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瞿秋白？为何中学历史课本中几乎不提及他？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本名双，后改瞿爽、瞿霜，字秋白 ，生于江苏常州。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主编中共中央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 1925年，先后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1927年2月7日，自编《瞿秋白论文集》。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
1935年2月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从容就义，时年36岁。
被捕经过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部队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征，1他要求随军行动,但是无奈被拒绝留在了瑞金,继续从事游击，以牵制蒋军兵力。在红军撤离苏区时,当时国民党十万大军正在实行血腥的"全面清剿",三十六师是于一九三四年十月继白衣洋岑战役后经河田进入长汀的。紧跟在三十六师后面的，为李默庵的第十师。第十师大约是十一月上旬经长汀进入瑞金。到一九三五年二月间第十师他调，汤恩伯以纵队司令的名义指挥第四、第八十九两师及另外的一个师（这个师的番号我不清楚），加上别动总队江西保安团等，到了瑞金、会昌一带。
约在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汤恩伯打电话通知三十六师，说有共军约七、八千人，归项英、陈毅统率，盘踞在瑞金、会昌、长汀间地区。说他奉委员长（蒋介石）命令，负责迅速肃清这股共军，他将亲自指挥驻在瑞金、会昌的部队，由西向东攻击，要三十六师派一个旅开到水口（水口在长汀南边约七八十华里）以西地区（因我当时不在长汀，所以对确切的地名记不起来）去堵击。
三十六师当时辖一○六，一○八两个旅，每旅两团。一○六旅驻在河田至长汀间地区担任修路和维护交通的任务，一○八旅驻在长汀附近，当命一○八旅旅长钟彬率所部二一五团（团长刘英）、二一六团（团长得家骥）前往执行这一任务。他们到了那里没有多久，汤恩伯便从瑞金方面发动了进攻，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还有空军的帮助，逐步向赣闽边境的红军压迫，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和反击，伤亡颇大（听说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烈士就是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的），由于兵力过于悬殊，在这严重关头，项、陈两将军立即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依据当时的情况推断，大约主要是分头突围，一部分通过瑞金、长汀间地区向西转移，一部分向东走，一部分向东南方向（即上杭方面）走。
向东走的一部分约一千多人，被三十六师一○八旅所截击，陷入包围中经过小规模的战斗，被解除了武装，一○八旅共俘虏了红军一千三百余人。他们从俘虏的口供中得知红军的主力部队向西去了，另有一部分三百余人向上杭方面去了，在这三百多人中，有瞿秋白先生在内。钟旅长立即将此情况电报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向贤矩根据这个情报急电报告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
当时在上杭并无正规部队，只驻有福建省政府所属的保安第十团（团长姓名，我记不起来了），蒋鼎文回电该团严密清查瞿秋白的下落。向上杭方面走的红军三百多人，均被保安第十团所截俘，内中有二十余人，经该团查明是红军干部，寄押于上杭县政府的监狱里。
瞿秋白先生当时化名何其祥，说是在红军部队中做文书工作的，即在这二十多人中。听说他们所住的这所监狱，既阴暗，又潮湿，龌龊污秽，房间狭小，每间住上十多人，拥挤不堪，几乎是脚都不能伸展，吃的东西十分粗糙，而且经常不够吃，秋白先生曾对向贤矩谈过这些情形，对旧社会监狱里种种黑暗，感到无比愤慨。
福建保安第十团接到蒋鼎文的电令后，一则感到他们的责任重大，一则觉得如能将瞿秋白清查出来，可以邀功邀赏，不用说，是十分卖力气来进行这一工作的。他们先将所俘红军士兵三百余人再逐一查问，证实这些人中没有疑问后，便肯定瞿秋白先生是在这二十多人中，于是进行个别审问，一次，两次……仍然没有人供认，遂使用严刑拷打和“谁说出来就释放谁”的双管齐下的办法，结果――据我听说――内中有一个人经不起革命的考验而变节了！他供出了何其祥就是瞿秋白。
蒋鼎文接保安第十团查出了瞿秋白的电报后，即命该团将瞿秋白解送到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听说该团派了一个连押送，三十六师还派了队伍到中途去接。
我经过很长时间的回忆，对于秋白先生被捕的日期和送到长汀的日期，始终难以明确，依当时情况推断，我想，被捕日期当为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旬或中旬，送到长汀的日期，当为五月上旬或中旬。
秋白先生在长汀的生活和思想情况
长汀是福建省最西边的一个县，离瑞金不到一百华里，在整个赣闽边境，万山重叠，树木茂密，这些绵延的山岭中，掺杂着大大小小的一个个盆地。长汀就是在群山环抱中的一些盆地。长汀房舍不多，主要是由东到西长约两华里的一条街道，我记得好像已经没有城垣，靠在东头有一条河，河幅不宽。
三十六师司令部是驻在靠四头路南的一栋民房里。这栋房子不大不小，算不上堂皇，也不怎样简陋，大约是一个中等地主所谓缙绅之家。进大门有一个小天井，靠左手边有一间厢房，这个厢房长约一丈一尺左右，宽约七、八尺，门在南面，窗子在西面，室内有一张中国式的床，安置在东边靠着墙，一张书桌安置在西边靠着窗户，一个洗面架安置在北头，还有一把木椅和一条板凳，秋白先生自到长汀那天起到他就义时止，就是住在这间屋子里。
在瞿先生正对面的一间厢房，住着一个副官和几名警卫，他们负着双重任务――监视和招待。中间是堂屋，不怎么大，空无所有。这里面就是所谓正房，左右各一间，两边还有几间厢房，我和向贤矩及秘书、侍从副官卫士等住在这里。其他各处（为参谋处、副官处等）则住在所院和附近的一些民房里。
吃的方面同师部干部的伙食完全一样，一般的，总是早晨吃稀饭盐菜豆腐干之类，午晚餐则是米饭和两菜一汤。军队里常有“打牙祭”的习惯，所以有时也有加菜。
秋白先生工于金石，各旅团长、处长、参谋、秘书等请求刻图章者颇多，因此，使秋白先生在这一技艺上磨了不少时间。
秋白先生每天除了刻图章或有时和人谈话以外，大部分时间便是写写感情和作诗，有时也谈谈古文和唐诗（当时在长汀，也找不到其他的书）。大约是一百张（或六十张）十行纸订成的一个本子，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瞿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用毛笔写了一长篇《多余的话》和一些诗词。这个本子，他托向贤矩代为寄交某人，秋白先生就义后，向贤矩交给我看，还只是粗枝大叶地看了一遍就交还他，没有认真研究，所以对于内容记不起来了。
据秋白先生说他因健康状况不好，所以没有随红军主力部队北上，原打算转到上海去疗养，不料在上杭被捕了。他在长汀一个多月，没有生过大病，但常有些咳嗽及头晕的情形。他身躯颇为单弱，脸部显得清瘦。
关于秋白先生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情况，我前面已经说过，向贤矩和他接触较多，可能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得多些，如果向贤矩没有写述他和秋白先生多次谈话的内容而死去了，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
我和秋白先生只谈过一次话，由于自己当时的反动立场，对真理和是非没有正确的认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彼此间意见是完全对立的。记得我回到长汀后的第三天，我到秋白先生室内去看他，先谈了一些生活情形和他的身体情况后，转而谈到政治问题。
我说：“我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的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是在农村里生长的，当了多年军人，走过许多地方，有五百亩地以上的地主，在每一个县里，都是为数甚微，没收这样几个地主的土地，能解决什么问题？
至于为数较多，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大多都是祖先几代辛勤劳动积蓄起来几个钱，才逐步购买一些田，成为小地主，他们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里的资本家比较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对这样的一些小地主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因此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
秋白先生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这是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但中山先生所标榜的三民主义，把中外的学说都吸收一些，实际上是一个尽可能的货摊子，是一种不彻底的革命。中山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都市里，对于中国的社会情形，尤其是农村情况，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过。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呢？显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秋白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说了许多的话，我记不完全，只能概述当时他所说的大意。接着秋白先生又说：“宋先生，你一路上看到有些地方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的情形，当然是事实。但是不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弄得劳动力减少了，有土地没有人耕种呢？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为了保卫苏区，有许多壮年人参加红军或地方武装，使农村劳动力受到一些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你们未向我们进攻以前，这些地方的田地并无荒废的情形，你们来了，老百姓逃跑了，土地无人耕种，所以显得荒凉，我想主要的是这个原因。至于一些房舍被毁坏，恐怕大部分是由于战争所造成，同时在革命竞争的过程中，个别的过火的行为，也可能是有的。”
我站在反对阶级斗争的反动立场上，不仅没有接受秋白先生的启发，而且和他进行了争论，争论的详细情形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最后我曾说过这样几句话：“根据江西省政府最近的调查报告，说自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在南昌暴动起，随后在农村搞分田运动，一直到共军退出江西根据地，仅七年的时间，江西省人口减少了八百万，我过去读历史，说黄巢杀人八百万，感到寒栗，今天你们搞阶级斗争，更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秋白先生对江西省政府的调查报告，表示怀疑，认为是有意夸大数字，借此来诬蔑共产党。同时秋白先生又说，在激烈的阶级斗争过程中，人员的死亡和人口的减少，是免不了的，造成这种情形，主要是由国民党负责，因为国民党先调集了百万以上的军队来围攻我们。
以上是我和秋白先生谈话的大概情形。
就义情形
蒋介石得悉拘捕了瞿秋白的消息后，即令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系由陈果夫、陈立夫所领导的特务）派了两个人，由南京赶来长汀和秋白先生谈话，这两个人到长汀的时候，我还没有回来，当我回到长汀的时候，他们和秋白先生的谈话已基本上结束了。我请他们吃了一顿饭，第二天他们就走了。这两个人的姓名和模样，我作过多次的回忆，总是想不起来。他们和秋白先生谈话的内容，我也不清楚。只知道他们想劝秋白先生背叛共产党，并交出共产党内部的组织情况，是完全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回到南京后，对蒋介石的报告内容如何，我一无所知。
一九三五年六月初，我接到驻南京办事处的电报，说本师有调动的消息。瞿秋白的问题如何处理是需要及早解决的。因此，我分别打了一个电报给蒋鼎文，请示如何处理？我好像记得发给蒋鼎文的电报里，还谈到如送去漳州时在路上的安全问题。以后听说蒋鼎文也有电报向蒋介石请示。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我先后接到蒋介石和蒋鼎文均是“限即刻到”的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当天晚上我和向贤矩及政工处长蒋先启、警卫连长余冰研究了执行这个命令的具体措施。商定：（1）地点――中山公园；（2）时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时；（3）由司令部通往中山公园的路上及中山公园的周围，均由警卫连严密警戒，禁止老百姓观看；（4）十八日早晨餐后，由向贤矩将蒋介石的电令交瞿秋白看；（5）由蒋先启随伴瞿秋白前往中山公园，并负责监督执行。
六月十八日早晨八点多钟在警戒方面部署妥当后，向贤矩进入秋白先生室内，将蒋介石的电报交秋白先生看，据向贤矩告诉我，瞿先生看了后，面色都没有一点变化，好像若无其事一样。九时许，我和司令部的大部分干部，共约一百多人，都先后自发地走到堂屋里来了，九时二十分左右，秋白先生在蒋先启的陪伴下走出他住了一个多月的小房间，仰面向我们这些人看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地走出大门。时间只是一刹那，但秋白先生这种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使我们这些人很受感动，在场的每个人都觉得很难过，默默无声地离开了那间堂屋。
由司令部走到中山公园，只有六、七百步，这个公园地区不大，环绕一圈，不过两里多，周围有些树木，中间有一块小规模的运动场，靠东边有一个用土砖砌成的讲台，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建筑，亭台楼阁的点缀，这里是一点也没有的。
秋白先生在蒋先启的陪同下，来到公园，在那座讲台的前面停下来，当时除周围担任警戒的士兵外，在场的仅有警卫连官兵三十余人，约在十时左右，一个士兵用步枪向秋白先生的胸膛开了一枪，秋白先生倒下了，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战士，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他的生命！
执行后，蒋先启回到司令部向我和向贤矩报告执行情况，说秋白先生到了公园后，向在场的人作了十多分钟的讲演，主要是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是要实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界，使人人都能过美好幸福的生活。他相信这个理想迟早一定会实现，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定会胜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最后一定会失败等语（大意如此）。
秋白先生讲完后，举起右手，高呼：
打倒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据蒋先启说，当秋白先生喊完口号后，他便命令士兵开枪，结束了秋白先生的生命。这里顺便说说这个蒋先启。他是湖南新田人，是革命先烈蒋先云的弟弟，曾留学苏联，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以后叛变了，跟随反动头子贺衷寒（蒋介石军队政工系统的首要人物）多年，他是于一九三三年秋由贺衷寒的总政工处秘书调到三十六师当政工处长的。抗战期间他在浙江省当县长，被日伪军俘虏了，以后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他并未受到任何处分，回到湖南原籍，解放后情况不明。至于那个负责执行的连长余水，不久便在战争中阵亡了。
将秋白先生处决后，我叫人买了一口棺材装殓，即埋葬在中山公园的旁侧。
在六月十八日那天下午，我将处决瞿秋白的情形，分电向蒋介石、蒋鼎文报告。
几年前有位朋友曾和我谈起瞿秋白先生，他除了对秋白先生尊敬外，同时还认为秋白先生在长汀所写的一些诗文，例如集唐诗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红泉听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讥万缘空”等句，带有悲伤颓丧的情绪，欠缺革命者正气磅礴，意志昂扬的英雄气概。
不错，秋白先生是个伟大的文学家，在他就义前的一个时期，没有写出像文天祥那样的正气歌，也没有写一篇伟大的革命文学来遗给后人，诚然使人感到遗憾。但在“为革命而死”与“背叛革命”两条道路作抉择时，秋白先生在得悉蒋介石下令要处决他时，那种若无其事的神态和从容就义的情形，充分证明了那崇高的革命品质，又何能因他写了一些伤感的文句，而对之有微辞乎！
蒋介石是一个非常阴险毒狠的家伙，任何人要是反对他，不能为他所用，只要他办得到时，他一定要千方百计来加以杀害，例如邓演达、杨杏佛、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等人都是在他这种恶毒作风下而牺牲了的民主人士。他对共产党人，则更是刻骨仇恨，远在大革命时期，他就认定共产党是他的死敌，他常常说：“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自他于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后，数十年间，被他杀害的共产党人，难以数计，当然他更不会放过像瞿秋白这样的革命领导人物的。秋白先生迟早必被蒋介石杀害。但我在这个重大罪案中，不仅充当了杀害瞿秋白先生的刽子手，而且由于我向蒋介石报告了秋白先生被捕后表示的态度以及请示处理，促成了秋白先生的及早被处决。
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文学家――瞿秋白先生，竟死于我之手，将我碎尸万段，亦不足以蔽吾之辜！解放初期，我自认是必死之人，万万没有想到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对我进行耐心的教育，使我得以认识真理，明辨是非，把我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而且宽恕了我的罪行，给以重新做人的机会，党之于我，真是恩深再造！
（摘自《从潘家园翻出的历史》
一只羸弱的马
瞿秋白“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白血病,在俄国工作期间, 俄国正在试行新的经济政策,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羸弱不堪的 他当然经受不住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不久便因营养不良和劳累 过度而病倒了,医生诊断他的左肺有病,并建议回国治疗。可 是,瞿秋白放弃不下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任教工作,仍然带病备战 课、讲课,他的好友曹靖华曾回忆道,瞿秋白“讲课时,有时 累得面色苍白,连气都接不上来了”,但他“还是诲人不倦地 讲着”。后来终因病情恶化,而不得不住进了莫斯科高山疗养院。他在这里疗养了一个多月,人虽然躺在病床上,工作却是很辛苦 一刻也没有停止,曹靖华经常来看望他,每次来,都见他“躺 在床上,床头没有台灯”,“就把吊灯拉到床头,拴在床架上, 俯在枕上写文章”。 1922年1月,瞿秋白带病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 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的肺病复发,整日高烧 烧不退,并有血痰出现,于是又住进了高山疗养院。
他在病中 患病后写了许多文章,寄给北京《晨报》,在“莫斯科通信” 这个专栏予以发表。年底,他回到国内,由于工作艰巨而繁重, 以至使他的肺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他的“肺结核” ,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 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 作”。八七会议后,他肩上的担子更沉重了,每天的工作日程 安排得满满的,除了撰写大量的理论文章外,还要开会、调查 研究,找人谈话,“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 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他不堪负 荷,神经极度衰弱,往往夜不成眠,甚至有时睡到半夜,也会 突然从床上跳起来,而口中却不住地淌着涎水。他对夫人杨之 华说:“我只有丝毫的精力支持着自己的躯壳。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 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 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 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 的倦怠,使我渴望甜密的休息,以至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 种的思想。”瞿秋白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他的欲罢不能、力不从心的艰难窘境 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在上海养病,他回到了“自己的 家”,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度过了极其短暂的愉快时光。他虽 已感到“自己的气力也已经衰惫了”,但是,他对文学还是有 着“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奢望。可是,1934年1月7日, 中共中央通知瞿秋白尽快返回中央苏区瑞金,他的奢望终成泡影。 “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 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此时在中央苏区,王明路线 更为猖獗,瞿秋白被安排“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他 因此而“不必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讨论和决定”。
这时,他的“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精疲力尽、心力交瘁的他甘愿接受这项“清闲 务”,因为“最主要的是我没有气力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 再作政治的和社会科学的思索了, 瞿秋白在上海养病时,夫人杨之华随侍照料,临行时,他 曾要求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可是却遭到拒绝。党内政治上的 排斥异己,竟然不讲起码的人道主义。多病而孱弱的瞿秋白 只能在期待中等待,等待着与“我的之华”相会的那一天。 然而,这种期待竟成为永远的遗憾。当他在狱中书写这篇 《多余的话》时,对杨之华充满着深深的思念之情:“我留恋什 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 的,我不能没有依傍。……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 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
我一直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他们这相伴相依的10年生活,瞿秋白有短暂的辉煌,而更多的是长长的灰暗,党内路线斗争的是是非非,甚至株连杨之华,瞿秋白只能默默忍受,并且婉言劝慰 杨之华,以至于自己的真实的心理状况,“也只露一点口风。 瞿秋白深自内疚,他为没能向杨之华“彻底的坦白”,为自己 “精神上的懦怯”而“觉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 这个亲人”。 王明路线给中央苏区带来极大的危害,根据地大片丧失, 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瞿秋白耳闻目睹是有自己的 “独立思索”的,但是,“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 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显然,他的“放心” 弃”是有很大的外在压力因素。瞿秋白就是处在如此的两难境地 地中而难以自拔。 不堪重负的瞿秋白在敌人的监禁中,在来日无多的情形 下,却为他终于能摆脱“政治的纠葛”而庆幸,死亡使他超脱,让他终于获得了安宁和平静:“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 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 的睡眠了。”“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瞿秋白与鲁迅画像
-瞿秋白的生命苦旅<<多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