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深度解读 | 丛德新：新概念、新思想、新技术助推边疆考古学
中国边疆考古学是以（中国）边疆地区为核心的考古发现、研究等内容为基础，地域包括东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藏、西南地区和海疆等相关的区域，从时段上看，涵盖了从石器时代至历史时期的漫长历史阶段。从历史的角度看，边疆（地区）的概念又是动态的，涉及的范围更广泛，历史时期考古是重中之重，研究领域具有国际性和区域交流的特点。边疆考古学的研究基础是田野考古工作，立足田野，“走进历史真实之道”。伴随新概念、新思想、新技术的日益涌现，边疆考古越来越成为当今学术的核心区域；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边疆考古学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考古学的热门学科之一，研究成果也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
2020年度的边疆考古在以往已有的基础之上，在学理上将边疆地区的考古、民族、宗教等内容纳入研究视野，尤其是对汉唐时期的考古学加大研究力度，突出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辖与治理，以及内陆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交流过程等方面的探寻。对汉唐时期及之后的古代城址、“丝绸之路”沿线遗迹以及礼仪性、生产类遗存等广泛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全方位展示边疆地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及中华大家庭的认同过程。这些田野工作与研究，也使得学科建设整体发展和布局更加全面。在考古发掘中，最新科技手段的普遍应用；采用考古数字化管理平台，对整个田野工作和资料进行管理和整合；注重多学科综合研究，开展环境、古人类DNA、动植物等科技考古的协同研究。
同时，面对新环境展开的田野工作，在田野操作理念、田野发掘技术和新科技手段应用等方面，都有新的尝试，效果显著。
新疆是边疆地区连续几年来田野工作开展的重点区域。新疆的考古研究工作，紧紧围绕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以新疆学科建设为基础，明确了新疆考古工作的规划、指导思想、发展目标等，以新疆考古专项研究课题的形式，快速推进新疆考古事业。2020年度尤其在汉唐时期城址考古、唐代烽燧遗址考古、“丝绸之路”沿线城市考古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如北京大学等单位连续对轮台县卓儿库特古城的发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的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的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对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的发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发掘等，均取得了重要的收获，进一步明确了这些遗址的年代及内涵，为西域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等大项目的开展，提供了最新的“关键标本”，对于探索西域都护府治所乃至“丝绸之路”北道地区古代城市的发展历史，均有重要意义；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发掘，明确了该烽燧的结构和布局特点，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唐代文献，弥补了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唐代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不足，弥足珍贵。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西立面、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俯视
2020年，新疆地区宋辽金元时期的考古工作也有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喀什汗诺依古城遗址的发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博乐达勒特古城遗址的发掘，都极大地丰富了对新疆考古历史时期年代序列的建立与文化面貌的认识；达勒特古城及汗诺依古城所展示的城市布局、结构以及与周边区域可能存在的“聚落”模式，提供了唐代至西辽乃至更晚近阶段，新疆地区古代遗存的最新资料，也为研究唐末—元时期丝绸之路上城市微样态提供了新的观察点，对于深入揭示从汉唐以来新疆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逐步深化、升华的历史过程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伴随着这些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工作的展开和研究深化，有助于认识汉唐及以后各时期城址的演变、布局、形制特点，对之后的保护工作，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2020年度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考古工作，也凸显了统一协调、全面布局的新思路。西藏自治区协调全国十余家单位，持续开展阿里地区的考古工作。田野工作主要集中在前吐蕃时期，即重点对公元前5~6世纪至公元4~5世纪的古代遗存进行联合攻关，进一步廓清青藏高原的古代历史，解决西藏西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文化谱系问题；同时，对该地区的高原丝绸之路的脉络走向及其文化影响进行了深度探索。2020年度西藏札达桑达隆果（沟）墓地的发掘，即是这个指导思想下的新成果。该墓地从公元前366年一直延续到公元668年，跨度近千年，该遗存所展现的文化内涵，体现了该地区在前吐蕃时期存在的、一个较长历史阶段的文化样态，为建立西藏西部考古学文化谱系提供了系统的资料，是认识西藏阿里地区古代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为探讨中国古代典籍中提及的（唐以前）“羊同（国）”的面貌，提供了初步线索。
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出土银质鎏金面饰、金挂饰
青海省以国家文物局、青海省政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三方框架协议的方式，开展对重大考古项目的田野工作，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的同时，也扩大对周边区域的研究视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的血渭草场，分布着众多古代墓葬，是青海境内面积最大、保存封土最多的一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墓葬群，被称为热水墓群。2020年持续发掘的编号为2018血渭一号墓的田野工作，获得了全方位的资料，对该墓的墓葬形制、埋葬礼仪、出土文物、墓主身份都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对出土于墓葬底部的一枚银质印章的成功释读，明确了墓主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这一结果，在考古学上也深化了对这一时期古代陵寝制度的研究。同时，该墓的发掘收获，对于研究唐代青海地区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丝绸之路交通、文化交流等相关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墓园高空全景、银印章（外甥阿柴王之印）
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考古工作，在课题制的引领下，相关单位合作协同、有序展开，向深度推进。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蒙古探源工程”和 “国家社科基金'高句丽、渤海问题’研究专项”等，都在相关的田野和研究领域取得了实质的进展，进一步提升了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内蒙古、东北地区的考古发掘、研究表现出以下特点；其一，从时代上看，几乎涵盖了从旧石器时期到明清时期各个阶段的考古项目，其中新石器至青铜时代、高句丽时期、渤海时期考古项目比较突出。其二，从形式上来看，多数项目在进行考古发掘的同时，还开展了区域考古调查，尝试建立考古学文化编年的基础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祭坛内部航拍、内环壕第一地点出土祭祀动物骨骼
2020年度，内蒙古除了持续开展的史前考古项目之外，在汉、北魏等历史时期的考古方面，又开拓了新领域，获得了新的进展。呼和浩特沙梁子古城西汉大型仓储建筑基址的发掘，使我们第一次获得了位于汉代云中郡治内边城的重要信息，仓储遗址的位置，显示的与长城边塞的密切联系，也填补了汉代边城研究的空白。而位于呼和浩特武川坝顶北魏时期“祭天”遗址的发掘成果，对于认识北魏礼制建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料。考古工作者结合文献，推断该遗址的性质属于北魏阴山皇家“祭天”遗迹。
1号院落（东夏）、20号建筑基址（东夏）
黑龙江、吉林、辽宁在高句丽、渤海考古等相关方面持续加大力量，进行区域调查、发掘，在高句丽聚落组织形态研究方面，取得了全新的认识。此外，还对一些重要遗存开展精细化考古工作。吉林省在2019年度工作的基础之上，2020年持续开展延边图们磨盘村山城、古城村寺庙址等遗址发掘工作；延边磨盘村山城的发掘，系统地开展了对山城的结构与布局的考古工作，利用低空激光遥感技术成功获取了山城的航拍影像图，并结合重点区域的考古工作，将山城“重西轻东”的经营策略完整体现出来。考古工作者推定该城址性质为存在于金元之间短暂的割据政权——东夏国的南京城，填补了我国东夏国考古研究的空白，是近年来东北边疆考古的重要收获。延边古城村渤海时期的寺庙遗址的发掘，提供了最为完整的渤海佛寺建筑平面布局，同时，大量造像遗物的发现，为深入开展渤海时期与内陆在佛教传播与联系等方面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素材。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铁岭西丰城子山山城进行了考古发掘，对高句丽晚期山城的城门特点、城墙建筑结构有了新的了解，该发掘成果为本地区高句丽山城年代等问题的认识，积累了新资料，提供了新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持续在辽宁盖州青石岭山城进行发掘，本年度首次获得了与山城相对应的高句丽积石墓的资料，是辽宁地区高句丽研究的最新资料。上述发掘，对于清晰地展示高句丽时期的物质文化遗存，进而阐释高句丽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中的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凡此种种，显示了2020年度边疆考古高速推进，收获颇丰的状态。新成果的不断涌现，日益刷新人们对相关领域的认识，提供了学界了解边疆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新知；用细节丰富了一段段历史场景，让隐藏在迷雾之中的历史逐渐呈现出原本的面貌。边疆虽为边地，考古正当其时，在新概念、新思想和新技术助力之下，边疆考古与内陆的考古工作相映成辉、星光熠熠。（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