毛发了大财，很是动心，三番五次地找到富户郝家，央求着人家跟他到建昌营去合伙开煤窑。
道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835年，杜大蜡同郝家来到元宝山，在龙头山的东坡，现在称为老窑的地方，开了一眼煤窑，取名“万元窑”，意在能得一万个元宝。万元窑用的全是下过煤窑的工人，又遵循“吃好汉子股”的分配制度，多劳多得，再加上窑址选得好，窑主很快就发了大财。为了让神灵保佑，杜大蜡和郝家还在煤窑的西山坡上建了一座老君庙。这座老君庙前有一通石碑，保存至今 ，人称“万元窑碑”。“万元窑碑”高1.80米，宽0.70米，厚0.25米，碑文为正楷，依稀可辨：“……太上老君烧山已成煤……煅石已为炭……大清道光十八年孟夏谷日立。”在碑的背面，上边楷书“老君赐福”四个大字，下面的小字已模糊不可辨，应是人名。
杜家和郝家合伙开了一段时间的万元窑后，郝家因故抽回了股份，由在赤峰做买卖的山西李投资入伙。山西李很有钱，他的加入使万元窑的资本更加雄厚。万元窑经营的时候比较长，杜家和李家成为老哈达街有名的富户。
光绪十四年，即公元1889年，赤峰县三眼井的陶豁子，通过在巡捕衙门里的一个兄弟，开出一张开窑执照，又在元宝山的东山坡开了一眼窑，取名“增元窑”，意思是比万元窑挣的钱还要多。杜大蜡和山西李为了跟陶豁子抗衡，又另开一新窑，窑址也在元宝山的东坡，取名“锦元窑”。1938年，日本人以租赁的名义将锦元窑搞到手后，改名为“满洲新京矿业开发株式会社西元宝山炭矿”，还从承德、林东、林西、翁牛特、喀喇沁等地抓来四批约两千多人的劳力，进行残酷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