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琏'' 字非国讳
[ 提要 ] 红学界对“琏”字避讳似乎存有肯定性的共识。主张《红楼梦》成书于乾隆时期和肯定曹雪芹著作权的学者对此存有疑问但又作不出合理的解释，质疑或否定《红楼梦》成书于乾隆时期的学者，则用其作为申张主张的重要证据。究溯探源，一方面乾隆在永琏早殇后公布其皇太子身份追赠谥号之时，并未提出全民皆避“琏”字的要求，另一方面，乾嘉时期大量“琏”字的取名现象和无避“琏”字的种种事实，说明“琏”字并不是清朝的国讳。
[ 关键词 ] 永琏 不避讳 乾嘉时期
一
“避讳”问题研究是探索《红楼梦》成书年代、版本信息、作者思想的重要方法之一。红学界对“避讳”问题争议颇多，但在避讳“琏”字上似乎存有共识。
一方面，主张《红楼梦》成书于乾隆时期和肯定曹雪芹著作权的学者，一直对小说当中的重要人物取名贾琏是否有意冒犯乾隆早殇太子永琏存有疑问，但又作不出合理的解释。如黄一农《清代传禁《红楼梦》之人脉网络：从赵烈文日记谈起》：“查乾隆三年（1738）在特旨追赠皇二子永琏为皇太子时，应曾下令讳其'琏’字（避已故太子名乃历代罕见）；此故，《清皇室四谱》记'谥端慧，后功令讳其名琏字’，而嘉庆帝也才会以'与端慧皇太子名同’为由，命锦州知府善琏改名为善连；惟该讳例很可能因乾隆帝未严格要求而常被臣民忽略。”[1] 又如陈诏《〈红楼梦〉不避讳论》：“按理说，这个公开的皇太子的'讳’也需要避（乾隆九年的'谕旨’还规定，宗室命名不得僭用内廷拟定字）。可是，《红楼梦》里贾琏的'琏’字，却与皇太子永琏的'琏’字相同。……有些地方，象是故意冒犯似的，这是极其耐人寻味的事情。”[2] 刘广定、范志新等学者也有相似的观点[3]。
另一方面，质疑或否定《红楼梦》成书于乾隆时期和曹雪芹著作权的学者，又以《红楼梦》不避“琏”字讳来作为其主张的重要证据。此例颇多，以欧阳健的主张最具代表性，其《曹雪芹的时代》有一大段文字：
但也有个别学者持不同的看法。如梅节在《评刘广定先生〈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考〉— —兼谈〈红楼梦〉版本研究中的讳字问题》[5]一文中，针对欧阳健《曹雪芹的时代》有关避“琏”字讳的一大段文字进行了驳述：“但要为九岁的殇子避讳，就有违常理了，此例一开，如何得了。笔者非怀疑欧阳先生假传圣旨伪造证据，只想知道这道谕旨具体怎么说的。”梅节先生应该是认为“琏”字是不须避讳的，只是未就此展开论证。
笔者赞同梅节先生的观点。笔者认为：乾隆二子永琏在乾隆三年早殇后，虽然被谥封为“端慧皇太子”，但其名永琏的“琏”字并不是全国皆避的国讳，学界对“琏”字避讳有错误的认知。
二
迄今主张“琏”字避讳的主要依据是三则材料，但仔细分析，都不能作为“琏”字须避国讳的证据。
一是《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四十四·礼部》：
此则材料作为“琏”字避讳的直接证据，似乎很有说服力。但仔细考察，实际上仅是个案，不能作为“琏”字避国讳的证据。因为：一，此善琏大概生于乾隆中期，其早已取名“琏”字，为官后定然各种行文奏章用“琏”字，长久而无非议，且在嘉庆九年四月此谕之前的嘉庆六年三月和嘉庆九年的三月都有谕旨含“善琏”二字[6]，可知善琏名字并无违禁而只是嘉庆皇帝一时想起皇兄永琏才有改字的谕旨。二，从此谕旨内容来看，嘉庆帝并没有斥责善琏有罪之意，反而是著其补授，升其官。
二是《新清史本纪》卷十三《本纪十三·高宗二》
此材料更不能作为“琏”字须避国讳的证据。因为一，其命令的对象是“宗室”，不是晓谕中外全体臣民。何为“宗室”？在清代指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兄弟的子孙后代（努尔哈赤堂兄弟的后代称为觉罗），乾隆时期的宗室大约四千余人[7]，相对于全国上亿的人口，范围是极小的。二，其命令的内容也仅限于命名，而不是其它，也并非强调避某字。可以说，此则材料与“琏”字避国讳无直接的联系。
三是清末民初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8] 第154-155页的永琏的资料：
此则材料中“后功令讳其名琏字”八字是主张“琏”字须避国讳者奉以为最重要的证据。唐邦治（1875年～1953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秀才，民国初入清史馆。据其自序，《清皇室四谱》是其在任清史馆协修期间的1922年辑成。笔者认为，此据不可证“琏”字避国讳，理由有三。
其一，《清皇室四谱》成书距乾隆三年永琏早殇几近二百年，其自序称材料主要来源于宫报官抄、私家之纂集、海邦之纪闻、清代玉牒等。由于年代久远，材料较杂，错讹之处颇多[9]。此则材料便有两处错误，一误为永琏早殇时间不是乾隆三年十月初二日而是十月十二日，二误为不是十一月追赠为皇太子而是十月十八日。所以《清皇室四谱》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是存有疑问的。笔者认为“后功令讳其名琏字”是后人且很可能是唐邦治出于猜测所加。何以见得？可以从两部权威的资料《乾隆帝起居注》[10]、《清高宗实录》[11]查阅乾隆帝在永琏殇后发出的谕旨原文（如图一，图二），不难得到此结论。
《乾隆帝起居注》、《清实录》所载涉永琏谕旨相同，一字不差，时间都是乾隆三年十月十二日。为便于识别阅读，录之如下：
《乾隆帝起居注》、《清实录》所载乾隆三年十月十八日（丁酉）追赠永琏谥号一事，论述是一致的：
这应该是乾隆帝处理永琏后事的最准确最权威的资料了，但丝毫未言及避“琏”字。《清皇室四谱》的“后功令讳其名琏字”，一个“后”字，并无具体时间，很能说明问题。实际上，再查询清代其它的资料，如《皇朝文献通考》、《清史稿》、《钦定大清会典》等，都未有避“琏”字的谕旨记载。所以，“后功令讳其名琏字”应该是后人妄加。
其二，“后功令讳其名琏字”直接语意并非要求全国皆避“琏”字。“功令”一词，明清时期一般指科举的法令，所以“后功令讳其名琏字”也仅是指在科举考试当中要避“琏”字。事实上乾嘉时期科举考试中有无避讳“琏”的规定呢？清代科举避讳制度，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礼部贡举缮卷条规》有详细的记载。乾嘉时期的规定有重要的几条：
从内容上看，《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礼部贡举缮卷条规》的记载强调避玄、烨、胤、禛、丘、弘、历字，为皇帝的御名和孔子的名讳，并无任何避“琏”字的规定。既然是钦定，其权威性不言自明。所以“后功令讳其名琏字”实乃后人很可能是唐氏自己臆想所加。
其三，《爱新觉罗宗谱》（清代玉牒）应该是唐氏《清皇室四谱》主要依据的材料，但也无避“琏”字的记载。《爱新觉罗宗谱》永琏的记载为：“第二子，端慧皇太子永琏，无嗣。雍正八年庚戌六月二十六日申时生。母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承恩公李荣保之女。乾隆三年戊午十月十二日巳时薨，年九岁。是年十一月初六日追封皇太子[13]，谥曰端慧。”[14]（图三），其无任何避讳“琏”字的记载，也可证前二点的判断。
那么，乾隆、嘉庆年间作为“琏”字须避国讳的最有可能的时期，实际情况怎样呢？
首先，乾嘉时期以“琏”为名的人物是大量存在的，尤其是乾隆三年后取名“琏”字者亦是多见。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利用查询，输入“琏”字及“乾隆”，有三百三十条，同样查询嘉庆时期，有八十条。而此四百一十条“琏”字绝大多数是人名，扣除重复，至少有二百余人。姑列其中六条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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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大部分可以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到履历。如：
此二履历表明两点。一，乾隆时期取名“琏”字是自由的。商琏生年应该为乾隆四年，高质琏生年应该为乾隆八年，都是在乾隆三年永琏殇后不久取名“琏”字，说明取名“琏”字并未有什么障碍。二，此二履历是自我奏请的履历，即是敬呈给乾隆帝看的，其直书“琏”字无任何缺笔改笔，足以说明“琏”字是不须避讳的。
其次，乾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中的人物名不少有“琏”字。最典型的是成书于乾隆十八年至二十七年的《绿野仙踪》，其中有重要的人物取名为周琏，此例多名学者论及，此不赘述。此外，还有成书于乾隆三十二年的《跻云楼》当中的商琏，成书于嘉庆四年的《瑶华传》当中的阮守琏，成书于道光初年的《绿牡丹》当中的胡琏，等等。这一现象也说明“琏”字是不须避讳的。
再者，考察乾隆时期官方刊行的书籍，“琏”字是无避讳的。《四库全书》是乾隆时期大型的官方文化工程，其避讳的严谨性最有体现。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乾隆四十七年刊行）为例，其“玄”“烨”“胤”“弘”“历”都严格避讳（图四），而“琏”字俱不避讳（图五）。
图四 《文渊阁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乾隆四十七年刊行）“玄”“烨”“胤”“弘”“历”严格避讳。
图五 《文渊阁四库全书·新安文献志》（乾隆四十七年刊行）“琏”字都不避讳。
再查乾隆四十七年刊行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其它书籍，如《六壬大全》、《帝学》、《少义外传》、《唐才子传》、《五国故事》等，莫不如此。即使是《乾隆帝起居注》、《清高宗实录》等，皆是一样，不再罗列。
《四库全书》是乾隆帝亲自发起组织编定的官方丛书，是乾隆执政六十余年资以为傲的重大成果，是朝廷的脸面，其避讳的情况当然具有代表性、权威性。从此意义上说，《四库全书》都不避讳“琏”字，足以说明“琏”字绝非全国须避的国讳。
目前，除嘉庆九年皇帝命令“善琏”改“善连”一例外，笔者通过古籍馆网站高级搜索“琏”字（有2793种书19260个关键字），努力查看了其中2000多例（主要是乾嘉时期）未发现“琏”字避讳他例。
三
综合上述分析，“琏”字非国讳应该确定无疑。修正以前错误的认识，重新审视之前的问题，或可得出接近真相的结论。
一，乾隆帝没有发布“琏”字避讳的旨令。欧阳健先生在引用《清史稿》永琏的资料后加的一句话“遂有谕旨命避'琏’字讳”，只是自己的主观臆想。梅节先生要求欧阳健先生出示乾隆“琏”字避讳旨令的具体内容恐怕要失望了，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谕旨。
二，《红楼梦》作者并非用“琏”字取小说人物名来故意冒犯朝廷。陈诏先生所说的“象是故意冒犯似的，这是极其耐人寻味的事情”恐怕要失去寻味的空间，而欧阳健先生所说的“所以并不存在什么有意冒犯”倒是说对了，只是不能用来反证《红楼梦》创作于乾隆三年之前。
三，用“琏”字避讳来质疑和否定《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年间和曹雪芹的著作权是错误的。倒是小说中多个人物命名为“贾琏”、“贾璜”、“贾琮”、“贾璘”，与乾隆的儿子“永琏”、“永璜”、“永琮”、“永璘”取名相一致，巧合一说很难解释，正说明《红楼梦》成书于乾隆时期。
惟笔者以微薄之力，试正此误，是为不自量力。冀学界嗣后勿沿此讹，则幸莫大焉。
[1] 黄一农：《清代传禁《红楼梦》之人脉网络：从赵烈文日记谈起》，《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4辑。
[2] 陈诏：《〈红楼梦〉不避讳论》，《红楼梦研究集刊》第6期。
[3] 刘广定：“近年来陆续读到许多红学先进的相关著作后，重新思考'避讳’问题时，发现实际上避讳并不是十分严格。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贾琏的'琏’……然连公开发售的《程高本》都不避'琏’字，也无缺笔，故知虽有旨令，却未严格执行。”（见《再和<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敬答梅节先生》，《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3辑。）范志新：“曹雪芹及原著亦不避国讳，具体地说，不避玄（康熙）、稹（雍正）、弘（乾隆）和琏（乾隆太子）等清室帝王之讳。”（见《〈红楼梦〉避讳谭——兼论清初避讳》，《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4] 欧阳健：《曹雪芹的时代》，《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1期。
[5] 梅节：《评刘广定先生〈红楼梦抄本抄成年代考〉——兼谈〈红楼梦〉版本研究中的讳字问题》，《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辑。
[6] 《清仁宗实录》卷八十：嘉庆六年，辛酉，三月，丁丑朔。得旨：此次京察一等双圈人员内……
内阁侍读善琏等二百五十四员，俱准其一等加一级。其户部员外郎赫林泰，刑部主事德庄，工部郎中傅纶代，俱著改为二等。（见《清实录》第29册，中华书局1986年，卷八十第31页）《清仁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七：嘉庆九年，甲子，三月，乙卯。引见各衙门京察保送一等人员。得旨：此次京察一等圈出人员……内阁侍读觉罗善琏等二百五十四员，俱准其一等加一级。其户部员外郎龄椿，工部主事岳安，俱著改为二等。（见《清实录》第29册，中华书局1986年，卷一百二十七第720页）
[7] 江桥：《清朝前期宗室人口状况的初步统计与分析》，《人口研究》1986年第10期。
[8] 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台湾）沈云龙主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辑，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54——155页。
[9] 杜家骥：“唐邦治《清皇室四谱·皇子》，则将康熙帝7名皇子的统排次序或生年记错。”（见《清代皇子、皇女之齿序及相关问题考析》，《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11辑）杨珍：“曾任清史馆协修的唐邦治先生，首先提出雍正杀子说。他于1923年出版的《清皇室四谱》一书中指出，'皇三子弘时……以年少放纵，行事不谨削宗籍死。’……事实上，弘时并没有被雍正帝处死，但确实受到极为严厉的惩治。”（见《清朝皇位继承制度·雍正帝杀子辨疑》，学苑出版社出版2009年）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帝起居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1] 《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
[12] 清崑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四四《礼部贡举缮卷条规》，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
[13] 据《清实录》和《乾隆帝起居注》可知此“十一月初六追封皇太子”记载有误，而《清皇室四谱》
沿用此说，可知清代玉牒是唐邦治《清皇室四谱》重要依据的材料之一。
[14] 《爱新觉罗宗谱》第一册，季羡林、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摘自2021年《曹雪芹研究》02期
作者：刘晓江
原题为：《论 '琏' 字非国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