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和岑参诗歌异同之比较
肖旭
高适和岑参是齐名并称的两位杰出的盛唐诗人。“高岑”并称，始于杜甫。在《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诗中，杜甫指出：“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这种提法，得到了后人的认可；宋代严羽《沧浪诗话》和魏庆之《诗人玉屑》等，就是相提并论地评述高、岑诗的。这种情况，说明了高、岑在诗歌创作上具有重要的相同之处。但是作为成就杰出的、具有特色的诗人，高、岑之间又是有着许多的区别。他们在创作上的“同”和“异”，前人仅有片断的评述。本文打算比较全面地探讨一下高、岑诗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同”和“异”，并分析其形成原因，这对于研究中国文学史上普遍存在的成双作对、齐名并称和同一流派的诗人创作上的异同现象以及它们产生的原因，也许是有所裨益的。
一、高、岑诗的思想内容之异同
在人们的心目中，往往是把高、岑同边塞诗和边塞诗派联系在一起的；某些文学史甚至只介绍岑参的边塞诗。确实，边塞诗是高、岑诗中最杰出的部分。但是，当杜甫开始把高、岑并称时，显然并不只是由于他俩的边塞诗，而且他们的成就也是比较全面的，并不局限于边塞诗。因此，在比较其异同时，我们固然首先要谈到他们的边塞诗，但同时也不应忽视其他方面的诗作。在谈到高、岑诗的思想内容时，更应如此。
高、岑的边塞诗是盛唐边塞战争的一面镜子。它们叙写了从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到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前后三十多年唐朝在东北和西北两个主要战场上一系列性质不同、情况各异的战争或军事行动，反映了这一时期唐朝边塞战争基本情况。
高适写了开元二十年信安王李祎的北讨契丹和奚(《信安王幕府诗》)，开元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中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等人与契丹、奚等族间的对抗情况(《塞上》、《蓟门行五首》、《赠别王十七管记》和《燕歌行》等)，开元末、天宝初安西节度使田仁琬等人的出征小勃律等(《东平留赠狄司马》，这场战争实际是针对吐蕃的)，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前后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击掠契丹等族(《答侯少府》、《蓟中作》、《雎阳酬别畅大判官》等)，天宝十二载前后杨国忠、李宓等的侵略南诏(《李云南征蛮诗》)，以及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的收复九曲(《九曲词三首》等)。
岑参写了天宝十载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出击石国，（《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下略称《武威送刘单判官》)，天宝十三载前后安西兼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西征回纥(《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下略称《轮台歌》、《走马川行》)以及攻掠播仙(《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下略称《凯歌六首》)，大历元年前后唐在西山三城的防御吐蕃(《送狄员外巡按西山军》)。
他们所写的边塞战争，次数之多，时间之长，性质之复杂，情况之具体，在当时的边塞诗中也是罕见的。这是使得他们成为边塞诗派的主将的原因之一。比较起来，高适写作边塞诗的时间比岑参要早一些，长一些，以反映开元二十年到天宝十载东北边境战争的作品写得最成功，《塞上》、《蓟门行五首》、《燕歌行》、《自蓟北归》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岑参所写的主要是天宝十载到十四载西北战场的情况，成就最突出的如《轮台歌》、《走马川行》等都写于这段时期内。
高、岑的边塞诗反映了当时边塞战争中的各种矛盾：唐与他族之间的矛盾，唐军内部战士和中下级军官与主将和朝廷的矛盾，战士和中下级军官本身内心的矛盾；并且表现了诗人对这些矛盾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在描写唐与他族之间的对抗时，他们基本上是站在唐的一边，希望并歌颂唐军的胜利，歌颂边防将士慷慨报国、安边立功的高昂士气和英雄气概。“长策须当用，男儿莫顾身。”(高适《送董判官》）“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高适《塞下曲》)“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誓将报主静边尘”(岑参《轮台歌》)。这些是高、岑诗中一个突出的主题。相形之下，敌人的形象却显得渺小、虚弱；在岑参诗中这一点尤为明显。《走马川行》里的“虏骑”，是连听到唐军的檄文也要“胆慑”得“料知短兵不敢接”的。在描写战争时，岑参诗中几乎不写战争的失败，他只是热情地讴歌胜利；而高适除了歌颂胜利之外，前期作品中还有揭露和抨击战争失败的一面，《燕歌行》里生动地揭示了战争的失败是边将的骄奢无能、不恤士卒，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另一方面，如果说岑参在《武威送刘单判官》诗中关于交河古战场凄惨阴森景象的描写客观上反映了他当时的厌战心情，那么高适《蓟门行五首》则明确地表示他当时对“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的唐玄宗开边战争的不满，《信安王幕府诗》和《九曲词三首》热烈表现了对“四郊增气象，万里绝风烟”的边塞和平景象的向往以及对“到处尽逢欢洽事，相看总是太平人”的边塞和平暂时实现后的欣喜。此外，岑参《凯歌六首》中对封常清大肆劫掠、屠杀播仙的罪行予以歌颂，而高适《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中对哥舒翰的“泉喷诸戎血”却提出了“止杀报君恩”，表示了保留态度。在歌颂边防将士时，岑参诗颂扬的重点是主将；为此，他用古代的“李将军(广)”来映衬，借古以颂今。《轮台歌》歌颂封常清“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雨雪献封大多》中更说：“汉代李将军，微功今可哈!”高适虽也有一些诗是歌颂主将的，但更多的诗是赞颂戍卒和部将的。《燕歌行》里赞扬的就是那些“死节从来岂顾勋”的战士。他的诗中也经常提到“李将军(广)”，但却是用以反衬主将的骄逸无能的，是借古以讽今。
在高、岑歌颂对外战争的边塞诗中，对于高适《李云南征蛮诗》吹嘘杨国忠、李宓的侵略南诏，岑参《凯歌六首》宣扬封常清的掠杀播仙，人们的评价是一致予以否定的；但对于有一些歌颂战争的诗，人们的评价分歧颇大。誉之者称为爱国诗篇，攻之者则说：“玄宗时期民族矛盾的主导方面，即挑起衅端的主要责任，应归咎于唐王朝统治者。”而“边塞诗派的代表岑参、高适相继投身幕府，写就大量的边塞诗，放声高唱唐王朝实行民族压迫的暴行，用他们的笔和剑支持了不义战争。”(《文学评论》1980年第三期《边塞诗派质疑》)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看一篇文艺作品思想性的高低，固然要根据它所反映的生活或事件本身的是非，但更重要的是要根据作品本身的内容的好坏。不考虑作品描写的事件本来的是非，而仅依据作品本身来判定其思想性的高低，固然是片面的；离开作品本身的内容来谈其思想的高低，则更是主观臆断了。综观高、岑歌颂唐朝的对外战争的诗篇，高唱民族压迫，支持不义战争的内容，虽然是存在的，但却不是主要的，特别是他们的那些最有影响的诗篇，所歌颂的恰恰是一些自卫战争。高适《燕歌行》中所写的战争，是由于“单于猎火照狼山”，即他族的入侵而引起的保卫边疆的战争；岑参《轮台歌》，《走马川行》所描写的战争，也是由于匈奴的入侵而引起的：“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既然作品描写的是自卫战争，那么歌颂这样的战争毫无疑问是值得肯定的。不看到这一点，全盘否定高、岑歌颂战争的诗，是片面的。而且，从当时唐朝对外战争的实际来看，说高、岑大量的诗是歌颂的不义战争，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确实，唐玄宗时期的对外战争，不少具有侵略性，但唐与他族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有唐欺侮、侵略他族的时候，也有他族骚扰、攻掠唐的时候。因此，对唐玄宗的对外战争应作具体分析，不能—概而论。从高、岑所描写的几次战争来看，有些确实是侵略、掠夺性的；但有些基本上是自卫性的。如开元二十年信安王李祎的北伐契丹，起因于契丹大臣可突干篡夺了与唐友好的首领邵固的权位以后，多次扰掠唐的东北边境。天宝十二载哥舒翰的收复九曲，也是由于吐蕃利用九曲之地多次侵扰唐的西北边境。河西九曲之地，本是唐的土地，睿宗时期，吐蕃通过贿赂从唐的手中骗得，“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堪顿兵畜牧，又与唐境接近，自是复叛，始率兵入寇。”(《旧唐书·吐蕃传》)构成了对唐西北边境的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哥舒翰的收复九曲，也是自卫行动。九曲之地收复以后，“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通鉴》卷二一六)当时民歌称赞说：“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应当说是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态度的。因此，无论从收复九曲的起因还是从效果看，这次军事行动总是积极、正义的。至于封常清的西征，过去认为是攻打播仙，而《凯歌六首》又写了封常清的掠杀播仙，因而评价是不高的，人们评论岑参的《走马川行》等诗时，往往采取回避态度。其实，封常清的这次西征，并不是攻打播仙，而是抵御回纥“寇边”的。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引岑参《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序》：“天宝中．匈奴回纥寇边，逾花门，略金山，烟尘相连，侵轶海滨。天子于是授钺常清，出师征之。”《轮台歌》、《走马川行》里称来犯者为“匈奴”，来犯的方向：“单于已在金山西”，“金山西见烟尘飞”，而“汉兵屯在轮台北”；封常清西征，要经过回纥境内的“剑河”，“青山之东有水曰剑河”(《新唐书·回鹘传》)。这些都说明封常清的西征确实是抵抗回纥的。同时，封常清又兼北庭节度使，当时北庭节度使的任务之一也就是防御回纥。所以，尽管史书上没有记载封常清的这次西征。岑参的“序”和诗本身足以说明这次西征确实是自卫性质的。像哥舒翰收复九曲以及封常清西征回纥这样的行动，不但对于保卫唐的边境的安全，而且对于维护东西方的交通，促进唐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都是有益的。这样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把高、岑歌颂这类战争的诗篇称为爱国主义的，是恰当的。不然的话，难道要等到吐蕃、回纥像后来那样的打进或骚扰长安等地，才让哥舒翰、封常清自卫，这才算得上正义行动吗？至于田仁琬等人的攻打小勃律，实际是与吐蕃争夺对西域各国的领导权；而封常清的攻打播仙，从播仙的地理位置以及《凯歌六首》中称“蕃军”、“蕃城”看，显然也是对付吐蕃的。当时唐与吐蕃之间的战争，含有自卫和扩张两重性(参见范文斓《中国通史简编》)，情况比较复杂。封常清掠杀播仙，是不义的。但剥削阶级之间的战争，胜利者一方往往要掠杀失败者一方；仅凭是否掠杀对方来判断战争的性质，是不够的。因此，对于像田仁琬等人的攻打小勃律以及封常清的攻打播仙，在史料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与其断然认定其为不义或正义战争，不如暂从当时唐与吐蕃战争的总形势出发，把它们看成具有自卫和扩张两重性较为妥当。在高、岑诗中，像这类歌颂唐与吐蕃间战争的诗篇，当然很难说完全是爱国的，但说它们完全是歌唱不义战争，那也是缺乏分析的。总之，高、岑歌颂边塞战争的诗作，虽然有的是错误地赞颂了扩张和掠夺性的不义战争，但基本倾向是讴歌了主要是或多或少带一点正义性质的战争。说高、岑大量的边塞诗都是歌颂不义战争的，从而实际上完全否定了他们歌颂边塞战争的诗，那是根据不足，不能令人信服的。
在反映唐军内部战士和中下级军官与将帅和朝廷矛盾时，高适前期的作品以及岑参的某些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战士的不幸遭遇，表示了同情；并批评了边将和朝廷，表示了愤慨。《蓟门行五首》中反映了“故老”多年征战，白首无成：“一身既零丁，头鬓白纷纷。勋庸今已矣，不识霍将军。”揭露了“戍卒厌糠核，降胡饱衣食”的不合理待遇。《燕歌行》中描写了戍边战士怀着豪迈心情出征，由于边将的骄奢无能，不恤士卒，致使战士们伤亡掺重，兵败被困，久戍在外，两地相思。《答侯少府》以“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埃尘”揭露安禄山的开边战争给战士们带来的苦难。《蓟中作》以“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批评了“诸将”不知防边，朝廷滥赏而不知任用人才。《塞上》并以“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指责了朝廷的“临边无策略”。在这方面，岑参的揭露、批评虽不及高适，但在《北庭贻宗学士道别》诗中，他同情宗某“两度皆破胡”，而“十年祗一命，万里如飘蓬。容鬓老胡尘，衣裘脆边风”，批评了“朝廷轻战功”。《送狄员外巡按西山军》中，他一开始就批评唐的临边无策：“兵马守西山，中国非得计。不知何代策，空使蜀人弊!”同时揭露和同情戍卒的痛苦遭遇，“战士常苦饥，糗粮不相继。胡兵犹不归，空山积年岁。”《玉门关盖将军歌》等诗在客观上也揭露了边将的骄淫、残酷。可贵的是，在揭露战士们的苦难时，高、岑并不把造成苦难的原因归之于环境、命运或外敌，而是归咎于朝廷和边将的错误，这表现了诗人进步的立场。
反映戍边战士和中下级军官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在高、岑诗中也相当突出。他们都表现了边防战士和中下级军官渴望报国立功、“安边”“封侯”而又抱负难展的痛苦，慷慨从戎而又久戍思归，奋勇杀敌而又悲愤不平的复杂心情。这当中包括了诗人自身的遭遇，所以真切感人。不过，岑参较多的是写诗人自我，而高适较多的是写他人，如“故老”、“戍卒”等。
一般地说，在描写边塞战争、反映边塞战争中的矛盾方面，高适诗在题材的广泛、思想的高度上超过了岑参而在描写边塞风光等方面，岑参是超过了高适。高适虽也有《营州歌》、《部落曲》等，描写了边塞居民的独特风习和骠悍性格，在这点上略高于岑参，同时在《燕歌行》等诗中也描写了边庭的雄浑、苍茫景象。但是，总的来说，他不及岑参。
第一，岑参诗中描写边塞生活的题材广泛而丰富，不但描绘了终年积雪的天山，烈焰张空的“火山”，神奇莫测的热诲，无边无际的沙碛，铺天盖地的大雪，内陆罕见的狂风、酷寒等等，而且描写了边境民族优美动人的音乐、舞蹈，汉族与兄弟民族之间友好亲善的关系等等，大大丰富和开阔了边塞诗的题材领域。
其次，岑参诗中对于边塞风光等的描写，内容集中，篇幅甚大，不像高适诗中往往是分散的、少量的、短小的。岑参诗像《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下称《白雪歌》)《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下称《天山雪歌》)、《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下称《热海行》)、《火山云歌送别》《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铤歌》等，都是以主要笔墨写边塞风光、音乐舞蹈等。
第三，岑参诗中描绘了边塞瑰奇壮丽的景象，出色地再现了边塞景色的奇美，表现了前人很少表现的境界，达到了前人很少达到的水平。以描写火山为例，鲍照《代苦热行》中关于“火山赫南威”的描写，纯属想象之词，形象并不鲜明；岑参《火山云歌送别》虽然也是写的想象中火山，但由于诗人身历其境，而后展开丰富的想象，写得那样逼真、鲜明、瑰美，使人不由得要惊叹于大自然的雄奇壮丽。在开拓盛唐边塞诗的境界方面，岑参的贡献也是杰出的。
除了边塞诗以外，高、岑诗中思想性较强的是伤时、忧民之作。
在这些作品中，诗人程度不同地揭露了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揭露了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民族矛盾所造成的社会动乱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人民疾苦的关怀和同情。高适前期的作品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十、《东平路中遇大水》以及《苦雨寄房四昆季》等，真实反映了“开元盛世”中广大农民在赋税、徭役和自然灾害的重压之下，终年劳苦，贫无斗储，水旱交加，颗粒无收，逃亡他乡，颠沛流离的种种不幸遭遇，揭示了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对立。诗人不仅同情农民，而且提出了一些减轻对农民剥削、压迫的措施。他希望“圣主”免收遭灾的农民的田租。在《过卢明府有赠》等诗中，他要求地方官做“良吏”，不要骚扰人民，要让人民休养生息，使“时平”、“岁熟”，“奸猾”匿迹，“逃亡归种田”，农民“无徭役牵”。在盛唐诗人中，能为农民讲话的。首先要推高适。田园诗人孟浩然、储光羲等人笔下的农民生活和农村现实，多少是经过美化了的。岑参前期诗作对民生疾苦几乎没有反映，但后期在这方面有所增强；相形之下，高适后期反不及岑参。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后，岑参在《刘相公中书江山画障》中对宰相刘晏恳求说：“请君为苍生，未可追赤松”，显示了他对“苍生”的关怀；在《过梁州奉赠张尚书大夫公》中赞颂梁州节度使张献诚安定百姓，恢复生产的“德政”；在《客舍悲秋有怀两省旧游呈幕中诸公》诗里，他更说：“莫言圣主常不用，其奈苍生应未休！”不过，他对苍生只是一般的关心，不像高适那样有具体的反映，更没有提出减轻民生疾苦的具体措施，他所关心和同情的主要是动乱之中人民的灾难，高适则主要是关怀同情盛世之中农民的疾苦。
在反映当时的社会动乱方面，高、岑都描写了“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赞颂了镇压“安史之乱”的将领，抨击了那些不图报国、扰害百姓的官兵，表示了自己平定叛乱的决心。高适《酬裴员外以诗代书》以自己逃难途中所见“城池何萧条，邑屋更崩摧。纵横荆棘丛，但见乱砾堆。行人无血色，战骨多青苔”，真实描写了“安史之乱”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同时也揭露了那些败军散卒杀人掠物的行径：“归军剧风火，散卒争椎埋。一夕渔洛空，生灵悲曝腮。”岑参《行军诗二首》则根据传闻，揭露了敌人的凶残，“昨闻成阳败，杀戮尽如扫。积尸若丘山，流血涨沣镐。干戈碍乡国，豺狼满城堡。村落皆无人，萧条空桑枣。”又在《潼关镇国军句覆使院早春寄王同州》诗中，对“不见征战功，但闻歌吹暄”的“诸将”，表示了极大愤慨。他们自己都决心“剪鲸鲵”、“射狂胡”；并在诗中对出师平乱的将领如贺兰进明(高适《酬河南节度贺兰大夫见赠之作》)、郭英义(岑参《虢中酬陕西甄判官》等，加以勉励和赞扬。作为谏官的岑参，因未能亲赴前线而悲愤满腔：“儒生有长策，无处豁怀抱！”(《行军诗二首》)作为方镇大员的高适，也感到愧愤不安；“感时常激动”、“愧无戡难策”。(《酬河南节度贺兰大夫见赠之作》)对这次动乱的原因，岑诗没有作明确解释，高适《登酉丈峰二首》则以“晋武轻后事，惠王终已昏”两句，一针见血地指出“安史之乱”的根源是唐玄宗信用外戚杨国忠等人。这种识见，在当时来说是卓越的。
对于“安史之乱”以后的社会情况，高适诗中无所反映，岑参诗中叙写了吐蕃入侵以及军阀混乱所造成的悲惨现实。在描写吐蕃入侵以后梁州地区的凄凉情景时，他写道：“羌虏昔未平，华阳积僵尸。人烟绝墟落。鬼火依城池。巴汉空水流，褒斜惟鸟飞。”(《过梁州泰赠张尚书大夫公》)《阻戎沪间群》揭露了在军阀混战中亡命之徒“杀人无昏晓，尸积填江湾”以致“三江行人绝，万里无征船。”《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并为杜元帅判官》表示了对军阀割剧的反对，隐含忧虑之情。
必须指出的是，岑参后期诗中昂扬奋发的气势虽然减弱了，但总的说来诗歌的思想性是增强了。这不但从他的忧民、伤时之作中，而且从他《送狄员外巡按西山军》这首后期仅有的边塞诗中，可以得到证明。那种认为岑参后期诗思想性减弱了的说法，是没有足够根据的。
高、岑诗中数量比较多的是咏怀诗。这些诗，抒写了诗人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积极进取的精神，以及因抱负难展而产生的惆怅心情。高适前期诗作如《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酬庞十兵曹》等，咏写“永愿拯刍荛，孰云甘鼎镬”以及“许国”、“成名”的志向，即通过科举中第，谋取官职，施展报国、安民的抱负。岑参诗没有像高适诗这样直陈其志的，但后期诗作《过粱州奉赠张尚书大夫公》、《刘相公中书江山画障》等，也曲折地写了他“承家令名扬，许国苦节施”以及“为苍生”的抱负。当通过仕宦以建功立业的愿望受挫时，他们在出塞之后。在边塞诗中抒写了“报国”、“安边”、“封侯”的情怀。当抱负难展之时，他们诗中又都抒写了地位卑下、怀才不遇、功业无成的惆怅和愤慨在这种诗中，高适说过要归隐渔樵，岑参讲过要返回山林，不过，他们没有真“出世”，当他们这样说时，往往是失意和愤懑夹杂在一起的，思想斗争的结果，总是以“入世”而告终。
高、岑的咏怀诗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充满着积极进取精神，不但在仕途顺畅之时如此，在仕途不畅之时，他们也“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高适《塞上》)，“时命难自知，功业岂暂忘”(岑参《陪狄员外早秋登府楼因呈院中诸公》)。二是能推己及人，悲人自悲，勉人自勉，襟怀豁达，高适《别董大二首》、岑参《送王大昌龄赴江宁》等诗都可以看出这个特点。三是他们一般都没有把自己和他人的仕途坎坷、抱负难酬，归之于命运和鬼神，而是归之于“当途者”。在高适前期的作品中，《同颜六少府旅官秋中之作》指出：“不是鬼神无正直，从来州县有瑕疵。”《效古赠崔二》等诗更以鲜明的对比，揭示“当途者”与“枯槁士”之间的严重对立，从而显示“枯槁士”的不幸是“当途者”的腐败。岑参早年虽在《感旧赋》中说过“蹇而无成，岂命之过欤”，但在诗中，特别是后期的诗中，却只是说：“何负当途人，无心矜窘厄。”(《西蜀旅舍春叹寄朝中故人呈狄评事》)《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觐省》更把“儒生”“行路难”即仕宦难的原因，归结为“长安多权贵”。
表现在高、岑诗中的这种建功立业思想和积极进取精神，是高尚和庸俗的结合。他们真诚地渴望“许国”、“安人”、“报国”、“安边”，并为之而奋斗。尽管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唐王朝的地主阶级政权，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这对于国家和人民是有益的，对于社会发展也是有益的，表现了处于上升时期地主阶级的奋发进取精神。但是，他们又往往把“许国”、“安人”与个人的“成名”、“封侯”纠缠在一起，自觉不自觉地把个人的功名利禄放在突出的地位，作为衡量“遇”与“不遇”的重要标准，有时甚至淹没了“国”与“民”，这是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如果由于这种庸俗成份的存在，而否定其高尚的一面，就像某些评论所说“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完全是唱高调。说假话，那是片面的。至于像高适《塞下曲》中“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虽有志得意满、讥刺“文士”的庸俗习气，说不上什么“英雄的姿态”，但所讲的也是当时的一种现实，在当时，即使是伟大的诗人如李白、杜甫，也未能摆脱庸庸俗的习气，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中不也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如果只批判高、岑咏怀诗中的庸俗成份而看不到其高尚的一面，那就很难解释这类诗中也散发出现实性和人民性光彩的原因了。
高、岑还曾写过一些咏史诗、咏物诗和山水诗。高适的《辟阳城》、《同观陈十六史兴碑》、《宋中十首》等，或讥刺统治者的荒淫无耻，或抒写政治抱负和怀才不遇之感，悲歌慷慨，寓意鲜明，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岑参咏史，数量不多，在蜀中写的《先主武侯庙》等，感叹际遇，缅怀先贤，寄寓比较含蓄，现实性不及高适强。岑参的咏物诗写得比高适多而好。《范公丛竹歌》、《优钵罗花歌》、《精卫》、《卫节度赤骠马歌》等，或借物赞人，或写物咏怀，形象生动，含意深邃。高适的《同鲜于洛阳于毕员外宅观画马歌》等，也是颇具特色的咏物诗。岑参的山水诗，成就是杰出的，为高适所望尘奠及。比起王维、孟浩然等人，岑参能在传统的山水诗的意境之外，另辟蹊径，描写奇景，创造奇境，突出表现了祖国山川的雄奇瑰丽。除了描写边塞的山川以外，他的《与高适薛据受慈恩寺浮图》、《早上五盘岭》、《赴犍为经龙阁道》、《江上阻风雨》等，描绘了秦中和蜀中山水的奇丽雄峻，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不但开拓了山水诗的境界，而且激起人们对祖国山川的喜爱之情。特别是他入蜀以后的山水诗，成就更为突出。而一般文学史对岑参后期的山水诗，缺乏应有的重视。
以上对高、岑诗的思想内容的同异，作了简单的分析。不难看出，除了别的特点以外，从高、岑一生创作的发展趋势看，高适诗前期思想性较强，后期思想性明显减弱；岑参诗前期思想性较弱，中期有所增强，后期显著地增强。相形之下，在作品的思想性和内容的广泛性方面，高诗前期超过岑诗的前期和中期，岑诗后期超过高诗后期。
二、高、岑诗在艺术上之异同
在艺术上，高、岑诗既有重要的相同之处，又有重要的区别。悲壮，是他们共同具有的艺术风格。正如严羽《沧浪诗话》指出的：“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令人感慨”。艺术风格上的这种相同之处，是使得他们构成同一个艺术流派的主要原因。但是，早在高、岑生前，杜甫就曾分别指出：高适“方驾曹、刘不啻过”(《奉寄高常侍》)，以曹植、刘桢比拟高适；而岑参“谢朓每篇堪讽诵”(《寄岑嘉州》)，以谢朓比方岑参。同时，杜甫提到高适是“呜呼壮士多慷慨”(《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讲到岑参则是“岑参兄弟皆好奇”(《渼陂行》)。可见杜甫是注意到了他们虽都是“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但彼此间诗风又是有所不同的。与高、岑同时的殷瑶，在《河岳英灵集》里也分别指出：“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这种差异，大致如清代王士祯指出的：“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刘大勤《师友诗传续录》引)高、岑诗艺术风格上的这种同异，体现在他们创造形象，抒发感情，反映现实时对于表现手法、语言和体裁的运用等方面。
高、岑诗中，主要是塑造了诗人“自我”以及边防将士、失意文人的形象，此外还描绘了边境少数民族的风貌。高适诗中所描写的边防将士，重点是戍卒和中下级军官；他所描写的主将，有些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如信安王李祎、哥舒翰等，但前期诗中的主将，有的也不是或不完全是正面形象，如《燕歌行》里的将军。岑参诗中所描写的边防将士，重点是写主将的正面形象。岑参的描写，着力于表现将士立功报国的昂扬、乐观的英雄气概；而高适的描写，在表现将士慷慨报国的豪迈气势的同时，还表现了哀怨不平的深沉心境。另外，岑参诗中对边塞山川风物的奇丽景象的描绘，是高适诗中所少见的。高、岑就是通过对这些形象的鲜明的创造，反映广阔而丰富的现实生活，抒写复杂而深刻的思想感情的。
在塑造形象时，高、岑都善于调动多种艺术手法。首先是对传统的“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往往是“赋”与“比”、“兴”相结合，有时以“赋”为主，间以“比”、“兴”，有时以“比”、“兴”为主，结合用“赋”。高适《燕歌行》铺叙“征戍之事”，结尾“至今犹忆李将军”，以古之李牧喻良将，是“赋”中有“比”。《同鲜于洛阳于毕员外宅观画马歌》以“知君爱鸣琴，仍好千里马”起“兴”，中间铺叙“画马”的神骏，末尾以骏马喻良才，是“比”为主而与“赋”、“兴”相结合。岑参《轮台歌》以“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起“兴”，而'镌头(胡星)落”预示敌人必败，所以开始是“兴而比”；接着铺陈出师西征情况；这诗是“赋”、“比”、“兴”的结合。《白雪歌》是“赋”体，但中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用“比”，则是“赋”中有“比”。至于他们的一些咏史、咏物之作，主要是“比”、“兴”为主，结合用“赋”，咏古抒怀，托物言志。
其次，高、岑都善于运用对比、映衬、夸张、想象等手法以突出形象的鲜明和感情的强烈。高适《燕歌行》“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以鲜明的对比，突出反映了边将骄奢淫逸，不惜士卒、战士流血牺牲，遭遇不幸，揭示了边将与战士之间的尖锐对立，悲壮沉郁。诗中前段写战士慷慨应征，反衬后段的久戍之苦，突出了讥刺边将不惜士卒这个主题。岑参《卫节度赤骠马歌》中，用“枥上看时独意气，众中牵出偏雄豪。骑将猎向南山口，城南狐兔不复有。草头一点疾如飞，却使苍鹰翻向后。”写赤骠马，以众马来衬托赤骠马的“雄豪”，以“狐兔不复有”、“苍鹰翻向后”来衬托赤骠马的神速。全诗又以赤骠马的神骏来衬托“卫节度”的“富贵”“称意”。如果说在高适诗中往往用对比、映衬来表现深沉悲壮的思想感情，那么在岑参诗中则往往用对比、映衬来表现雄放高亢的气概。
在运用夸张、想象等手法时，一般说来，高适是以“常”感人，即通过合乎常情常理的夸张、想象来感动读者；岑参是以“奇”慑人，即通过大胆的想象，超出常情的夸张来刺激读者。同是写慈恩寺塔的高峻，高适是“青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同诸公登慈恩寺浮图》)，岑参是“四角碍自日，七层摩苍穹”(《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在夸张的程度、想象的奇特方面，高适不及岑参，高适诗中运用夸张、想象也不及岑参普遍。高适代表作如《燕歌行》、《塞上》、《蓟门行五首》、《效古赠崔二》、《东平路中遇大水》、《封丘作》等，几乎都是不用或很少用夸张、想象等手法；岑参代表作如《轮台歌》、《走马川行》、《白雪歌》等，几乎是无一不用夸张、想象等手法，《火山云歌送别》想象那所谓的“火山”烈焰张空的景象，夸张地描写“火山”的威势：“飞鸟千里不敢来。”《热海行》根据传说，想象“热海水如煮”的奇景，写热海之“热”，用“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想象与夸张结合。像这样奇特的想象和夸张，在高适诗中几乎是找不到的。高适《塞下曲》是其诗中想象、夸张比较突出的一首，诗中“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日轮驻霜戈，月魄悬琱弓”，不可谓不雄奇，但比起岑参来，总似稍逊一筹；何况这样的例子，在高适诗里又几乎是仅见的。
再次，高、岑又都善于叙述和描写。他们都善于通过动作、神态、心境、语言、环境、细节的描写，刻画形象，抒发感情。高适《送别》诗：“昨夜离心正都陶，三更白露西风高。萤飞木落何淅沥，此时梦见西归客。曙钟寥亮三四声，东邻嘶马使人惊。揽衣出户一相送，唯见归云纵复横”。“白露西风”，“萤飞木落”，所见所闻，离人不眠可知；“曙钟寥亮”，“嘶马”惊人，所闻所感，别之深可见；“揽衣”相送，“唯见归云”，动作、神态、景色之中，无非离绪。岑参《火出云歌送别》：“火出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平明乍逐胡风断，薄暮浑随塞雨回。缭绕斜吞铁关树，氛氲半掩交河戍。迢迢征路火山东，山上孤云随马去。”前八句极写“火山”之威势，绝口不言“别”字，末二句点明主题后，始觉前八句极写“火山”之“火云”，句句都暗含别情在内。这两首诗，体裁相同，主题相似，也都是通过环境、细节等的描写来抒发别情。但高诗着力写主观感受，直抒胸臆；岑诗着力于客观描写，寓情于景。这是他们在抒隋手法上的重要区别之一。高适往往爱夹叙夹议，写景之作，也不免要发议论；岑参善于描形状物，议论文字中，也含有描绘成分。同是写金城登楼所见，高适《金城北楼》：“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垂竿已羡磻溪老，体道犹思塞上翁。为问边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无穷。”前四句写景，“胜画中”、“声若箭”从视觉和听觉的感受写，后四句抒怀，含有强烈的议论色彩。岑参《题金城临河驿楼》：“古戍依重险，高楼见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庭树巢鹦鹉，园花隐麝香。忽如江浦上，忆作捕鱼郎。”前六句写景，主要是客观描写，主观色彩不浓，喜爱之情主要由景色的动人中显示出来，末二句抒怀。此外，在写景抒情时，岑参善于在对景物的大肆渲染之后，忽落一笔，点醒中心，善于在对景物的某种色彩大肆渲染之后，忽用另一种色彩，进行映衬，这种“点染”、着色的方法，文字不多，全局皆活。是高适所不及的。《天山雪歌》共十六句，十二句写天山之雪的皎洁、寒冷，结尾四句转入送别正题，末两句“雪中何以赠别君？惟有青青松树枝”，以“青青松树枝”与“天山雪”相映衬，“青”、白交辉，分外可爱，又以“天山雪”之严寒映衬“松树枝”之常青，突出别情之深厚、持久，但毫无伤感之意。《白雪歌》于“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白雪之中，忽着一面“红旗”，“红旗”、“白雪”辉映，奇丽动人，生意盎然。由此亦可见岑诗构思之奇妙。
第四，高、岑的诗歌语言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清代黄子云《野鸿诗的》指出：“高、岑、王(维)三家，均能刻意炼句，又不伤大雅，可谓文质彬彬。”一般说来，高、岑都注意语言的锤炼，既不粗制滥造，枯燥干瘪，又不雕琢纤弱，诘屈聱牙。他们的诗歌语言是自然优美而又刚健有力的。但是，高诗尚质，“多胸臆语”，不尚藻饰，言词端直，感情深厚，以醇厚自然感人；岑诗尚巧，多奇语，刻意造奇，文字奇峭，色彩鲜明，以新奇俊逸动人。高诗多“情语”、“理语”，间或用典；岑诗多“景语”，用典不及高适之多而明。高适“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邯郸少年行》)与岑参“不知心事向谁论，江上蝉鸣空满耳” (《客舍悲秋有怀两省旧游呈幕中诸公》)，同是感叹不遇知己，一作情语，用典；一作景语，不用典。同是描写马，高适是“马行不动势若来，权奇蹴踏无尘埃”(《画马篇》)，岑参是“扬鞭骤急白汗流，弄影行骄碧蹄碎”(《卫节度赤骠马歌》)。都是写得栩栩如生，但高诗由马的动态写其神，从容自得；岑诗既写马之动态，又写其形，色彩鲜明，气宇不凡。“高、岑并工起语”(胡应麟《诗薮》)，又妙于结语。但高适“云纪轩皇代，星高太白年”(《信安王幕府涛》)，“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燕歌行》)，“将军族贵兵且强，汉家已是浑耶王”(《送浑将军出塞》)等，起句雄浑，“倚剑欲谁语，关河空郁纡”(《塞上》)，“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人日寄杜二拾遣》)，“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燕歌行》)等，结语深沉；岑参“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官”(《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走马川行》)，“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白雪歌》)等，起得雄奇，“借问使乎何时来？莫作东飞伯劳西飞燕”(《青门歌送东台张判官》)“迢迢征路火山东，山上孤云随马去”，“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热海行》)等，结句峭逸。高、岑在诗句的锤炼方面，情况是比较复杂的，这里只是因其“异”略举一二例而己。在词的运用方面，高适诗中不大用“花”，更没有出现过“梨花”这个词，岑参诗中大量用“花”，多次出现过“梨花”。岑诗中多次出现过的“花飞”这种词组，在高适诗中几乎找不到。高适诗中提到“感激”的不少于十次，如“常怀感激心”(《塞上》)，“感激与谁论”(《酬司空一少府》)，“感激建安时”(《宋中别周梁李三子》)，“平生怀感激”(《宋中送族姪式颜》)，“感激对孤琴”(《赠别沈四逸人》)，“感激投知音”(《别耿都尉》)，“感激多愠见”(《酬别薛三蔡四留简韩十四主簿》)，“茂宰多感激”(《送虞城刘明府谒魏郡苗太守》)，“遂令感激士”(《李云南征蛮诗》)，“以兹感激辞旧游”(《邯郸少年行》)，“立谈多感激”(《饯宋八充彭中丞判官之岭南》)等。这些“感激”用法虽有别，但都是“胸臆语”。岑参诗中几乎不用“感激”一词。明代田艺衡《留青日札》指出：岑嘉州“严滩一点舟中月”(《送李明府赴睦州便拜觐太夫人》)，“草头一点疾如飞”(《卫节度赤骠马歌》)，“西看一点是关楼”(《五月四日送王少府归华阴》)，月、马、楼，“皆谓之'一点’，甚奇”。此外像《武威送刘单判官》中“塞驿远如点”、《入蒲关先寄秦中故人》中“秦山数点似青黛”等也“甚奇”。在高适诗中，这是找不到的。这些例子，可说明高、岑诗歌语言上的不同。
第五，在诗歌的体裁方面，高、岑是各体兼长，尤工七古(包括七言歌行)。“唐七古歌行……高、岑、王(维)、李(颀)，音节鲜明，情致委折，浓纤修短，得衷合度……”(胡应麟《诗薮》)。高、岑的七古，克服了初唐纤弱诗风，建立了气势奔放的风格。在句式、用韵等方面，都发展了初唐体制，并加以创造。他们的七古，打破了“初唐四句一转韵，转必蝉联双承而下”的程式，而能“变化错综”。(清代叶爕《原诗》）他们又都在“每段顿挫处略作对偶，于局势散漫中求整饬”(清代沈德潜《说诗啐语》)，避免了歌行原有的“极散漫纵横”(胡应辚《诗薮》)的弱点。这就使得他们的七古，于奔放流走之中，显出严谨整饬，脉络分明。从他们的七古代表作来看，高的数量不及岑多；岑诗较奔放，高诗较严整。
试将岑之《走马川行》与高之《燕歌行》作一比较，便可见其异同。此外，在利用并发展乐府旧题的同时，高、岑又都能自创新题；但高适对旧题的利用较多，岑参自创新题较多。 高、岑诗不仅在艺术风格上同而又异，在创作方法上也是同而又异，但创作方法上的差异更为显著一些。这就是说，高适诗中并非没有浪漫主义气息，《塞下曲》等的浪漫主义气息还是相当浓厚的，但总的说来现实主义倾向较强；岑参诗中也并非没有现实主义的作品，《行军诗二首》等也是现实主义的佳作，但总的说来浪漫主义色彩较强烈。高适往往从典型环境和具体事件的叙写之中，反映现实生活，抒发慷慨之气，笔调严谨，语言端直。岑参往往以丰富奇特的想象，出入意表的夸张，热情奔放的语言，创造一种瑰丽神奇的境界，抒写奇情。
高适《燕歌行》叙写了一场失败的边塞战争，揭示了战争的背景、形势，两军交战的情况，战争失败的原因和后果，提出了解决边塞战争的主张，集中反映了唐代对外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了诗人对“征戍之事”的“感”。诗中对战争过程的记叙，环境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客观真实，深切感人，具有普遍意义。诗中没有奇特的想象、夸张等，甚至在细节方面，也注意到事件的真实性。如写行军路线，“拟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也是以真实情况为基础的。
岑参《走马川行》写的是一次出师西征，诗中不是着意写事，而是着力写情，一开始就夸张地写狂风夜吼、飞沙走石的艰苦环境，衬托唐军将士的豪迈精神；接着点明匈奴入侵，大将出师，极写风雪严寒，突出英雄气概；最后写幕中草檄，想象与夸张结合，由敌人的“胆慑”，反衬唐军的威势，抒发胜利豪情，出人意表。全诗“奇才奇气，服发泉涌”(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浪漫主义气息浓烈。不过，《走马川行》还不能说是纯粹的浪漫主义作品，而《热海行》写传说中的“热海”的奇境，《火山云歌送别》把现实生活中的一座山峰描写成热焰张空的“火山”，《精卫》写神话中的“帝女”，才是道地的浪漫主义诗作，是高适诗中所没有的。
三、高、岑诗异同的形成原因
高、岑诗的“同”和“异”，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高、岑都生活在唐王朝由强盛走向衰败的时代。在“开元盛世”中，政治较安定，经济较繁荣，国力较强大，仕途较通畅，这些现象曾经激起多少人建功立业的热情，使得他们自信、自负和自励，以治国安民，安边定远自许。频繁的对外战争，边将的迅速升迁，诱惹着一些“本自重横行”(高适《燕歌行》)的“男儿”，在不能或不想由正常的仕宦途径谋取功名、施展报负之时，转而从戎入幕，以立功边庭。但唐王朝在强盛的帷幕之下，潜伏着经济的、政治的危机，府兵制、均田制和租庸调法遭到破坏，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统治集团日益腐败堕落，政治黑暗面目益扩大，人民生活日益痛苦，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尖锐，这一切又使有志之士失望、不平，有识之士不安。“安史之乱”以后的衰败与“盛世”的强烈对比，更使他们感到了炙肤之痛。现实社会的这种深刻影响，是形成其诗风异同的时代因素。
高、岑都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本人社会地位比较低下。高适的祖父高儡(侃)，高宗朝名将，官至安东都护，封平原郡开国公。父亲高从文。位终韶州长史。岑参的曾祖岑文本，“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旧唐书·岑文本传》)。伯祖岑长倩，也以文墨致位文昌右相，天授二年(691)因皇嗣问题拂逆了诸武意志而被诛，五个儿子同被“赐死”。伯父岑羲，先后任中宗、睿宗、玄宗朝宰相，“兄弟子侄在清要者数十人”(《新唐书·岑羲传》)。可是岑羲因参与太平公主不利于玄宗的阴谋活动，失败被诛，籍没其家，家族“流离，江山放逐……或投于黑齿之野，或窜于文身之俗”。岑家因此一蹶不振。岑参的父亲岑植，位终晋州刺史。高、岑家世都有一段“光荣的过去”。但岑参引以为荣的“国家六叶、吾门三相”(见《感旧赋》)的历史，他所难以忘却的伯祖、伯父家的灾难，却是高适所无的；而这种令人难忘的过去，在少年时代的岑参心灵中就种下了报国立功、光宗耀祖和祸福无常、仕途叵测的复杂的思想种子。高、岑的出身和社会地位．是形成其诗风异同的阶级基础。
在生活经历方面，高、岑也有不少相似和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早岁孤贫。岑参大约在十岁时，父亲就去世。高适在二十岁以前，父亲也去世了。高适“洛阳无负郭”(《别韦参军》)；岑参虽也“无负郭之数亩”，但却“有嵩阳之一丘”(《感旧赋》)，境遇较高适稍好。他们都长期的功名无成。高适从“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别韦参军》)，到四十八岁解褐封丘尉，近三十年的功名蹭蹬，客居梁、宋，务农为生。岑参从“二十献书阙下”（《惑旧赋》)，到天宝三载(744)进士高第，十载蹉跎，往返京、洛之间，隐于嵩阳等处，与社会的接触不够广泛。高适不遇的时间比岑参长，生活状况比岑参差，与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下层的接触却比岑参广泛深入。他们都曾沉沦下僚。高适做了近三年的县尉；岑参做了近五年的小京官，地位比高适略高。他们都曾多次出塞。高适两至蓟门，一至河西，时间近六年，两上蓟门都是在不得意的时候。岑参先至安西，后至北庭，时间约五年，都是在入幕之时。岑参没有到过东北边境，高适没有到过安西、北庭。他们都在“安史之乱”中得到迅速的升迁，但高适很快做到淮南节度使，而岑参做的是右补阙。他们都直言敢谏，卷入了反对李辅国等权幸的斗争，斗争结果又都遭到了贬官。高适当时的处境比岑参危险，但贬谪却不太重；岑参的贬谪比较重。他们都曾晚年入蜀。高适由彭、蜀二州刺史升剑南节度使，最后返回朝中，官至常侍而卒；岑参寄人幕下，官至嘉州刺史，罢官难归，客死成都。个人经历的这些同异，是形成其诗风异同的生活基础。
在思想、政治主张和抱负等方面，高、岑之间，也是有异有同。他们的思想体系基本是儒家的。在治国安民上，他们都具有“仁政”色彩。高适前期就明确提出了“许国”“成名”，“永愿拯刍荛”等观点，并提出了具体措施；岑参后期才有了比较明确的主张，但并无多少具体措施。在安边定远上，他们实际上都具有“攮夷”的思想。高适有一套主张，对不合其主张的就有所批评、揭露；岑参却没有具体的说法。在儒家思想之外，他们还都受到其他思想的影响。高适一生“喜言王霸大略”(《旧唐书·高适传》)，“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塞上》)，具有较强的法家和游侠思想。天宝初，刘长卿见到高适时，“晚节逢君趣道深，结茅裁树近东林”(《秋夜有怀高三十五兼呈空上人》)。可见在多年坎坷之后，高适又接受了佛教的影响。后期甚至接受了佛教灌顶受戒仪式，产生了“何必了吾身，然后知所退”(《登广陵栖灵寺塔》)的消极思想。但总的说来，用世精神比较突出。岑参“早岁爱丹经，留心向青囊”(《上嘉州青衣山中峰题惠净上人幽居寄兵部杨郎中》)，晚年“久欲谢微禄，誓将归大乘”(《寄青城龙溪奂道人》)，受佛、老出世思想的影响比高适多些。
在个性方面，高、岑也有明显的区别。高适“弱冠负高节”(《鲁郡途中遇徐十八录事》)，“少时方浩荡，遇物犹尘埃。脱略身外事，交游天下才”(《酬裴员外以诗代书》)。用《河岳英灵集》的话说，就是“性拓落，不拘小节”。杜甫在《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中也说他“多慷慨”。岑参“性本爱鱼鸟”(《虢州郡斋南池幽兴因与阎二侍御道别》)，“平生好疏旷”(《郡斋闲坐》)，杜甫在《渼阪行》中说他“好奇”。
在文学修养、主张和渊源等方面，高、岑之间也是有同有异的。他们都受到当时“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谈者所耻”(梁肃《侍御史摄御史中丞赠尚书户部侍郎李公墓铭》)的风气的影响，早年即学习诗文，但岑参“能自砥砺，遍览史籍”(杜确《岑嘉州诗集序》)，是高适所不及的。他们的文学主张，从片言只语中也可看出一些。他们都推崇“诗”、“骚”，推重建安和六朝诗人。高适说：“永怀掩风骚”(《同观陈十六史兴碑》)，“纵横建安作”(《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逸气刘公干(桢)，玄青向子期(秀)”(《奉赠睢阳路太守见赠之作》)，“京洛多知已，谁能忆左思”(《宋中别周梁李三子》)，“作赋同元(袁)淑，能诗匪仲宣(王粲)”(《信安王幕府诗》)。岑参说：“如逢祢处士(衡)，似见鲍参军(照)”(《送弘文李校书往汉南拜亲》)，“清词出应（旸)、徐(干)”(《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得君江湖诗，骨气凌谢公(灵运)”(《敬酬杜华淇上见赠兼呈熊耀》)。高适诗中既称“雄词”，又称“清词”，但“雄词豁东溟”(《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阴亭》)，“雄词冠当世”(《赠别王十七管记》)，比“清词焕春丛”(《酬秘书弟兼寄幕下诸公》)，“故人清词合风骚”(《同河南李少尹毕员外宅夜饮时洛阳告捷遂作春酒歌》)的评价似稍高一些。岑参诗中多次提到“清词”，只有一次提到“雄辞健笔皆若飞”(《送魏升卿擢弟归东器因怀魏校书陆浑乔潭》)，所以杜
甫也说他“属辞尚清”(《岑嘉州诗集序》)。对于文学的作用，高适曾说“因睹歌颂作，始知经济心”(《同房侍御山园新亭与邢判官同游》)，“作歌乃彰善，比物仍恶讦”(《同观陈十六史兴碑》)，他把诗歌作为表达经时济世之心的手段，既重视其“彰善”，又重视其“恶讦”的作用。岑参虽无明确的说法，但从其“高歌披心胸”(《送祁乐归河东》)，“哀歌泣良图”(《行军诗二首》)一类句子看，他是把诗歌作为抒情的手段。根据他们对前代文学和文学家的评论，他们都是在“诗”、“骚”传统的哺育之下，渊源于建安文学和六朝文学。高适受到《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建安文学的“风骨”的影响较大，所以杜甫说他“方驾曹(植)、刘(桢)不啻过”。他虽然自比左思，但主要是咏史诗相近；与其认为高适源出左太冲，还不如说他渊源于建安文学。岑参受到《离骚》的浪漫主义传统以及鲍照、“二谢”的影响较大，不过鲍照的边塞从戍之作与曹植、陈琳也是一脉相承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建安文学对于岑参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
由上看来，形成高、岑诗风和创作方法异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时代的、阶级的、政治的和文学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时代和阶级地位的相同，是形成其“同”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更直接地影响到他们之间同而又异的，是他们特有的、彼此之间同而又异的生活经历，思想抱负、创作实践等因素。他们都曾有长期出塞从戎的经历，“一窥塞垣，说尽戎旅”(借用《河岳英灵集》评崔颢语)，这是形成其诗风悲壮的重要原因之一，使得他们有别于杜甫，也有别于出塞时间不长的王维。在他们之间，生活经历、思想发展既有重要的相似之处，又有重要的区别，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也就显示出同和异。他们都有渴望建功立业而又长期不遇的经历，因而感慨不遇，咏叹壮志难展，成为他们诗歌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是形成其悲壮风格的另一种重要原因。高适前期不得志，与社会现实的接触比较广泛深入，加之自己的政治和文学主张以及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诗歌的思想性较强，闪发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后期仕宦渐渐得意起来，随着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他与社会的接触不够广泛深入了，加上佛教影响的增强，诗歌的思想性显著减弱，甚至连蜀中之乱、吐蕃入侵这样重大的社会事件，他在诗中也无所反映。与此同时，诗歌的风格也变得悲凉起来，《人日寄杜二拾遗》便是例证。岑参前期也不得意，与高适比，他跟自然接触较多，而接触社会不够广泛深入，诗歌描写自然的较多，反映现实的相当少，思想性不够强。“安史之乱”以后，他的社会地位虽也上升了，但仕途不如高适得志，他做过虢州长史、嘉州刺史等地方官，最后罢官，滞留蜀中而死。这时，他与社会现实接触比较广泛深入了，因而能由自身的不幸而想到人民的不幸。加上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的影响，他诗中的思想性和现实性显著地增强了；诗风也由出塞时期的雄放高昂变得悲壮慷慨起来。他们都曾出塞。高适是在失意的情况下初出蓟门，与战士、中下级军官接触较多，因而形成了他当时对唐玄宗的对外战争的一系列看法，提出了批评和揭露；岑参是作为高仙芝、封常清的幕僚出塞的，与上层接触较多，与下层接触较少．因而主要是站在主将的立场上来歌颂他们所进行的战争。假如高适初出塞垣时的情况与岑参相似，可能他的批评、揭露也会化为颂扬、支持了，至少批评、揭露程度会减轻不少；这从他后来参加河西、陇右哥舒翰幕府时诗歌创作的情况，可以得到证明。
生活经历对诗作的影响是重要的，思想、抱负等对诗作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有时甚至起决定作用。例如，高适不但在仕途顺畅时歌颂过对外战争，而且在仕途不畅时对信安王李祎的北伐、田仁琬等的西征以及杨国忠等的南侵等都曾歌颂过；而后者就主要是受到了他的守边的主张以及寻觅“知己”的思想的影响。有人认为边塞诗人仕途顺畅时就歌颂战争，仕途不畅时就批评战争。这种说法，至少对于高适是不能成立的。再如岑参后期对“兵马守西山”的批评，也是出于他的政治主张。此外，由于个性的不同，也影响到高、岑的诗风和创作方法。同是写秦中山水，“多慷慨”的高适《同诸公登慈恩寺浮图》，与“好奇”的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的表现手法、语言风格等颇不相同。这是个性影响到创作的一个例子。因此，即使高适到过安西、北庭，他恐怕也未必能写出岑参“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那种奇境来。同样，即使岑参到过蓟北，他恐怕也未必能写出高适“大漠穷秋塞草腓”那样雄浑的境界来。
至于文学本身的因素，更是重要的。高适诗直抒胸臆，固然需要以高度的文学修养为基础；岑参诗借景抒情，刻意造奇，更需要以高度的文学修养为基础。在文学修养方面，岑参青年时期“遍览经史”，优于高适，而高适“交游天下才”，生活阅历比岑参要丰富一些。这种差别，反映到他们的创作中来，使得岑诗更具有文采而不及高诗深厚。从文学渊源来说，他们实际上都受到“诗”、“骚”、建安文学和南北朝文学的程度不同的影响，因而他们的诗中才显出了“同”。但《诗经》和建安文学对于高适的影响比较明显，因而他的诗风质厚而慷慨多气，创作方法倾向于现实主义；岑参的一些诗接近于“骚”，显示出《离骚》浪漫主义传统的影响。岑参的山水诗上承“二谢”，边塞诗继承鲍照。“大谢山水游览之作，极为巉峭可喜。巉峭则可矫平熟，巉峭却失深厚”(清代施补华《岘庸说诗》)。鲍照“即景命词，必钩深索异，不欲犹人”(清代陈柞明《采菽堂古诗选》)。“明远独俊逸，又时出奇警。”(近代丁福保《八代诗菁华录笺注》)岑参诗中的奇、俊、逸、峭以及“失深厚”，显然都分别受到二谢和鲍照的影响。可见文学渊源的异同也影响到高、岑诗风和创作方法的异同。从文学主张来说，高、岑之间也有同有异，当然也影响到他们的诗歌创作，使得高诗重“气骨”，而岑诗尚“清”“切”，高诗较为重视对现实的反映，而岑诗较为重视对情感的抒发。当然，文学因素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例如诗歌本身的发展规律、当时诗坛和整个文学界的实际等，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略举一二，说明而已。
文/肖旭