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聪甫治学方法拾掇
李聪甫研究员业医已越六十春秋。自入医林以来，师承灵素、仲景之学，博览群书，深求经旨，崇尚实践，治验卓著。对中医内、妇、儿科均造诣甚深。尤其对东垣脾胃学说潜心研索，旁通河间、丹溪及叶、薛、吴、王诸家，弃偏见而撷众长，使脾胃学说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益脾胃，理气血、保津液”的学术思想。
笔者有幸从师李老，蒙多年朝夕赐教，耳提面命，获益颇深。兹将李聪甫老师治学方法拾掇一二，以飨读者。
一、读书：先求通，而后求透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两句古谚激励过古今无数学者刻苦求知。李老和许多中医界的前辈一样，读书下过一番苦功夫。他曾谦逊地说：“我并非天机迅发，蒇谋生知的天才，既不能过目成诵，也不能强记不忘，更不能一触即悟。所以，我读书就不能不要求自己字字记住，句句吃透。”初读中医经典，往往因文简理奥而令人却步，而且那时候的书，既无标点，也未注音。李老就借助字典，读一遍，加圈点；读二遍，加批语；读三遍，记笔记；读四遍，再默诵。他的体会是“先求通，而后求透。”具体步驟如下：
[识字] 难字、僻字借助工具书正音释义，尤其是通假字，更应寻其本字，而不能望文生训。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云：“绚蒙招尤，……”此四字令人费解，但若以音训通之，则“眩”为“绚”的本字，“冒”为“蒙”的本字，“摇”为“尤”的本字，“绚蒙招尤”者，即“眩冒招摇”之见证也。知其通假，则涣然冰释。当然，这离不开文字的基本功，故李老至今仍勉励后学“欲精于医理，必先通于文理。”
[存疑] 遇到医籍中确难领会的经文，不可囫囵吞枣，也不能知难而止，而应当随笔记录，存疑待释。例如《内经》说：“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远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这段文字的“奇”、“偶”、“大”、“小”的意义与临床运用的关系令人难以捉摸，李老当初即批曰：“参阅前贤之语，犹未明其奇偶之制，大小之用。”经过多年临床实践，他终于使此疑获释，说“有的制剂是药味奇而用量偶，有的制剂是药味偶而用量奇。病轻、病近、病久，应该制小其服，就是药味多、用量轻、取效缓；病重、病远、病新，应该制大其服，就是药味少、用量重、取效急。因为，药少量重则力专，使之直达远的病所；药多量轻则力缓，能解除近的病证。奇方不能治好的病就使用偶方，针对错综复杂的症状运用重方则可获得满意的疗效。所以，此段经文乃阐明奇偶相互为用的制方原则”。遇疑必须存疑，存疑乃为释疑；存疑即待考，释疑即求通。治学如斯，方谓一丝不苟。
[自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治学过程中，一定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其正确与否，全在于实践的检验。偏执己见，固步自封，是治学的大敌。只有善于反躬自省，才能更上一层楼。李老在1936年曾经撰著过《五行必废论》，提出以脏象学说替代五行学说，激起中医学界强烈反响，支持或反对者均不乏其人。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之后，又逐步认识到“五行学说”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因此重评五行之存废，认为“当前把朴素的辩证的唯物的五行学说弃置不用，那就等于取消了脏腑学说，把脏腑说成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东西，辨证论治也就失去了依据，那就会钻进形而上学的圈子。”从而认为“五行学说不能尽废，只能摒弃它的槽粕部分，吸取它有用的精华”（《读“对五行学说的形而上学论必须批判”》）在学术争鸣和治学中应持什么态度？李老常告诚我们：“一忌浮夸不实，二忌隐讳观点，三忌门户偏见。而有实事求是，尊重实践，三省吾身，唯真理是从，方是治学之要道。”
[深掘] “博学之，审问之，明辩之，笃行之”为古人所推崇的治学方法，简而言之，就是在具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后，要向纵深开掘，善于归纳、分析、演绎，而不停留于人云亦云的阶段，学问方能与日俱增。例如，关于水肿的病机与治则，前人已作多方面的探讨，《灵枢·水胀篇》说：“水始起也，目窠土微肿如新卧起之状，其颈脉动，时咳，阴股间寒，足胫肿，腹乃大，其水已成，……”《素问·藏气法时论》指出：“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声重”。《素问·水热穴论篇》又指出：“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胕肿，本之于肾。”李老分析上述诸论，只不过述及肺肾同病的特征。而又考张景岳等对“其本在肾，其末在肺，其制在脾”之论有极为精辟的阐释，然则肺、脾、肾三者在水肿的病机上是如何相互关涉的呢？治疗的总则如何？李老本前贤之论，结合自身的临证，深掘其理，囊括而言之说：“能制水行气者在于脾，脾既能伐肾邪以制水溢，又能助肺气以行治节，故治脾是治水肿的中心环节。”真乃一语破的，入木三分，实可谓“从心所欲不逾矩”。
自识字至存疑，由自省而深掘，即是先求其“通”，而后再求其“透”。
无论求通与求透，都必须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初入医门，如何才能训练出过硬的基本功呢？当然，首先必须尊重自己老师的指导，按步就班，勤学苦练。然而，绝不可忽视主观能动地进行自学的一面。李老在自学之中，总结了培训基本功的两条办法，谨录如下：
第一、择善本，苦奠基，溯源而上
中医书籍，汗牛充栋，哪些适合入门之学？哪些适合临床参考？哪些适合精研探理？慎重选择善本是极为重要的。比如，《伤寒论》的注释者，多达二、三百家，各有所长。李老认为柯韵伯的注释比较切合实际，它具有因方辨证、分析綦详的特点，易于系统学习，于是选择了《伤寒来苏集》为学习《伤寒论》之主要参考书。其实，理、法、方、药每一大类，李老都有一至两本奠基读本：
理：《内经知要》、《伤寒来苏集》、《金匮心典》、《素灵类纂》。
法：《濒湖脉学》、《诊宗三昧》。
方：《汤头歌诀》、《医方集解》。
药：《药性赋》、《药性解》、《本草备要》。
综合运用：《医门法律》、《士材三书》、《医宗必读》。
对上述医籍，李老曾苦读、摘抄、记诵，尤其是《士材三书》娴熟于心，至今尤能整段背诵。这样打稳基础，再由此溯源而上，就不至于茫无头绪了。现在，李老对研究生开列的书目，仍然是以上述医书“垫底”，并强调熟读的。
第二、勤于问，精于思，辨明泾渭
《礼记》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孔子曰：“圣人无常师”。因此，要能求得真知，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求教。历代著名医家，如李东垣、朱丹溪、叶天士等，无一不是从问难质疑中获得了学问。“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李老历来以此自勉，不论是前贤，还是后学，只要其人有一技之长，只要有益于医学增进，他就恭恭敬敬地学，勤勤恳恳地学。在湖南龙山之时，就向当地草医学习并整理了民间验方三百六十余方，他说：“我懂得的知识有三条来路，一是书本上学来的，二是实践中得来的，三是从师友和群众中听来的。”非虚怀若谷者不能如是，非勤问苦记者亦不能如是。
仅仅勤于问还不够，更进一步则要精于思。思，就是辨明泾渭，找出规律，寻觅准绳。例如，李老在读《濒湖脉诀》时，对其中类比之语虽三思而犹把握不定，深感其玄奥。后来多方参阅脉学之书，并结合临床体验，反复揣摩，历时十载，终于在1941年将二十八脉按“浮、沉、迟、数”四脉为纲，写成五言律诗，叙述脉的体象和主病大要，并在每一脉的诗句之后加以简要说明，现录“洪脉”为例：
“洪如波浪涌，来盛去悠悠。
势洞形非硬，邪淫火独浮。
繁滋虽应夏，燔烁岂宜秋。
失血同肠痢，阴虚一见愁。”
全诗不仅平仄协调、音韵和谐、用字贴切、对仗工稳，更主要的是将洪脉脉象、诊法、鉴别要点、所主病证、病机病因、顺逆宜忌等描述得确切而形象，具有临床实用价值，这是呕心沥血之作，是深思熟虑的结晶。
二、临证：先求稳，而后求精
医者，仁术也。须“爱人知人”，也就是要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时时注意修养高尚的医德。在临证中，应尊重病人，认真听取病人的诉述，精心辨证施治，详尽地给予必要的医嘱，坚决谢绝病人的馈赠。李老除了持之以恒地坚持这些原则外，在临证中（即实践中）的治学方法有如下两点：
第一、详辨证，慎用药，缓图渐进
每遇一证，李老据其病情先择用一种辨证方法，六经辨证？脏腑辨证？三焦辨证？病因辨证？八纲辨证？先用一种方法，当不切合证候时，绝不强为之解，而改用另一种方法，但绝不离开八纲辨证这一总则。李老常言：“理法方药，理居其首，药随方伍，方随法选，法随理定。辨证即运用中医基本理论于临床，离开辨证，即失去了圭臬。”因此，辨证时慎之又慎。初入医林，黄梅开业之时，李老常带医书出诊，有一次，他的一位年满五旬的族房长辈中风了，半身不遂，口眼㖞斜。地方有名的老医师诊视之，用“小续命汤”加减，半夏、南星之类服了多剂。一个月后，病人两颊泛赤，咽痛舌绛，滴水不入，大便秘结，周身瘫痪，麻木不仁，痰鸣不已，神志昏迷。遂续医于李老。李老仔细诊视后，判断是肾阴亏损，水不涵木，心火暴甚，肝阳上亢。为了证实自己的辨证是否正确，就参阅带去的书本，病家说：“'真是急惊风’碰了'慢郎中’，人都快断气了，还翻书！”李老却仍不贸然处方，参阅书籍后，确信了辨证无误，并从书中得到启发，法当滋肾水以养肝木，制肝阳以平心火，方用“地黄饮子”加减，去辛热之附桂，加入风药中之润剂秦艽、双钩，润药中之百合、当归、胡麻仁，此即“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理。抉口灌药，缓缓滴入，使咽喉滋，大便通，神志醒，然后，用“五汁饮”日日呷之，三易其方，历时两月，终于康复如初。平时，李老用药十分慎重，大辛大燥之品极少投施，即使广木香、制香附之类，亦常用为6至7克，每言“当用之寒先施之凉，当施以热先予以温”，因“病重病久，切忌盲补盲攻，宜缓图渐进，切不可妄施克伐侥幸取胜。”并且，时至今日，经验宏富亦从不轻率从事，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正是李老取得成效的一诀。
第二、重实践，多切磋，精益求精
临证必有成有败，从实践的成败中来认识所学和检验所学，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水平，正是治学的一个重要途径。李老对于临证中的所得与所失，所知与所疑，均一一详予记录，至今如故。每逢疑难之证诊治以后，必定检阅记录，参阅医籍，究明得失的源本，并且不断与友人切磋琢磨。例如，早在三十年代，他治愈了九江“生命活水医院”诊断的脑膜炎、盲肠炎各一例，写了题为《脑膜炎与盲肠炎之认识》，结语中指出：“'脑膜炎’、'盲肠炎’皆属肠胃湿热积滞为病，上下郁遏者为'盲肠炎’，'肠痈’是也；表里郁遏者为'脑膜炎’、'痉病’是也。”但是，当时对这种病认识正确与否，他感到尚须探索，绝不以为文章已经发表而自以为是。相反，为了进一步求真，就向上海陆士谔先生致书求教，并附寄了原文。陆先生复函是：“阁下千里外惠书论学，虚怀若谷，不耻下问，钦佩之至。若论脑膜炎即是痉病，盲肠炎即是肠痈，认症正确，足见手明眼快。惟论治主方则鄙见稍有出入：肠痈有未成之治法，将成之治法，已成之治法；痉病有刚痉之治法，柔痉之治法。尊方所拟似乎专于已成之肠痈，痉病之刚痉。而将成未成之肠痈，痉病之柔痉，似当别谋治法。孟子云：'语不直刚道不见’，士谔年虽衰朽，姜桂之性未免老而愈辣，直言莫怪，诸希谅之！”（曾载《申报》“国医”周刊）。李老获书，欣喜备至，且深受启迪。这种言者能直言、敢直言，听者爱直言、纳直言的态度，对治学裨益匪浅！这何尝不是今天发展中医药学亟需恢复与发扬的治学之道！
三、研讨：先列群疑，而后专攻
李老长期以来从事中医基本理论和中医内、妇、儿科的临床研究工作。在科研工作中他所体现的治学方法主要有如下两方面发人深省，值得效法。
第一、观全局，列群疑，不赶时髦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李老虽已鬓发如银，但为中医事业发展之雄心壮志未减当年，对中医事业发展之动态时刻在心，纵观仝局，立足本职。对目前围绕中医学进行的多学科的研究极表赞成，但也潜心研究了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比如，关于中医为什么后继乏有术之人这个问题，他通过调查研究，归纳为三点：一是在教育方面，中医学院的培养目标不够明确，课程设置重西轻中，或中西杂糅，本末倒置。二是在医疗方面，中医医院的人员组成比例失调。三是在中医科研方面体现不出中医辨证论治的特点。因而提出了“中医应按自身的规律发展”的强烈要求，并且说明其方法有五：一是中医医疗、教学、科研都应以中医药为主；二是写好中医病历；三是纠正中医不能治急症的错误观点；四是必须制备必要的急救中成药；五是开展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以临证经验为基础的、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的实验研究。
第二、探本源，求真知，厚积薄发
李老著述颇丰，但任何撰著均来源于实践，并深究其本源。常告诫后学：“学问之成非毕其于一朝一夕；成果之硕非因其一耨一耘。”比如，关于“形”与“神”的关系，始见于《素问·上古天真论》之“形与神俱”，此后，代有发挥，至明·张景岳则赅括为：“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然而，究竟何谓形？何谓神？二者如何统一？其统一之基础何在？李老自四十年代起即酝酿于胸中，直到六十年代才提出了“形神合一”学说，而到八十年代在《脾胃学说与“形神合一论”》一文中方作出了如下精辟的阐述：
“形是形体（包括脏腑、经络、血脉、筋骨、肌肉、皮肤等）的概括，属阴；神是形体机能的整体活动，如神气、思维、意识等，属阳。神是形体所丛生，'血肉相成，神乃自生’；神是形体的主导。”“生命活动依赖于'形’、'神’的对立统一。”“形神关系反映了人体整体观的实质。”
力倡“形神合一论”，自酝酿至基本成熟，历时达四十春秋，谈何容易！现在，李老存稿几可等身，但却很少发表。他常说:“任何一个学术观点的形成与确立，贵在有本源、有实践、有创见，浅尝辄止、轻撰滥发则于国、于民、于中医事业、于己均有百害而无一益。”这种厚积薄发的治学精神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以上，乃有关李老治学方法之初窥，由于笔者随师体会不够，加之学浅才疏，难免挂一漏万，尚希读者鉴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